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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鳴電閃

    以下內容摘錄


    作者:閆海育


    目錄


    序:歷史記憶的星空和中國敘事 張銳鋒

     

    第一章  龍游淺水

    一  遠逝的帆影

    二  陰郁的甲午

    三  雄起的水雷

    四  蔚藍的航行

    第二章  國之重器

    一  重工業砝碼

    二  戰爭啟示錄

    三  “鼎”立兵工

    四  “一五”藍圖

    五  選址籌建

    六  赴蘇實習

    第三章  不鳴則已

    一  解放前的太原往事

    二  把工廠規劃在飛機跑道上

    三  向中央并毛主席報告建廠工作

    四  新中國第一批水雷的誕生

    五  國家驗收遭遇兩廠合并

    第四章  一鳴驚人

    一  向國防現代化進軍

    二  無私的援外

    三  顯赫的戰功

    四  “三線”情懷

    五  榮膺全國大慶式企業

    第五章  高路入云

    一  軍民結合淺嘗輒止

    二  改革開放初期實施保軍轉民

    三  船舶工業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急先鋒

    四  引進德國西門子發電機

    五  雷鳴電閃

     

    附錄:工廠簡史 /145

    后記:重新發現身邊的力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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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記憶的星空和中國敘事

     

    張銳鋒

    陌生的詞,熟悉的詞,從前的、現在的詞,以及更多的、讓我們充滿了復雜感情的詞……從已經忘記了的源頭,從滾滾波濤上漂浮過來,和那些似乎模糊了的記憶發生碰撞,發出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聲與超聲聯合控制引信、非觸發錨雷、超聲接收器、磷酸二氫銨單晶、陶瓷片靈敏元件、電磁式靈敏繼電器、施密特觸發器、雷錠、馬氏錨自動定深機構……和鄭和船隊、甲午海戰、抗日戰爭、中蘇談判、蘇聯專家、高層決策、朝鮮戰爭、文革風暴、軍代表、核武器試爆、中蘇珍寶島戰爭、中越戰爭、普通工人、經濟轉型……一起裹挾著一個個時代,撲面而來。從長江到海洋,從封鎖布雷到二戰海戰,從中國到歐美,從解放戰爭中的小艦船到中國的第一艘航母遼寧艦……一個巨大的時空穿越,一個個歷史事件的立體重現,一個個歷史人物群像拔地而起,時間和空間被長長的文字鎖定,歷史從記憶中一次次復活,一部工廠史,混雜著血淚和汗水,在紙面上揮灑,在靈魂里橫流,在星空中輝映,在土地上滲透,在今天和未來奔騰。

    巨大的編織機,將歷史記憶的經緯線牢牢結合在一起,形成寬幅長錦,不可思議的花紋,難以想象的圖案,復雜而神秘的、上下勾連、多種元素和各種色彩交替出現的歷史迷局,匯集在了同一片云彩里。似乎一切都過去了,但又好像還在廣袤的天空停留著。它在夜晚閃光,在白日淡淡地飄浮,悠閑,自在,遙遠,占有了不可企及的高度,仿佛覆蓋了地上的一切,卻仍然給我們預留了可以觀賞和體會其魅力的光芒。閆海育是一位詩人,每天在語詞的大海中打撈那唯一的一個詞的時候,有著滄海釣者的鎮定自若,但在這部工廠史詩中,卻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有著一副觀察者的面孔,面對歷史各種事件的驚人敏感,和梳理資料的足夠耐力以及洞察秋毫的明亮目光。他所擁有的能力,不是被動地等待,而是不斷搜尋,警覺地注視著前面的蛛絲馬跡,在史海的驚濤駭浪中暢游,劈開一層層迷霧,將電閃雷鳴中一道閃電緊緊抓住,點亮歷史的星空,讓我們看見一件件消失了的往事之間,竟然有著如此密切的關聯。那么繁雜的背景墻上,那么迷亂的影子,竟然是清晰可信的一個個真實的投射。

    中國從來都是熱愛歷史的國度,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有著汗牛充棟、煙波浩渺的歷史典籍,將我們過去的事情記錄下來。從遠古時代的《春秋》、《史記》、《國語》以及現代史學家們不斷刷新的近現代史,一直到幾十年前的往事,仍然在新的史料中一點點呈現自己的模糊面容。記憶是如此寶貴,以致于它可能決定著未來的方向。它是信息的存儲器,也是意義和價值的重要依據。一個民族有著自己的記憶,它讓我們可以尋找過去的蹤跡,獲知那些漸漸銷匿在遠處的腳印里還遺留著怎樣的信息。這些腳印從來不是沒有意義的,它有著我們的體重和來時的路。它即使在不可回望的遠處,仍然是有著獨特的生命的,對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依然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和作用。我曾偶然看到一則科學報道,談的是關于大象的故事。在非洲廣闊的曠野上,大象穿過森林和草原的時候,都會留下碩大的、有時超過三十厘米的腳印。當雨水注滿這些腳印的時候,就會形成一個個小生境,至少六十多種小生物在其中營造了自己的家園,它在幾個物種生命周期的食物鏈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深沉的腳印,在非洲的生態系統中可能具有非凡的意義,生物多樣性的水平和大自然的平衡,有賴于一個個體重巨大的生物的腳印。這好像是一個關于歷史的寓言。歷史就是一頭有著巨大體重的一直行進的大象,它穿越一個個人類事件,它的腳印看起來已經凝固在時間深處的叢林里,但它深沉的腳印,仍然不斷孕育著生機。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是這些歷史腳印里的寄居物。我們不僅生活于現在,還在波瀾壯闊的詭譎生活中,不斷接受往日一個個事實的滋養。

    閆海育所描繪的歷史,是一段不為我們所知的歷史,它不屬于大眾,卻與大眾的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工廠懷著深厚的感情,有著探尋自己所處的工廠的過去的強烈欲望,用自己掌握的豐富史料試圖還原一個變化莫測的時空。工廠是一個由建筑、機器、技術和人構成的空間存在,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它與追隨大自然四季變化的被動的農耕時代劃開了界限。它的產品是冰冷的,然而人卻將自己的溫暖生命灌注到了其中。重要的是,這個工廠的發育和成長,是與冷酷的戰爭相聯系的——它的產品是用于戰爭的水雷。這樣的產品不是直接通往生活的應用,而是用于國家層面的戰略和可能戰爭的未雨綢繆。一樣用于否定生命的冷酷制造物,為什么人們卻肯于付出自己最美好的時光,甚至更為寶貴的生命代價?閆海育從近現代歷史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追求做了深入的分析,也從那些殘酷的往事所富含的海量信息中尋找原因……這里既有人類的悲劇,也有民族的不幸遭遇。既有歷史的波詭云譎,也有積貧積弱的生存困境。既有來自高層的謀略考量,也有現實的不可忽視的危機感。國家、人民、工廠、政治、歷史和眾多個體,原因推動著原因,事實推動著事實,一切是活躍的和充溢著生命情感的,形勢的彼此交織,波濤的交互疊加,海洋和河流上的漂浮物和隨時引發的爆炸,構成了歷史和現實的復雜境況。水雷這一人類的創造物,創造和毀滅竟然集于一身,它幾乎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隱喻,帶出了一個矛盾重重、泥沙俱下、不可預期的紛紜世界。

    從這部長達幾十萬字的紀實文學作品中,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歷史圖景,也可以看到雷鳴電閃的云隙中透露出來的星光。在和平年代,這一軍工廠開始轉產,更多地和我們的生活聯系起來,轟隆隆的機器轟鳴,裹挾著生活的喧囂,帶給我們未來的希望。冰冷中有著生活的無限熱力,殘酷中混合著命運的巨大溫暖,歷史的種種疑問需要歷史來解答,現實生活中包含著歷史的源泉,而最終的答案可能深含在我們的人性中。閆海育是一個對大量歷史信息有著強大處理能力的織造師,他對紛亂事實的條分縷析和精心重構,已經植入了他的思考和情感。事實上,真實的織造品早已被歷史的織錦機編排停當,并一直保持著高傲的沉默。它的不朽的圖案,仍然迷霧重重。一部工廠史,僅僅是將一個個未解的懸念引向深處,即便如此,它所露出的冰山一角,已經十分壯觀,令人嘆為觀止。重要的是,歷史不是供我們觀賞,而是供我們思考——從這些歷史線索的復雜編織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個力圖捍衛自我尊嚴、創造未來的精神,看到幾代人以艱苦卓越的犧牲所追求的中國夢,更可以看到曲折的歷史所隱含的未來啟示錄。

     

    張銳鋒: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山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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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龍游淺水

     

    這是一個春寒料峭的時節。

    全國人民還沉浸在新中國成立后第四個春節的喜慶氛圍中。長江艦、洛陽艦緊急奉命從上海吳淞港出發,上溯長江,經三天三夜全速航行,沿途頂風冒雪,穿越迷蒙航道,于大年初四凌晨停靠在漢口江漢關碼頭。關樓上的大鐘悠遠洪亮地響徹了武漢三鎮。

     

    一  遠逝的帆影

    ——兼致中國大航海時代

     

    早在十五世紀初,中國已經擁有一支世界頂尖級的艦隊。當然,那時還沒有艦艇的叫法,艦隊還只能稱為船隊。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這支船隊在“三寶太監”鄭和統率下,七次縱橫大海遠渡重洋,遍歷東南亞及南亞,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及紅海沿岸,開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航海時代。

    明代時,中國以文萊為界,將文萊以西的地區統稱為西洋,以東的地區統稱為東洋。鄭和出使的國家主要在當時的西洋范圍內,所以這段歷史被后世譽為“鄭和下西洋”。

    《明史·鄭和傳》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這段文字精練地記述了鄭和第一次率領船隊出使西洋的使命、規模、歷程、所作所為以及影響力。

    先考察一下文中所述大船,即后人稱之為寶船的體圍: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因為明代的度量衡標準與現如今有些差異,我們只能約摸其長一百四十米、寬六十米,甲板面積應該和一個足球場大小差不多。另有資料描述寶船的形狀:底尖上闊,首昂艉高,船分四層,高大如樓,船上聳立九根桅桿,懸掛十二張船帆。如此體勢,無疑算得上是一件龐然大物。僅此一件,船隊就夠威夠武了。這只船隊竟然擁有這樣的巨無霸六十二件。太恐怖了吧。假使我搖一葉扁舟出海,遠遠地遇見,設想現實中的場景,無異于一只螞蟻遇上集群的坦克。

    鄭和船隊每次遠航,都滿載瓷器、絲綢、麝香、鐵器、金銀幣等各色寶物,按現在的說法,絕對叫“炫富”。如此招搖,不是想讓人搶嗎?但你得有搶的本事。浩浩蕩蕩一支大船隊,在闊綽的海面鋪展開來,涵蓋寶船、馬船、糧船、水船、坐船、戰船等種類,“晝行認旗幟,夜行認燈籠,務在前后相繼,左右相挽,不致疏虞,如遇敢有故縱,違誤軍情,因而僨事者,即時梟首示眾”,并有“大銅鑼四十面,小鑼一百面,大更鼓十面,小鼓四十面”用于傳遞聲音信號,形成嚴密的航行指揮系統,足可以稱得上是一支規格齊整的艦船編隊。

    船上人員包括正使、副使、監乘、少監、內使、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旗校、勇士、力士、軍力、余丁、火長、舵工、班碇手、水手、民梢、鐵錨、木操、搭材、陰陽、鴻臚寺序班、教諭、通事、買辦、書算手、舍人、醫士等,決策、指揮、航海、軍事、外事、后勤等職責分工一應俱全。

    至于船上的武器裝備,大約有火銃、火炮、火箭、弩箭、噴筒、大刀、長矛、鉤鐮、標槍等,據說還有一種“賽星飛”,是世界兵器史上關于水雷的雛形的記載。這個名詞出現在明朝人羅懋登以題二南里人之名寫成的《三寶太監西洋記》第六十回《兵過溜山大葛蘭 兵過柯枝小葛蘭》:“到了明日,劉將軍出陣,兵分三隊:前面兩隊,都是火炮、火銃、火箭之類;后一隊,一人手里一條賽星飛。怎么叫做賽星飛?原來是個一條鞭的樣子,約有八尺多長,中有八節,能收能放,可卷可舒,中間都是火藥,都是鉛彈子,隨手一伸,其火自出,疾如流星,故此叫做賽星飛。”“又是一聲喇叭響,第二隊火炮、火銃、火箭又是一齊連放。象還不退。又是一聲喇叭響,第三隊賽星飛一齊連發,星流煙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

    可惜這本書只是一本神魔小說,不能當成歷史來看待。書中大膽設想了鄭和船隊的航行隊形:“每日行船,以四帥字號船為中軍帳;以寶船三十二只為中軍營,環繞帳外;以坐船三百號,分前后左右四營環繞中軍營外。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前哨,出前營之前,以馬船一百號實其后,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開去,如鳥舒左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列到左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號副于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開去,如鳥舒右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到右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于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后哨,留后分二隊,如燕尾形;馬船一百號當其當;以糧船六十號從左哨頭起,斜曳收到后哨頭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于中,以糧船六十叼從右哨頭起,斜曳收到后哨頭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于中。”有人據此畫出一個“貴”字形編隊示意圖。這當然不是真實的,粗略加一下船的數量,便可看出其中破綻。但我們依然可以藉此考量這支船隊的功能何其完善,規模何等龐大,遠洋航海與作戰能力令當時世界其他所有國家只能望其項背。

    當今海軍水面作戰艦艇,以排水量大小分類,五百噸以上為艦,五百噸以下為艇。這種分類不包括水下的潛艇。潛艇無論排水量多大,都稱為艇。因為對于潛艇而言,排水量是可以調節的,當排水量小于艇重時潛艇下沉,而排水量大于艇重時潛艇就會上浮。

    專家們對鄭和寶船的排水量估算眾說紛紜,小則三千噸,大則兩萬余噸。無論哪種計算方法,寶船都毋庸置疑稱得上是“艦”。鄭和下西洋肩負著政治與軍事交互的任務,一是因為明成祖朱棣懷疑前任皇帝、自己的侄兒明惠帝朱允炆,并沒有死于南京城宮中那場熊熊的大火,而是逃至海外藏了起來,“欲蹤跡之”;二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通曉阿拉伯語,曾以通譯番書身份參加鄭和船隊第四、六、七次遠航的馬歡,在遠航之時,不忘記述自己的行程見聞,編為《瀛涯勝覽》,其中記錄了第四次下西洋的人數,總人數27670名,僅軍士就占了26800人。可見,船上人員幾乎清一色軍人出身,船隊也采用了軍隊編制。名為船隊,實際上已經成為一支名副其實的艦隊。

    以這樣一支氣勢恢宏、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船隊出征,再帶多少寶物,都無需擔心被搶。安全問題自然有十足的把握。寶物就是誘餌,不怕你動心思,就怕你不動心思。一般海盜看到如此震撼的陣容,基本上都會避而遠之,都明白“勿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好比狼的門前走過一只恐龍,如果僥幸撕了這一票,足夠狼及其子子孫孫享受好幾輩子榮華富貴,但這種可能微乎其微,狼一時心熱沖動的結果,肯定是雞蛋碰在石頭上……

    嘿嘿,狼里還真有膽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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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隊第一次出訪,航行了兩年零三個月。所到之國,宣讀詔書,封官進爵,賞賜金錢,幾乎都是鶯歌燕語。只在回航途中,發生了一段海盜搶劫的小插曲。海盜搶劫不成,反而讓鄭和使了一招順手牽羊。對于這一份歷史功績,《明史·鄭和傳》如是記載:“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眾,擒祖義,獻俘,戮于都市。”

    陳祖義原本是中國廣東潮州人,洪武年間逃至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舊港(今巨港市),集結海盜,漸成首領,一擁萬應,盤踞馬六甲海峽十多年,氣焰極其囂張,劫掠船只,滋擾航線,使海運商道遭受破壞,成為朝廷的心頭大患。明太祖曾懸賞五十萬兩白銀,明成祖將賞金高增至七百五十萬兩,而當時明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白銀一千一百萬兩,也就是說,明成祖寧可舍棄整個朝廷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也要換取陳祖義的一顆人頭。可想如此天價,背后隱忍的是多么巨大的仇恨。恨之入骨,絕不為過。

    再回頭看一看鄭和,第一次受皇帝欽點率領浩蕩船隊劈波斬浪,春風得意,一帆風順,雖說諸國臣服,但是沒有找見朱允炆的蹤跡,還是留下了一點遺憾。回航路過舊港,心想如果能夠順道招撫陳祖義,也算是為朝廷立得大功一件。明知陳祖義生性驕橫跋扈、桀驁不馴,這事辦起來有點難度,鄭和還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派出使臣去與陳祖義商談。沒料想陳祖義竟然爽快地答應了,這與他平日行徑大不相符。畢竟是擁有嘍羅上萬、戰船上百的世界最大海盜集團,即便他不應允,鄭和也不敢對他輕易出兵。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得講究因果與機緣,成功來得太容易時,背后往往藏著大危機。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是詐降,陳祖義卻非要把三寶太監當成傻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鄭和索性將計就計,既然你假意投誠,我也假裝不知,設下圈套只等陳祖義來鉆,客場作戰瞬間轉變為有利于自己的主場。也怪陳祖義太貪婪太大意,眼睛里充斥著黃金白銀、珠光寶氣,完全忽視了鄭和船隊的戰斗力,陰謀偷襲搶奪寶物沒有得手,反而使自己用風浪嘯聚的當時世界最大規模海盜集團走向了整體覆滅的不歸路。

    此役,鄭和船隊一舉誅殺海盜五千余人,燒船十艘,繳船七艘,并生擒陳祖義,押回中國梟首示眾。“帝大悅,爵賞有差”暫且按下不表,最值得記頌的是,周邊國家和群眾都認為替他們出了一口大惡氣,明朝廷的滿意度以及鄭和的人氣指數全線飄紅。按照鄭和《通番事跡碑》的說法:“海道由是清寧,番人賴以安業。”

    鄭和下西洋首戰全勝,啃的是最難啃的硬骨頭,不僅為沿海眾生帶來福祉,而且彰顯了船隊威名。即便如此,仍然有財迷心竅不思悔改者,險些喪了卿家性命。

    一年后,鄭和船隊第二次出訪,第二次到達錫蘭山(今斯里蘭卡),照例攜帶金銀供器、織金纻絲寶幡、香爐、花瓶、燈燭等,對當地一些佛寺進行隆重布施。期間,被迫打了一場海陸聯合的自衛反擊戰。還是翻開《明史·鄭和傳》:“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眾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于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阯(今越南北部)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詟,來者日多。”這個亞烈苦柰兒雖然身為一國之主,卻實在沒有一國之主的胸懷與才俊。貪欲與海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海盜明著搶,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亞烈苦柰兒則是連騙帶搶,哄騙不成就強搶,在江湖上留下了“屢次邀劫往來使臣”“貪暴不睦鄰”的壞名聲。

    鄭和第一次來訪時,亞烈苦柰兒沒有背后下黑手,原因不得而知。也許當時沒來得及想好搶奪的計謀,也許是想先以示好的假象蒙騙鄭和,放長線釣大魚。“人心為物欲所蔽,失其靈明,如聾盲之不辨聲色,非其本性使然。”人一旦被物欲迷蔽,智商很容易掉落至谷底。亞烈苦柰兒太垂涎鄭和船隊運載的那些金光燦燦的寶物,以至于暈頭轉向竟然忘記了陳祖義不久前遭遇的那場敗局,又一次動用自己極其老套的下三濫搶劫手法,先虛情假意邀請鄭和以及隨從上岸到驛館歇息,再唆使兒子納顏前往強索錢財。鄭和豈是被嚇大的?沒有點膽略,明成祖怎么可能派他率領團隊遠航諸蕃?亞烈苦柰兒應該想到了這一點,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實他早已在港口布下五萬伏兵,就等著鄭和斷然拒絕,給自己的卑劣行為尋找一個體面的借口。在對鄭和實施扣押的同時,一聲令下發動伏兵突襲船隊。或許他覺得,中斷了鄭和與船隊的聯絡,船隊一定會亂作一團。強搶就這樣開始了。但他真的有點太低估鄭和的本事。扣押根本束縛不了鄭和的手腳。鄭和臨危不亂,覺察出其城內空虛,迅疾指揮上岸的兩千余名精銳將士絕地反擊,攻入亞烈苦柰兒的王城,率先在陸地戰場實現“擒賊先擒王”。海面之上,離開首席指揮官的船隊照樣能夠從容作戰,中國老祖宗發明的火藥配上各種火器絕不是吃素的。亞烈苦柰兒偷雞不成蝕把米,不僅派襲港口的大批人馬未取勝算,而且老巢也讓人家輕而易舉一鍋端了,敗得實在夠慘烈。

    一介小小錫蘭山的國王,機關算盡太聰明,欺負周鄰小邦尚可,怎么可能是大明帝國的對手?當鄭和將其隨船押解至中國時,他一定想起了陳祖義,除了命歸西天,已經不再有別的奢望。但此時,明成祖必須擺出大國姿態,國王與海盜不可等同視之,“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赍印誥,封為王,其舊王亦遣歸。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王遂屢入貢。”此事件被記錄在《明史·外國七·錫蘭山》中。雖然眾大臣都覺得亞烈苦柰兒罪不可恕,但明成祖還是饒他不死,讓他親身體驗大明的繁榮與強大,直至心服口服。命可饒,國可回,任憑他感動得稀里嘩啦,卻堅決不能再讓他這樣沒素質的人當國王了。經禮部考察干部,明朝廷任命邪把乃那成為新的錫蘭山國王。

    由于明王朝對海外諸蕃實行厚予薄取的朝貢制度,各國國王紛紛以稀世珍寶、名貴藥材、珍禽異獸進行貢獻,一些國家還自愿成為中國的屬國,使明朝增加了許多不征之地。以德服人,堪為典范。

    遙想鄭和往昔,船隊連年出使,無可匹敵。據統計,1420年時,明王朝共擁有各類船只三千八百余艘,其中二百五十余艘是遠洋寶船。鄭和下西洋所率領的船只,不過是冰山一角。以明王朝當時的海上力量,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甚至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聯合組成一支海軍艦隊,也不敢向中國發動一場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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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和航海二十八年的壯舉無疑是一段傳奇,但這二十八年在歷史長河中又顯得過于短暫。由于明王朝北伐和遷都耗費巨大,以致國庫空虛,中國遠洋航海活動在經歷了極度輝煌之后戛然而止。

    此后八十七年,即1492年,哥倫布第一次啟航橫渡大西洋,僅率領船只三艘,船員八十七人,最大的帆船不過長約三十五米,船上聳立三根桅桿,排水量一百噸左右。最終,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1497年,達·伽馬受葡萄牙國王派遣,率領四船一百四十多名水手,開拓了歐洲至印度新航路。

    1519年,麥哲倫率領五船二百余人進行環球探險。返航時僅剩余一船十八名船員,麥哲倫本人因遭遇土著毒箭射殺,在菲律賓群島客死他鄉。

    比較而言,鄭和船隊第一次遠航率領各類船只二百零八艘、各類人員兩萬七千八百余名,如此超級豪華的陣容,想必會讓這些后輩著名航海家們羨慕嫉妒死。

    中國遠古就有并木成筏、刳木為舟的歷史。春秋戰國時期,吳、越、齊、楚等國已有舟師,可以算是中國古代海軍的雛形。宋元時期,指南針、火藥作為重要發明,首先應用于中國的航海事業與軍事戰爭,而且冶鐵技術的進步促使造船業蓬勃發展。明朝初年,中國的木帆船制造能力繼續得以強盛。英國人李約瑟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也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曾寫道:“中國的海上艦隊,在公元一一○○年到一四五○年之間,肯定是世界上最偉大的。”

    鄭和船隊的帆影消逝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十六世紀海上霸主。這個時期,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門的居留權,開始與中國商貿互利,而且一住就是將近四百五十年。十七世紀初,荷蘭與英國躍居新的海上霸主。荷蘭人也想從中國分得一杯美羹,于是率領艦隊攻打澳門,結果沒能拼過葡萄牙人和明朝海軍的聯合抗擊,只好轉舵執行第二方案,放棄澳門,侵占臺灣。荷蘭人篤定要來中國。開戰前,荷蘭艦隊司令曾傳諭官兵:“為了取得在華貿易,我們有必要借上帝的幫助占領澳門,或者在最合適的地方,如廣州或漳州建立一個堡壘,在那里保持一個駐地,以便在中國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艦隊。”

    中國海上優勢的廢弛,表面起于明朝國力衰微,其實根本在于實施禁海政策,或者說是通過非正常手段,對原本應該正常發展的自由貿易進行了扼制,甚至扼殺。

    禁海,看似穩固了國防,實則違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規律。因為禁海,一些自由通商者無奈變成了海盜;又因為海盜,朝廷必須實行更加嚴厲的禁海措施。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就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海盜首領之一,因為政府無力剿滅,只好將其冊封為“海上游擊”,大約相當于海軍少將軍銜。一則鄭芝龍樂意使自己的海盜身份轉換為政府官員,子孫后代也將隨之入朝為官,家族從此變得風光體面;二則朝廷也樂得去除一塊極不安定的心病,多制發幾頂官帽算得了啥,與之畫等號的是,一個非常強硬的對抗陣營立馬被拉攏過來,為我所用,而且還可以用其犧牲,再去對抗其他的對抗陣營,何樂而不為?兩好合一好,雖然各自心懷鬼胎,但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拉鉤上吊,擊掌為盟,相視呵呵一笑,仇怨一筆勾銷。就像《水滸傳》里的梁山招安。

    當滿清入關,明朝覆亡,鄭芝龍又一次摧眉折腰歸附于新的朝廷,被清軍挾持至北京。鄭成功則據守金門、廈門堅持抗清。十余年抗爭,北伐無望,鄭成功遂集聚兵力從荷蘭人手中奪回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士家眷”。臺灣收復后,跟隨鄭成功東渡的數萬名士兵及其眷屬大部分投入屯墾,“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使臺灣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出現了“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嘉木陰森,屋宇完結,不減內地村落”的安居樂業繁榮景象。由此可見,鄭成功作為民族英雄,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也是一位值得稱道的經濟學家。可惜鄭成功身處亂世,開發一片沃土己屬不易,我們不能再奢望他承繼鄭和輝煌,再次開啟中國的大航海時代。

    為了防范鄭成功勢力反清復明,切斷沿海居民與臺灣島上的來往,順治皇帝嚴令“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并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強行內遷,公告膽敢出海者,均以通敵罪論處。這樣做,既能現時警戒島上探子混充百姓從事間諜或策反活動,也深藏了以時間這把鈍器消磨斗志、不戰而勝的長遠謀略。負耒以耕久了,必失荷戈以戰的心力。果不其然,當鄭成功去世,隨鄭成功出生入死的長子鄭經也相繼去世后,康熙皇帝派施瑯率領清軍攻占澎湖列島,鄭成功的小兒子鄭克塽年僅十二歲,以不傷鄭家一人、不傷百官將士一人、不傷臺灣庶民一個的“三不傷”請求遞交降表。鄭氏臺灣不戰而降。此時,康熙皇帝才下令開放海禁,在廣東廣州、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蘇云臺山(在今連云港附近)四個地方開設通商口岸,使海外貿易得以恢復。然而好景不長,乾隆皇帝在巡幸江南的過程中對洋人產生極度厭惡,并將責任歸咎于通商,下令關停福建、浙江、江蘇三處口岸,只剩下廣州一個外事交流的窗口,而且限定洋商買賣只能通過“洋行”辦理。限制洋人的初衷,最終演變為閉關鎖國的禁錮。

    反觀歐洲,十六世紀,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紀,自然科學得到快速發展,荷蘭的夾板快船及其紅夷大炮已經超過了中國的木帆戰船及其火力配置;十八世紀,歐洲各國陸續開始工業革命,特別是蒸汽機應用于船舶動力,使中國的木帆船更顯落后。美國人費正清、賴肖爾在《傳統與變革》一書中說:“在一個商船可載千噸的時代,中國海軍船艦卻仍舊很小——大約載重三百噸,長一百英尺,船上有一百人和六門大炮。它們沒有能力保衛中國,抵御十九世紀西方的海軍。”中國與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之后,林則徐、魏源曾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制炮、造船,加強海防,卻被當朝統治者斥為一派胡言。結果,在對方堅船利炮的脅迫下,清政府先后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浦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逐漸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市場和原料榨取基地。

    法國人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華人》中記錄了鄭和苦口婆心說服明仁宗朱高熾保留寶船隊時的諫言:“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洋……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古代泛指東南亞),華夏危矣。”然而,鄭和畢竟只是鄭和,他根本無力改變一個王朝的頹勢。

    梁啟超著《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說:“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并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后,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后,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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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陰郁的甲午

    ——近代中國海軍之興與衰

     

    鴉片戰爭前后,中國還沒有近代工業。林則徐被稱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僅完成了虎門銷煙壯舉,而且主張研究西方國家,學其優而用之,請人翻譯英國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主持輯成《四洲志》。林則徐遭貶謫途經鎮江時,專門拜會他的好友魏源,將所有資料贈予魏源,囑其完成未竟事業。魏源以此書為藍本,進一步搜集資料、豐富內容,形成著作《海國圖志》,并在原序中坦言:“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可惜這種思想沒有得到當朝統治者的認可與施行。

    1861年秋冬之交,湘軍鎮壓太平軍攻陷安慶,所兩江總督曾國藩率先創辦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軍工企業——安慶內軍械所。為什么要在名稱中加一個“內”字?內,自然是內部的意思。一是資金來源由湘軍內部自理,不給政府增添負擔;二是所生產的產品僅供給湘軍內部使用,不對政府形成威脅;三是“全用漢人、未雇洋將”,堅決與外國勢力撇清關系,無與洋人勾結之嫌疑。正是在這里,徐壽、華蘅芳等設計建造了我國第一艘木殼蒸汽機輪船“黃鵠”號,引起朝廷重視。

    1866年6月25日,閩浙總督左宗棠上奏:“我國三面臨海,各國火輪兵船直達津沽,藩籬幾同虛設,商務減色,漕運艱難,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為功。”“西洋各國向以船炮稱雄”,“若縱橫海上,彼有輪船,我尚無之,形無與格,勢無與禁,將若之何!”并直陳:“借不如雇,雇不如買,買不如造”,“雇募僅濟一時,自造實無窮之利”,“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此奏得到洋務派最高代表人物、時任首席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恭親王奕訢的熱情支持。之后,清政府陸續創辦了近代官辦船舶工業的“四局二塢”。四局是指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左宗棠在馬尾創辦的福建船政局、崇厚在天津創辦的天津軍火機器局、瑞麟在廣州創辦的廣東機器局;二塢是指以修理大型艦艇為主的旅順船塢和以修理中、小型艦艇為主的大沽船塢。

    由于陜甘一帶爆發回民起義,左宗棠被調任陜甘總督,赴任之前極力舉薦沈葆楨主理福建船政。沈葆楨的母親是林則徐的妹妹,妻子是林則徐的次女。沈葆楨接任后,在第一份《船政任事日期折》中即表明觀點:“船廠根本,在于學堂。”因此,營建馬尾造船廠同時,也在福州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求是堂藝局。

    1867年,求是堂藝局由福州搬遷至馬尾,更名為船政學堂。學堂分前、后兩個學堂。前學堂培養造船人才,主攻法語,專習制造。后學堂培養航海人才,主攻英語,專習駕駛,設置有駕駛、管輪兩個專業,由清政府聘任英國海軍軍官擔任教官。此外,開設藝圃,即學徒班,招收半工半讀的藝徒,“日入廠學工作,夜歸圃讀洋書”,優秀藝徒可以選送至前學堂進修。1913年,前學堂改稱福州制造學校(也稱海軍制造學校),后學堂改稱福州海軍學校,藝圃改稱福州海軍藝術學校。1918年,在藝術學校甲乙兩班的基礎上,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培養飛機和潛艇制造人才的飛潛學校。

    船政學堂的辦學,經歷了清末至民國初年的飄搖動蕩歲月,共培養歷屆畢業生629名。嚴復是后學堂駕駛班第一屆學員。北洋水師主要將領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葉祖珪、林永升、方伯謙等均和嚴復同班同學;薩鎮冰是他們的學弟,駕駛班第二屆學員。詹天佑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回國,被派往船政學堂補習,成為后學堂駕駛班第八屆學員,上船實習兩年后,又回到后學堂當老師。前學堂比較著名的人物主要有魏瀚、陳季同。

    船政學堂非常重視派遣畢業生赴國外再學習與深造,以期縮小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辦學期間,陸續選派二百四十一名留學生到英國、法國、美國、比利時、德國、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八個國家的軍艦、工廠或學校學習,占舊中國所派留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研修專業包括駕駛、輪機、造船、法律、路橋、槍炮、魚水雷、飛潛、彈藥、無線電、海測、冶煉、礦務、天文等,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海軍骨干、科技人才和社會精英。

    恩格斯在1860年11月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撰寫《海軍》一文時說:“海軍——一個國君或國家擁有的軍艦的總稱。”“現代海軍的軍艦分為不同的等級,從第一級起到第六級止。但因為這些等級可以任意更改,所以最好還是用普通的方法來給軍艦分類,即把它們分為:戰列艦、巡航艦、輕巡航艦、兩桅橫帆船、縱帆船等等。”可以這樣理解,作為一支近代海軍,不僅要注重軍艦的數量和質量,還必須建立統一的組織和指揮系統,把這些不同等級的艦船有效組合起來,形成戰斗力。

    1874年11月,奕訢等人奏請籌議海防。福建巡撫丁日昌建議設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聯為一氣”的防護體系。歷經十年慘淡經營,三洋水師初告建成,其中北洋水師擁有艦船十四艘,歸屬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統領;南洋水師擁有艦船十八艘,歸屬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統領;福建水師是在福建船政局基礎上組建的,共有各類艦船十一艘,由福建船政大臣統轄。

    三洋水師建立,雖然在艦船總量上達到一定規模,但由于清政府高層派系林立,力量獨立分散,缺乏相互應援,在當時還很難成為一支真正的海軍。而且不幸的是,福建水師在不久之后爆發的中法戰爭馬江戰役中幾乎全軍覆沒。三足初鼎,速斷其一,中國海防剛見雛形便遭受重創元氣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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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江慘敗,促使朝廷終于認識到火燒眉毛的緊迫性,不得不趕緊以渤海為屏障,拱衛京畿。至少是出于皇族自身安危的考慮吧,清政府開始不惜血本建設強大的海軍。1885年10月,清政府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成立,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慶郡王奕劻、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1888年10月,以慈禧核準海軍衙門頒行《北洋海軍章程》為標志,北洋水師正式編制為北洋海軍。

    此時,北洋海軍已經擁有各類艦船二十五艘,包括新購進的“定遠”“鎮遠”兩艘德國制造的重型鐵甲艦,整體實力位居世界各國海軍前列。有人說世界第四,也有人說世界第六,但在亞洲無可否認地排名第一。同時,李鴻章主持在旅順、威海建立海軍基地,成為當時遠東地區最強大、最先進的海軍港口。

    如果照這種勢頭繼續發展十年,北洋海軍的崛起,可能會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然而,不到兩年時間,這個建設強大海軍的計劃便告夭折。或許是馬江之痛,還不足以痛及內心。

    梁啟超在《瓜分危言》中記述:“當海軍初興,未及兩年,而頤和園之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為海軍捐者,實則皆頤和園工程捐也。吾嘗游頤和園,見其門柵內外,皆大張海軍衙門告示,同游之人竊竊焉驚訝之,謂此內務府所管,與海軍何與?而豈知其為經費之所以出也!”北京頤和園萬壽山下那艘雄渾精美卻無法行駛的石舫,是否可以引為對這次挪用海軍款項建設游園的歷史嘲諷?

    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也曾在《翁文恭公日記》中記述:“慶邸晤樸庵,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渤海,壽山換灤陽也。”慶邸是奕劻,樸庵是奕譞,這兩個人分別是執掌海軍衙門的二把手和一把手。二把手去找一把手,如此慎重,自然不是閑聊。后兩句聽上去有點像暗語,外人聽不大明白,言語雙方卻是心知肚明。他倆所談昆明、壽山分別指代頤和園內的昆明湖、萬壽山,渤海即指北洋海軍,灤陽是指熱河承德。“以昆明易渤海,壽山換灤陽”,就是挪借北洋海軍的經費去建設昆明湖,并在萬壽山修建類似承德避暑山莊那樣的行宮別院。分明是掛著羊頭賣狗肉,他們卻希望海軍將士能夠體諒經費被挪作他用的苦衷,但誰又能否認這種挪借行為不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呢?

    新任海軍首領奕譞似乎也想為海軍辦點實事,選擇在頤和園昆明湖西岸建立京師昆明湖水師學堂,但僅招收八旗權貴子弟,培養了一屆駕駛班三十六名學員,便告夭折。是為了掩人耳目,遮蔽海軍籌款之真相嗎?有人懷疑他創辦這個短命學堂的初衷,不過是想借此機會修復園內已經破損的殿宇亭臺、橋榭樓閣,以一座湖光山色、風景如畫的海軍學堂來博取慈禧太后的歡心。如果將此事與之后發生的“以昆明易渤海,壽山換灤陽”事件聯系起來,就不難看出他巴結逢迎的本來用心。其實是有些欲蓋彌彰了。

    還是拿頤和園中的石舫來說事。頤和園原本叫清漪園,是乾隆年間的建筑。咸豐主政時,英法聯軍闖入北京,火燒了包括圓明園、清漪園、萬壽山、香山等在內的京西皇家三山五園。石舫的船體因為用石頭制成而得以幸存,但艙樓已被焚毀。光緒年間,慈禧將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1893年石舫重建,按照慈禧的意思,將舫上原有中式艙樓改為西洋風格,取河清海晏之意,命名清晏舫,成為慈禧休閑觀景和舉辦宴席等活動的一處重要場所。

    頤和園大修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的獻禮工程,銀子當然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銷。而由于經費支絀,北洋海軍卻無法增添新的戰艦。實際操持北洋海軍,但在海軍衙門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的李鴻章,在1892年8月16日致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的信函中曾感嘆:“北洋全系海面,海軍規模雖云初具,而就現有船炮而論,擬之西國全軍之式,亦僅可云半支。若論擴充,密察目前情形,恐亦非十年內所能辦到。”

    “半支海軍”的說法出自李鴻章之口,言之有據,絕非虛詞。這個時候,與中國一海相隔的日本在想著什么、做著什么呢?

    沒有人想到,身處彈丸小島的日本竟然在尋找機會欲與號稱大清的中國海軍進行一場血戰。

    更沒有人想到,這一場血戰的結果竟然是將掛著龍旗的北洋海軍扼住脖子置于死地。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近代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已經不甘居于島國。為了尋求海外市場,掠奪原料,積累資本,開始蓄謀用戰爭的手段侵吞周邊大陸國家,制定了分為五個步驟實施的大陸政策,也稱大陸經略政策,即第一步攻占臺灣,第二步吞并朝鮮,第三步進軍滿蒙,第四步滅亡中國,第五步征服亞洲、稱霸世界。

    為此,1885年日本開始實施為期十年的擴軍計劃,海軍建設成為重中之重。這個時間,與清政府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相差無幾。那時,明治天皇被一份“耀皇威于海外,非海軍而莫屬,當今應大興海軍……”的奏折所打動,因而諭令全國:海軍之事為當務之急,應從速奠定基礎。所有能搜集到的海防論著都被送到天皇宮中,成為天皇以及大臣們的必讀圖書,其中包括中國人魏源撰寫的《海國圖志》,雖然在自己的祖國遭受冷遇,卻在日本受到了熱捧。

    海軍建設需要大量經費投入,但苦于國力不強,家底較薄,財力有限,為了保證海軍經費一加再加,明治天皇一方面瘋狂地為皇室聚斂財富,一方面以身作則,從我做起,堅決反對皇宮內的奢靡之風,主動提出撤掉吃飯時的四碟八碗,歇息娛樂中的笙管笛簫,類似錦衣玉帶、鐘鳴鼎食等豪奢物件統統停止購買。不要享受,只要戰艦;不講排場,只講海軍。錢還不夠用怎么辦?皇娘帶頭捐贈自己的全部首飾,文武官員主動貢獻自己四分之一的薪俸,天皇本人甚至“日寧一食”,每天僅吃一頓飯。一切為了造艦與購艦。國人得知天皇為了大興海軍而讓自己餓著肚皮,無不感動得涕淚橫流,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支持強軍建設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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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至甲午海戰前,日本海軍艦隊中可以出海作戰的主力軍艦共三十一艘,其中九艘為新近服役的全新裝備,包括1893年9月底剛在英國制造竣工的當時世界上火力最強、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這艘“吉野”,正是電影《甲午風云》中鄧世昌傳令“開足馬力,撞沉吉野”的那艘“吉野”。

    “吉野”最初在英國阿摩士莊廠還只是一張設計圖紙的時候,李鴻章已經將有關這個艦種的所有資料上報給了朝廷,希望能夠購回,裝備北洋海軍。如果資金順利,“吉野”就不叫“吉野”,而會以一個“什么遠”的名號,威武雄壯地出現在中國海軍陣列。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892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因老佛爺六十壽慶需要大筆款項,海軍停購艦艇兩年。

    這個兩年,如同一道讖語。恰恰是在兩年期限將滿之時,1894年,中國農歷的甲午年,日本人在中國海軍止步不前的狀態下,發動了一場不可逆轉的“甲午戰爭”。這一年,正是日本“十年擴軍”的羽翼豐滿之年。

    法國人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中說:“這次失敗的后果在所有領域中都非常嚴重,以至于大家只能認為中國從這個時代起就不再是掌握它自己命運的主人了。”

    戰爭的起因是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清政府出兵鎮壓。1894年7月25日,日本艦隊在朝鮮牙山灣口豐島(現屬韓國京畿道)海域設伏,突襲并擊沉了清政府雇用的英國高升號運兵船,一小時鏖戰后,執行護航任務的北洋海軍兩艘巡洋艦,廣乙艦在遭受重創后駛至朝鮮西海岸擱淺自焚,濟遠艦則在管帶方伯謙指揮下同時懸掛白旗和日本旗加足馬力逃出戰場。此役,拉開了中日甲午海戰的序幕。

    方伯謙是船政學堂派往歐洲的第一批留學生,按照他的考慮,因為軍孤勢危,為了保全戰艦而不得不退出戰場,不是臨陣脫逃,而是力竭撤退,依據西方海軍法規是無罪的。而且認為當時懸掛白旗和日本旗,不是投降,而是詐降。這次逃離行為,或許是造成的直接后果還不太嚴重,之后確實沒有受到任何處罰。應該也沒有人提醒他,這樣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國情。

    9月17日,由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領的主力艦隊完成護衛運輸船隊任務返航途中,在黃海海域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與尋殲中國船只的日本海軍狹路相逢。說狹路相逢,其實是不準確的。一是北洋海軍完成護航任務正在返航,松了一口氣,防范為主,略有懈怠;而日本艦隊早已搜尋中國運兵船多日,摩拳擦掌,伺機一戰。二是蒸汽機時代,煤炭是軍艦的口糧,按說中國的煤炭資源遠遠超過日本,中國軍艦應該占優,但現實與想象恰恰相反,中國軍艦吞咽的是被商人們篩選剩余的最粗糙的煤炭,煤煙大,隱蔽性差;而日本軍艦吃食的卻是從中國購買的最優質的煤炭,煙霧淡薄,不易發現。給自己的孩子吃粗糧,讓別人的孩子吃細糧,表面上大公無私,背后隱藏的卻是蠅營狗茍。營養作用于戰爭,直接的結果就是,通過煤煙判斷,當天上午十時二十分日本艦隊已經發現了中國艦隊,但中國艦隊直至中午十二時左右才恍然意識到日本艦隊的存在。前后相差1小時40分鐘,日本艦隊以逸待勞,足可以磨刀霍霍,有條不紊地做好決戰的準備,甚至可以讓將士們先睡上一覺,養養精神。而中國艦隊直接進入臨戰狀態,顯得措手不及,只能倉促上陣,即便實力相當,也已先敗一籌。

    這是一場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海上決戰。

    中國出場的幾乎是北洋海軍的全部主力,以定遠為旗艦,鎮遠、致遠等十艘艦船首先迎戰,之后錨泊在大東溝口內的平遠艦、廣丙艦也奉命趕來,實際參戰艦船共十二艘。日本出場的是聯合艦隊本隊和第一游擊隊,以松島為旗艦,吉野、浪速等十二艘艦船參戰。表面看來,雙方在艦船數量上打了個平手。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比較一下雙方艦船的總排水量、航速以及速射炮門數等,中國艦隊的裝備實力明顯處于下風,除非如有神助,基本沒有取勝的可能。

    戰前,李鴻章曾對朝廷上報了一份關于北洋海軍實力的詳細報告:“伏查戰艦以鐵甲為最,快船次之。北洋現有定遠、鎮遠鐵甲二艘,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快船五艘,均系購自外洋,平遠快船一艘,造自閩廠。前奏所云戰艦,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揚威二船,均系舊式,四鎮蚊炮船,僅備守口,威遠、康濟、敏捷三船,專備教練學生,利運一船,專備轉運糧械……歷考西洋海軍規制,但以船之新舊、炮之大小遲速分強弱,不以人數多寡為較量。自光緒十四年后,并未添購一船,操演雖勤,戰艦過少。臣前奏定海軍章程及兩次校閱疏內,迭經陳明在案。”除此之外,北洋海軍還從廣東水師借調了廣甲、廣乙、廣丙三艘戰艦,其中廣乙艦已在豐島初戰中損毀。

    據統計,這場決戰,日軍海軍出戰艦船的總排水量為40840噸,平均航速14.5節(1節=1海里/小時),其中以吉野最快為22.5節,總兵力3916人,船上裝備魚雷發射管568架,火炮268門,其中包括速射炮9門;北洋海軍出戰艦船的總排水量為32100噸,平均航速10.2節,其中以致遠、靖遠最快為18節,總兵力2126人,船上裝備魚雷發射管556架,火炮195門,其中速射炮門數為0,而就當時而言,速射炮作為新研制的科技成果,發射速度是原來后裝炮的6倍。

    事后一些舊資料分析,此敗首先是因為中國艦船的航速遠遜于日本,日本依靠新式軍艦,“變動至靈,轉瞬一陣,我軍變換陣勢尚未完竣,已被其所圍”;西方報紙也認為:“中國之敗,蓋敗于速率之不逮日艦也。”其次是艦船裝備遠落后于日艦,尤其是中國的艦炮比日本落后了大約10年,從射速上看,“我開巨炮一,敵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敵已多”;再看命中率,“一分鐘間,支那(中國)艦隊發彈三十二零八,而命中者得三零二八;日本艦隊發彈一百九十三零三,命中者得二十八零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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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北洋海軍的炮彈問題也是致敗的關鍵因素之一。當時海軍艦炮需用的爆破彈,俗稱開花彈,主要依靠進口,而戰前四年朝廷已經禁令購買外洋軍械,國產開花彈本該填裝炸藥,卻被大量摻雜了煤灰、土沙、大豆等物,爆炸威力可想而知。即便如此,這些批劣質炮彈也大部分沒有在戰爭中派上用場,直至戰后還安詳地躺在基地彈藥庫里睡大覺。也許是大意,也許是對戰爭沒有思想準備,也許是平日訓練本身就存有瑕疵。丁提督親自帶隊執行護航任務,各艦竟然連炮彈都沒有帶足,或許連購買艦船時原本配裝的魚雷也沒有帶上。因為戰場記錄了日艦曾經向北洋海軍發射魚雷,北洋海軍卻并未向日艦發射魚雷,難道是不會使用,或者舍不得使用?戰爭中,北洋海軍向日艦飛去的炮彈并不少,但大多數是船上攜帶的供訓練使用的實心彈,只穿甲,不爆炸,無法對日艦形成毀滅性打擊。所以,鄧世昌最后只能以大無畏的精神,寄希望于用致遠撞沉吉野,以命一搏。

    團隊也出了問題。豐島海戰中沒有因逃跑而受到譴責的方伯謙又一次動了“死磕不行、速逃保艦”的念頭。方伯謙是北洋艦隊中唯一參加過兩次對日海戰的管帶,他的經驗教訓對于艦隊而言應該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之前有人說他是“方跑跑”,他這次可能出于羞愧就不跑了。但這僅僅限于可能。戰爭膠著之時,看見致遠艦中彈炸沉,不僅濟遠艦又一次當了逃兵,而且廣甲艦也“學習濟遠好榜樣”,置其余激戰中的兄弟艦船于不顧,驚慌逃離戰場,不期觸礁自毀。致遠艦提前回到旅順。這次逃跑卻是有后果的。劉步蟾在現場發給李鴻章的電報中說:“濟遠首先逃避,將隊伍牽亂,廣甲隨逃,若不嚴行參辦,將來無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濟遠先被敵船截在陣外,及見致遠沉沒,首先駛逃,廣甲繼退……揚威艙內亦被彈炸,又為濟遠當腰觸裂,駛至淺水而沉……”李鴻章在極度憤懣中為方伯謙定罪量刑“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據說對方伯謙施刑時,連劊子手都對其恨至極點,大刀照著脖子連砍三次,才將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當然,這是官方史料的記述。不斷有為方伯謙鳴冤者認為,方伯謙是一個英勇善戰的海軍軍官,在甲午年兩次海戰中都表現得十分出色,他的死是朝廷中有人陷害的結果,其“冤”在于他“獨自一人做了那個時代北洋海軍諸多弊端的犧牲品”。“方伯謙案”已經爭論了一百多年,作為一樁歷史疑案至今依然無法定論,而且可能永無定論。現在許多場合以及文字,開始回避對方伯謙的評價,這或許可以算是處理此案能夠做到最好的結局了。

    戰爭從時過正午一直打到迫近黃昏。海面戰爭不同于地面戰爭,近五個小時,已是烈焰燭天,白煙蔽海。北洋海軍取得的最大戰果是在雙方旗艦互射中,定遠以一發帶有決勝性質的炮彈擊中松島,艦上彈藥大爆炸,使其喪失作戰能力。戰爭的結果以日本艦隊逃逸而告終。但在戰爭中,北洋海軍沉毀戰艦五艘,而日本艦隊全身而退。而且日本艦隊逃逸時,北洋海軍以剩余六艦“乘勝”追擊,并無擴大戰果。曾有后人略帶夸張地評說:“我們是在用五分鐘打一炮的烏龜鐵甲船,對付日本一分鐘打五炮的快速巡洋艦。”裝備的質量與最終的比分,往往呈正比例關系。如同一場體育比賽,我們不否認黑馬的誕生,但黑馬取勝,靠的也是實力。

    回過頭來,再看一看艦隊的管理與訓練。不可否認,北洋海軍成立之初曾接受過正規的海軍訓練,但在朝廷歌舞升平的大氛圍中,軍紀日益松弛。為了謀取利益,不僅利用軍艦載客,而且利用軍艦的豁免權從朝鮮走私人參。每逢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官兵大多淫賭于香港、上海。加之軍艦應發之餉、應備之物常被管帶私扣,甚至修船的工匠也要偷工減料,時常帶些雜鐵賣給鐵匠釘馬掌,致使船上零件損壞無人檢修,大炮銹蝕無人問津,戰斗力必然大打折扣。

    就連李鴻章都在去世前坦陳:“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裱糊,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從整個戰局來看,真正做到乘勝追擊的反而是日本艦隊。當傷痕累累的北洋海軍奉命駛離旅順,南下威海衛,期冀在那里恢復元氣時,日本艦隊卻不想給北洋海軍任何喘息的機會,很快又向中國海域兇猛撲來。

    威海衛背山面海,南北兩岸構成弧形地勢,并有劉公島、日島為天然屏障,四處均設有炮臺,海上正面強攻顯然難度極大。日軍選擇了從后路包抄威海衛。在海軍掩護下,日本陸軍首先從榮成登陸,然后兵分兩路向炮臺進逼,南北兩岸炮臺及威海衛城相繼被攻占。

    其中,日島炮臺在激戰中由于一門升起的地阱炮突然撲倒,致使整個炮臺控制系統失靈,妨礙了其他炮的發射,彈藥庫相繼被日軍炮火擊中發生爆炸,炮臺隨之摧毀。沒有人分析地阱炮撲倒的原因,現場情況已經無從追溯。受當下一些電視劇的影響,我事后諸葛亮地認為,極有可能是日軍派遣特務潛入炮臺,或者在島上收買奸細,對液壓升降架系統實施了機械破壞,比如悄悄拔掉一個不起眼的螺栓等小動作。不是隨意猜度日本人的伎倆。據說日本有一部小說《鄭成功》,講述鄭成功當年決戰荷蘭人,是鄭成功同父異母的日本姐姐混上荷蘭主力艦,在火藥庫里放火炸沉敵艦,才幫助鄭成功奪取了戰爭最后的勝利。兩次潛入,當有異曲同工之妙。

    威海海戰從1895年1月30日一直打到2月11日。在決戰的最后日子里,日軍鑒于誘降不成、強攻不克,遂調集四十余艘艦船圍困北洋海軍,同時從南北兩岸以排炮猛轟。丁汝昌的告急密信早早就送到了煙臺,卻始終沒有等來陸軍的支援。

    突圍無望,大勢已去。萬般無奈之下,2月10日午后,丁汝昌、劉步蟾忍痛下令先用水雷將已經沉毀的定遠艦轟散,又以廣丙艦發射魚雷轟散靖遠艦,以免被敵方打撈。之后,命令剩余各艦掉轉炮口,向自己的陸地炮臺猛烈轟擊,傷艦不能留下,炮臺也不能留下。一時間威海衛上空黑煙沖天,一曲悲歌氣壯山河。當天夜里,劉步蟾自己喝下毒藥而死。第二天晚上,丁汝昌也吞服鴉片殉國。至此,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2月21日下午,唯一歸出收降之列的“康濟”練艦,被允許在薩鎮冰的率領下,載著丁汝昌、劉步蟾等七具靈柩以及九百余名傷殘官兵,緩緩駛離了劉公島……

    有人考證,中國出現“洋鬼子”一詞,是在鴉片戰爭時期,由于當時人看到英、法軍隊中洋人的長相比較怪異而得名。對于日本海盜,明代時稱其“倭寇”,后來又為什么把侵華日軍改稱為“鬼子”呢?和日本人的長相肯定沒有太大關系。據傳,甲午海戰前,李鴻章曾出使日本,一個日本記者不無輕蔑地說:“我們日本有幅上聯對不出下聯,只好求助于漢字發源地的人了。”上聯為:騎奇馬張長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頭上單戈獨戰,顯然是日本人在炫耀其兵強馬壯。面對挑釁,李鴻章冷靜揮毫寫出下聯:倭人委襲龍衣魑魅魍魎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不僅對仗工整,而且針鋒相對。“日本鬼子”的說法由此而來。日本時任首相伊藤博文稱李鴻章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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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海戰失敗之慘烈,影響之深重,給中華民族造成深刺內心難以愈合的傷痛,但慈禧太后“萬壽慶典”照常舉行。之后,清政府完全按照日方提出的條件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及其所有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實現了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步目標。條約原本把遼東半島也割讓給日本,為日本持續實現吞并朝鮮、進軍滿蒙、滅亡中國的戰略部署埋下一枚關鍵的棋子。但俄國覺得影響了其對中國疆域的蠶食,便聯合法國、德國進行干涉,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最終清政府又花三千萬兩白銀將遼東半島“贖回”。朝鮮由此終結了與中國上千年的宗藩關系。

    1898年,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吁請下,光緒皇帝決計重振海軍。至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分別從英國、德國購回海天、海圻、海容、海籌、海琛共五艘“海”字號巡洋艦,從日本購回一批“湖”字號魚雷艇、“江”字號和“楚”字號炮艇,并在福州船政局、江南機器制造局建造了運船、拖船、魚雷快艇、炮艇共七艘。同時,召回北洋遺將葉祖珪為海軍統領,駐海容艦;薩鎮冰為幫統領,兼任海圻艦管帶。重振海軍,仍歸北洋節制,但由于山東半島以北的優良港口幾乎全被外國人侵占,新建立的北洋水師只能選擇屈居于天津大沽。

    1903年,薩鎮冰晉升為北洋水師統領。薩鎮冰的始祖是輔佐元世祖忽必烈經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元代中期賜姓薩,后被蒙古族同化,又在明代時“從漢俗,弗稱氏”。因其先祖曾世居山西雁門(今山西代縣),故常稱雁門薩氏,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元代詩、書、畫家薩都剌。元代末期,薩鎮冰的祖先一支,即薩都剌的大弟弟薩野芝的兒子薩仲禮,因出任福建行中書省的檢校職務而全家遷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薩鎮冰十一歲考入馬尾船政學堂,十八歲公派留學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1882年,應師兄嚴復邀請,前往天津水師學堂做教員。1886年,任北洋水師威遠艦管帶,次年調任“康濟”練艦管帶。黃海海戰時,因“康濟”不是主力艦未能參戰。威海海戰時,奉命守衛日島,直至炮臺被戰火摧毀。

    晉升北洋水師統領的薩鎮冰,自籌資金創辦煙臺海軍學校。兩年后,薩鎮冰升任總理南北洋海軍兼廣東水師提督。又歷三年,薩鎮冰親率海圻、海容兩艦訪問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安南(今越南)等國,時隔鄭和首次下西洋五百年后,再次開啟了中國政府宣撫海外的破冰之旅。

    1909年,薩鎮冰任籌辦海軍大臣、海軍提督,更改原三洋海軍體制,成立了巡洋艦隊和長江艦隊。巡洋艦隊負責北起遼河口、山海關,南至廣東雷州灣的外海警戒巡航。長江艦隊負責東起吳淞口,西至湖北宜昌的長江江防。1910年2月,清政府正式成立海軍部,補授薩鎮冰為海軍副都統加海軍正都統銜,統制巡洋、長江艦隊。薩鎮冰因此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海軍總司令。司令部設在上海高昌廟。

    薩鎮冰在天津水師學堂教書時,有一個學生叫謝葆璋。后來,薩鎮冰兼任海圻艦管帶,讓謝葆璋給他當幫帶。薩鎮冰創辦煙臺海軍學校,又委任謝葆璋以海軍練營營長身份兼任海軍學校校長,當時叫監督。之所以提及謝葆璋,是因為他的女兒叫謝婉瑩,即冰心。1936年3月,冰心曾寫過一篇《記薩鎮冰先生》,開篇即述:“薩鎮冰先生,永遠是我崇拜的對象,從六七歲的時候,我就常常聽見父親說:‘中國海軍的模范軍人,薩鎮冰一人而已。’從那時起,我總是注意聽受他的一言一行,我所耳聞目見的關于他的一切,無不增加我對他的敬慕。時至今日,雖然有許多兒時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對人類的信心,鼓勵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氣。”

    武昌起義后,薩鎮冰奉命率艦駐泊漢口劉家廟江面,配合陸軍鎮壓革命。海軍決定舉義反正時,薩鎮冰由于封建忠君思想羈絆,以赴滬就醫為名離艦出走,在兩難之間選擇了中立,既不反對民主共和,也不公然背叛清政府。

    民國肇始,薩鎮冰先后出任吳淞商船學校校長、淞滬水陸警察督辦、參議院參議、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大辦事員、上海兵工廠總辦等職。軍閥紛爭期間,曾三次任、卸海軍總長,還當了三個月的代國務總理。1922年10月,受黎元洪政府委派,出任福建省省長,與孫中山隨之委任的福建省省長林森并存三個月,并最終就任福建省省長。北伐軍進入福建后,薩鎮冰卸去政職,以主要精力從事募捐賑濟。海軍宿將李國堂在回憶其懿德嘉行時說:“他嘗從公而忘私,曾罄其私囊從事各種建設……其博施濟眾,鄉里皆津津樂道,遂呼為‘薩菩薩’之尊號,而不名不銜。”

    1949年7月27日,李宗仁親赴福州探望已逾九十高齡的薩鎮冰,勸說其移居臺灣。薩鎮冰的族侄薩伯森作為晤談唯一見證人,記錄了此次談話:“宗仁與鼎銘(薩鎮冰的字)叔相見即說,此次因來閩,并得蔣總裁寄語,與上將致意。且說形勢變化難測,福州不宜久居。蔣總裁敦請即往臺灣暫住。上將若擬乘飛機即派專機,擬坐軍艦即派大艦,請即決定行期等語。鼎銘叔對曰:‘蔣先生盛意可感,但是本人年老久病,寸步難行,確實無法離開福州。即請轉告蔣先生,代達歉忱為讬。’宗仁又再三敦促,鼎銘叔堅決辭之,宗仁只得珍重告別而去。李宗仁去后,鼎銘叔即告余曰:今日起,有人注意我健康情況,病愈時亦不回家,以防被強迫去臺灣。汝以后對有人查問時,只說我仍在病中切切等語。我謹記之。”

    新中國成立,薩鎮冰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951年初,他聽聞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占領漢城(現韓國首都首爾)的消息,念及甲午海戰舊事,吟詩一首:五十七載猶如夢,舉國淪亡緣漢城,龍游淺水勿自棄,終有揚眉吐氣天。次年4月,薩鎮冰在福州溘然仙逝。

    曾經為老北洋水師打掃戰場,繼而又執掌新北洋水師的薩鎮冰,一生跨越了清末、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四個歷史時期,大半生與艦船為伍,可謂中國海軍歷史上的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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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雄起的水雷

    ——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

     

    滿清覆亡,民國建立。

    孫中山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設立海軍部,在繼承清政府海軍老舊艦艇的基礎上,開始發展自己的海軍力量。袁世凱篡權后,將中國沿海劃分為三大區域,北區從鴨綠江口到煙臺,司令部駐設秦皇島;中區從煙臺到三都澳,司令部駐設崇明島;南區從三都澳到北昆侖河口,司令部設在海南島。并將海軍艦隊編設為第一艦隊、第二艦隊和練習艦隊。隨之而來的軍閥割劇,使海軍不可避免地卷入內戰,原本已經落后的中國海軍,戰斗力又一次被耗減。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在行政院軍政部下設海軍署。1928年,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整理軍事案》中論及:“吾國海岸線既長,版圖又大,現在海軍實力微弱,空軍尚無基礎。今后之國防計劃中,必須實事求是,發展海軍,建設空軍,俾國防計劃歸于完成。”8月16日,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咸寧號炮艦下水,蔣介石出席下水典禮并登艦發表演說:“從今天起,我們的海軍,在建設上須有長足的進步。我們的海軍噸數,至少須達到六十萬噸以上。我們希望海軍各司令長官和士兵,此后不斷地奮斗,都如今天一樣,才不負今天的建設精神。”1929年,海軍署擴建為行政院海軍部,并制定了海軍建設六年計劃,準備在六年內建造主力戰艦10.5萬噸、淺水炮艦6800噸、輔助艦船537萬噸。由于撥付經費有限等原因,這個計劃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也未能全部實現。

    在美美享用了一番甲午海戰勝利的果實之后,日本又開始勃發通過侵略戰爭進行領土擴張的不竭欲望。1927年,日本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綱要》,首相田中義一向裕仁天皇呈送“田中奏折”,確立了先獨占中國東北、內蒙古,進而侵占全中國的擴張政策。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沈陽郊外柳條湖附近一段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并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第二日凌晨首先侵占了沈陽城。接下來短短四個多月內,整個東北三省全部淪為日本的占領地。1937年7月7日,又是在夜幕掩映下,依然以借口尋釁,日軍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因海防悲劇引發的甲午之痛卷土重來,愈演愈烈。戰火燒灼著中國廣袤的土地。此時,我們很有必要來對比一下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

    先說日本。日本作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培育了其特殊的海防理念。甲午海戰之后,日本海軍又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海軍,再一次助長了日本瘋狂擴充大艦巨炮,以期實現“帝國國防”的欲望。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確立了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強國的地位。1930年,世界海軍強國在倫敦召開會議,達成《限制和裁減海軍軍備的國防條約》。由于此條約限制了日本海軍的發展,日本毅然決定退出1936年第二屆倫敦會議,一意孤行擴張海軍建設。至1937年6月,日本海軍已經擁有各類艦艇285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艦4艘、戰列艦9艘、重型巡洋艦12艘、輕型巡洋艦13艘、驅逐艦70艘、潛艇44艘,另有練習戰列艦1艘、水上飛機母艦2艘、潛水母艦5艘,總噸位達到115.3萬噸。同時,正在建造中的軍艦還有37艘,包括航空母艦2艘、戰列艦2艘。此外,日本海軍航空兵配有艦載與陸載飛機800余架。

    關于戰列艦,因其噸位大,艦上裝載火炮口徑大,并配備有厚重裝甲,作戰能力和防護能力較高,能執行遠洋作戰任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成為海軍強國的主力艦種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后期,戰列艦的戰略地位逐漸被航空母艦和彈道導彈潛艇所取代。

    關于航空母艦,被稱為“漂浮在海上的小島”,依靠它既能掌握制海權,又能掌握制空權,具有強大攻擊力,不僅成為現代戰爭的重要載體,而且成為世界各國軍事、科技、經濟實力的重要象征,更有人高談“誰擁有航母,誰就有權爭霸世界”。

    關于海軍航空部隊,作為海洋上空執行作戰任務的海軍兵種,按照起降基地不同,可以分為岸基航空兵和艦載航空兵兩種。岸基航空兵以陸上機場和水上機場為基地,通常配備有航程遠、續航時間長的轟炸機、偵察機和反潛巡邏機等。艦載航空兵以航空母艦和其他艦船為載體,通常配備有殲擊機、攻擊機、預警機和直升機等,具有遠在母艦火炮和戰術導彈射程以外作戰的能力,也能借助母艦的續航能力,投入各海洋戰區戰爭。海軍航空部隊的主要使命就是掩護和配合地面陸軍、水中艦艇進行作戰。

    按照日本《關于對華作戰用兵秘密指示》,日本海軍最初對中國的作戰方針是與陸軍協同,先局部作戰,后期根據戰場形勢發展,可以再增加一個艦隊的海軍兵力,在運送日本陸軍到中國時,確保占領青島、上海兩個基地,劃分華東、華南、華中三個作戰區域,迫使中國海軍中立或原地不動,積極配合日本陸軍擴大戰爭范圍。

    當時,日本海軍共編有第一、第二、第三共三個艦隊,其中第三艦隊常駐中國,在旅順、馬公設有要港部,在上海設有特別陸戰隊司令部,下設的第十一戰隊主要駐泊長江流域,第十戰隊和第五水雷戰隊主要駐泊東南沿海。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時,日本海軍調整作戰部署,命令第一艦隊留駐日本,必要時赴華支援其他艦隊;第二艦隊駐泊華北;第三艦隊駐泊華中、華南。戰爭開始后,日本海軍又從其他艦隊抽調兵力編為第四艦隊,增派中國作戰。

    民國海軍的裝備力量又如何呢?經過國民政府幾次整編,到1937年7月之前,中國海軍共有各類作戰艦艇120余艘,總排水量為68895噸,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艦隊和練習艦隊、巡防艦隊、測量艦隊、電雷學校。此外,海軍制造飛機處制造的高級教練偵察機2架、水陸兩用偵察機2架、船載水上偵察機1架、水陸兩用教練偵察機2架、弗力提式教練機12架,全部列裝海軍部隊。

    同時,在江陰、南通、鎮江、南京、寧波、馬尾、廈門、連云港構筑了炮臺要塞,擁有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237門。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時,又在長江中游的馬當、田家鎮、黃(崗)鄂(城)等地緊急構筑了要塞陣地,以延緩日軍推進速度。

    這場戰爭不同于甲午海戰,對于中國海軍來說,絕對不再是一場無準備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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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時,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部已經明確日本海軍為假想敵,并于1934年秘密制定《海軍作戰計劃》,設想在開戰之初,“航海艦艇及航江艦艇分別協同海軍航空防御隊及要塞撲滅揚子江內現駐之敵海軍,輕快艦艇則在東海全部及黃海南部距五十乃至一百海里以內肆其活動,以攻擊敵之軍隊運輸為主,海上商船次之”。1935年又制定《改定海軍作戰方案》,構想海軍行動在陸軍之前,“第一次取攻勢攻擊,肅清長江;第二次取攻勢防御,保障江浙沿海;第三次仍取攻勢防御,爭奪東海與黃海。”

    1937年初,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部對中日海軍的作戰實力進行了一次比較,“中國海軍欲求其能與日本在海上作戰,至少須有其海軍軍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軍軍力共計七十六萬三千噸有奇,故吾國應有海軍五十四萬噸左右,始足以資對抗”。鑒于當時中國海軍艦船總噸位僅有六萬余噸,尚不足日本海軍的十分之一,而且艦船老舊、武器落后,海軍部不得不重新修訂作戰方針,提出海軍的作戰任務是防御戰,主要為阻止日軍進入內河并登陸,協同陸軍對日作戰。3月,進一步完善防御作戰計劃,提出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海軍為避免與敵海軍在沿海各地決戰,應迅速集中于長江,協同陸空軍及要塞撲滅敵軍在長江的艦隊,然后封鎖長江各要口,并在杭州灣、膠州灣、溫州灣阻敵登陸。

    但戰爭最終還是要靠裝備來打的。日本人同時也在分析中國海軍,“各艦艇都是舊式的,威力很小,僅能在近岸和江河一帶,協助陸上戰斗,或只能擔任警備任務”。兩國海軍的裝備實力,差距實在是太遙遠了。拋掉艦齡、艦速、裝甲、火力、射程等因素,僅從總噸位來講,實力之比為20:1。如果再比較一下海軍的航空力量,日本擁有八百余架艦載、陸載飛機,可以隨時投入戰斗,而中國僅有不足二十架偵察機,實力之比幾乎為800:0。接下來進行的戰爭中,恰恰是日本海軍的航空力量將民國海軍的艦隊幾乎置于死地。

    實力之下,根本無法進行正面對抗。1937年8月6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緊急最高國防會議,決定用沉船方式在江陰段扎住長江的“口袋”,對駐泊上游水面的日本艦船“關門打狗”聚而殲之。此招如果奏效,既可以消滅日本海軍的部分實力,延緩日本艦隊溯江西進的步伐,而且能有效瓦解日軍斗志,鼓舞中國軍隊的士氣。

    時任海軍部長陳紹寬迅疾落實作戰部署,一方面調遣通濟號等海軍廢舊艦艇開往江陰準備沉江,一方面密令原在拱衛南京的江防艦船以及中山號、永績號、建康號、逸仙號陸續開達湖口江面集結實施警戒。戰火已經燃燒在海軍官兵的胸膛。意想不到的問題卻突然發生了。8月9日夜,湖口集結艦隊發現有日艦從長江上游駛來,并快速向下游駛去。由于沒有接到開火的命令,艦隊不能進行自由攻擊,趕緊發急電向南京報告軍情。但一切都晚了,至10日黎明,所有停泊在長江以內的二十余艘日本軍艦已經滿載日本僑民駛過中國海軍的警戒線,向上海撤離。“船上裝得像沙丁魚罐頭,甚至老人也難找到坐下的地盤。最后是日本領事,雙手捧著日本國旗上船,立即起航,惶惶如喪家之犬,順流東去。”據統計,此次隨軍艦撤離的長江沿岸日本僑民共29230余人。估計國民政府的各級要員也被這個突發事件驚呆了,一直等到13日午夜,空軍第五大隊才接到蔣介石電話命令,立即帶上炸彈,于拂曉前出動追擊,對長江中的日本軍艦和輪船加以殲滅,但已經停泊在黃浦江內的,則不準轟炸。哪里還能追得上呢?十八架戰機越過江陰要塞,沿長江搜索前進,江面上已經沒有一艘敵艦的身影。

    如此縝密并且鼓舞人心的封鎖長江計劃就這樣功敗垂成。原來是一個間諜毀了一盤好棋。間諜在戰爭時期的作用真的不能小覷。事情很快查出了結果,泄密者是給最高國防會議做記錄的行政院秘書黃浚,此人年輕時曾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經歷。黃浚的上線是比他小近二十歲的南京湯山溫泉招待所女服務員廖雅權,這個名字當然只是一個化名,她的真實身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日本間諜南造云子。早在1927年“田中奏折”遞呈之時,南造云子就以失學青年的身份來到南京,此時已經潛伏了整整十年。利用自己的年輕與美貌,南造云子逐漸“色誘”多名國民黨要員成為自己的高級間諜,竊取了很多軍政情報。黃浚只是由她擺布的“棋子”之一,而且黃浚還把自己在外交部擔任副科長的兒子黃晟也發展為南造云子的間諜,最終三人聯手,將海軍的這份作戰計劃秘密送往日本特務機關,所以才出現了上述日本軍艦拉載僑民連夜張皇撤逃的一幕。

    長江作戰計劃雖然流產,但阻塞長江依然是國民政府的一項重要國防戰略。阻塞的地點設在江陰,這是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江陰位于南京下游,東距長江口約一百公里,西距南京約二百公里,這里江面較窄、水流湍急、深度不大,適合進行沉船堵塞,而且南岸長山一帶設有炮臺,可以加強對水道的控制。江陰江防司令部和電雷學校都設在長山。電雷學校是蔣介石在海軍閩系、東北系、粵系三個派系之外,新打造的一支直屬軍政部指揮的海軍嫡系,不接受閩系勢力主導的海軍部的命令。電雷學校編有快艇大隊,下設岳飛、史可法、文天祥、顏杲卿四個中隊,如此命名,自有特殊用意。快艇大隊共裝備十五艘魚雷快艇,其中三艘產自德國,歸屬岳飛中隊;其余十二艘均由英國制造,分屬其余三個中隊,如此裝備,與海軍其他艦隊以老舊艦船為主的天上地下之分,也可看出別有用心。

    江陰沉船,首先是按照預定行列,將八艘海軍廢舊艦艇和二十艘公私營商輪同時打開艙底閥門,灌水下沉。沉船之后,江水變得更加湍急,部分沉船被沖移出原來設定的位置,阻塞線出現豁口。海軍部又征調三艘商船、八艘躉船填入罅隙。蔣介石還是覺得這道防線不夠穩固,于是手諭陳紹寬:“海圻、海琛、海容等凡年在四十以上之大艦,須將其炮卸下,準備沉沒,堵塞長江各段之用。如三日內拆卸不及,則連炮沉塞亦可,務如期辦到,以示我海軍犧牲之精神。”這樣又有四艘老艦沉入江中。此次設防,共沉入各類船只四十三艘,計6.4萬噸,載石塊近萬方,歷時兩個月,造成了一道號稱“固若金湯,在國防上深具價值,在歷史上空前聞名之江陰偉大阻塞線”。

    日軍進逼上海。民國海軍也使用沉船辦法在黃浦江內形成三道阻塞線,并開辦水雷制造廠,趕制水雷,對淞滬一帶的港口實施布雷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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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海軍第三艦隊的旗艦叫出云號,艦體龐大,裝甲甚厚,火力威猛,對上海造成極大威脅。為了擊沉出云號,消減日本艦隊的囂張氣焰,中國空軍曾派出戰機多批次、多角度實施轟炸,但始終無法對其造成大的損傷。緊接著,電雷學校快艇大隊又派出兩艘魚雷快艇,偽裝成漁船晝伏夜出駛往上海,準備對其實施突襲。按照計劃,史102號魚雷快艇全速靠近出云號,但由于江面上聚集著各個國家的不少艦船,夜色中燈光眩目難以瞄準,而且出云號周邊環境非常復雜,在努力向其靠近過程中,被日軍艦上觀察哨發現,只好當機立斷,朝著預定方向緊急發射出兩枚魚雷。日艦火炮進行反擊,魚雷快艇被擊傷,沖至九江路英租界外灘碼頭擱淺,艇上官兵卸棄武器后泅渡脫身。此次襲擊的結果,按中國海軍說法,其中一枚魚雷擊中了出云號尾部,使其動力系統受損,暫時失去航行能力。但日本海軍檔案記載,僅炸毀了出云號停泊的英美煙草公司碼頭和岸壁的一部分。不過,這“轟”的一聲巨響,的確在日軍中引起極大震動。

    此后,日本海軍加強了江面安保,并派出戰機對中國海軍駐滬機關、船廠、電臺、醫院、警衛營等處實施報復性轟炸。擊沉出云號依然是海軍肩負的一項重要作戰任務。飛機不行,魚雷不行,有人建議可以用水雷試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海軍潛水員曾乘坐“蟋蟀”式潛水具潛入奧匈帝國軍港,炸沉戰列艦森特伊斯特萬號。說來也巧,此時正好有意大利教官在海軍電雷學校教授水雷課程,于是邀其指導,使用意制水雷,對出云號進行了首次水雷攻擊。可能是因為選擇水雷較小、爆炸威力不夠的原因,這次襲擊沒有達到預想效果。接下來,海軍又自制三枚300磅的水雷,選派六名水性上等的潛水員(按照民俗把他們叫作“水鬼”更為合適),兩人一組,乘著夜色,借助浮力推動水雷進入泊船區。王宜生、陳蘭藩一組首先靠近艦船,卻發現日本海軍已經在出云號四周圍起一圈鐵駁船,駁船與駁船之間加設了防雷網。當他們用鐵鉗破除防雷網時,不小心弄出聲響,驚動了艦上哨兵,探照燈和子彈隨聲而至,汽艇也迅速包抄過來。迫不得已,兩人只好在防雷網處引爆水雷,由于爆炸點距離較遠,只炸沉幾艘駁船,使出云號受了一些輕傷。另兩組潛水員無法繼續實施襲擊,無功而返。第二次水雷攻擊同樣以失敗告終。

    戰火很快由淞滬燃燒到了江陰。日軍先是以偵察機和少量戰斗機對江陰防線進行偵察和偷襲,受到中國海軍高射炮的猛烈還擊。上海崇明島新建機場投入使用后,日軍開始以航空戰隊優勢兵力攻擊江陰要塞。9月22日,江陰海空血戰拉開序幕。三十余架日軍戰機將炸彈集中投向中國海軍第一艦隊的平海號、寧海號、應瑞號三艘戰艦,艦隊官兵奮勇迎敵,擊落日機五架。第二天,又有七十二架日機飛臨江陰上空,先以十二架戰機對海岸炮臺進行攻擊,然后以其余戰機分批整隊繼續壓向三艘戰艦,猶如從空中撒下一張又一張炮彈的大網。

    平海號高射機槍指揮劉馥在日記中這樣記述當時的戰爭場面:“轟!轟!轟!天崩地裂地在四周炸開,我們的前后左右密叢叢地布著水的山嶺,我們恰被包圍在山谷中心,這里的山景也有沸騰的白沫,征象著覆頂的白雪,也有剎然的一亮紅光,使你想到夕照的紅霞,并且也有掙出的黑煙,幾成一片連綿的松嶺。戰的美景!死的歌聲!”

    平海號、寧海號相繼沉沒,應瑞號因負重傷拆卸炮械后派往配合沉船封江。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由平海號移駐逸仙號,繼續指揮戰斗。25日上午,日軍飛機又對第一艦隊其他艦船發動輪番轟炸。逸仙號在戰爭中擱淺,受命馳援的建康號也被猛烈的炮火炸沉,航海員孟維洸回憶:“船漸漸傾斜向江心,水爬到甲板上來了。”這是何等悲壯的詩意。

    江陰防線作為拱衛南京的重要關口,絕不能輕言放棄。第一艦隊頂不住了,海軍部又急令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率戰艦開赴江陰,接替受傷的陳季良指揮防御。9月28日至10月1日,日軍飛機連續五次對第二艦隊旗艦楚有號發動空襲,最終使楚有號“各艙破壞無余”,長眠江底。后續戰斗中,應瑞號、江寧號、湖鵬號、湖鄂號被炸沉,綏寧號、江貞號、順勝號等被炸傷。至此,駐防江陰的海軍大型主力戰艦喪失殆盡,作戰兵力所剩無幾,不得不改變作戰策略,分別在巫山、六助港設立炮臺,由艦艇守衛轉向岸炮護衛。

    11月5日,日軍從防守薄弱的杭州灣金山衛登陸。中國軍隊為避免腹背受敵,全部撤出淞滬地區,退守南京。上海失守之后,無錫、常州漸次陷落,使江陰阻塞線陷于孤立。江防總司令劉興奉命放棄江陰要塞,在大部隊撤離時,僅留下部分海軍士兵負責看守布設在阻塞線上的水雷。據留守士兵報告,曾分別有一艘日軍戰艦、汽艇觸雷沉沒,并有“鐵駁船七艘,滿載日軍士兵到達布雷位置,留守中國士兵立即激發水雷兩排(十二枚),似有炸毀日軍船只模樣,日船倉皇退返”。

    日軍占領江陰要塞后,動用海軍全部掃雷和排障部隊,用了七天時間,才勉強將阻塞線打開一道缺口,使日本艦隊溯江西上,突破鎮江、烏龍山兩道封鎖線,直抵南京下關。

    南京淪陷,漢口成為日軍下一個重要攻擊目標。1938年初,國民政府決定裁撤海軍部。2月1日,海軍總司令部在岳陽成立,原海軍部長陳紹寬改任海軍總司令。司令部僅設參謀、軍衡、艦械、軍部四個處,只保留第一、第二兩支艦隊,仍由陳季良、曾以鼎擔任艦隊司令。整編后的第一艦隊僅有炮艦八艘、炮艇六艘,加上輔助艦船共二十余艘;第二艦隊也僅有炮艦六艘、炮艇九艘、魚雷快艇兩艘,加上輔助艦船共二十余艘。這就是當時海軍艦隊剩余的全部家當。同時,對原有炮隊進行改組,繼續執行要塞防御作戰任務。并加緊組織布雷隊,將作戰重點轉向以水雷為主進行防御。

    在南京與漢口之間,馬當、湖口、田家鎮、葛店等沿江要塞漸次排布,在發揮炮臺威力的同時,每一道防線都布放了大量水雷,使日軍不得不耗費時間進行各種方式的掃雷,而且不時有艦艇觸雷沉沒。雷炮聯手,殊死決斗,但還是擋不住日軍海陸空的全面瘋狂攻擊。以田家鎮要塞保衛戰為例,中國海軍共部署艦炮八門,配備兵力一百九十七人,布放水雷一千五百余枚,在江面上形成四大主要雷區。布雷過程中,先后有十五艘艦艇被日軍飛機炸沉。中國海軍擊沉日軍艦艇二十一艘、擊傷兩艘,取得如此戰果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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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會戰結束,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此時的中國海軍僅剩下十四艘中小型艦艇,分別被派往宜昌、巴東、萬縣、重慶等地,執行水上防御任務并協助當地防空部隊進行對空作戰,以阻擊日軍沿長江進犯重慶。根據部分海軍將領提出的在長江敵后廣泛開展布雷游擊戰的建議,海軍總司令部將水雷游擊戰轉變為抗日戰略,從被動守勢轉向主動攻勢。

    1938年11月,中國海軍布雷隊正式成立,下轄七個分隊,在武漢上游的荊河、洞庭湖、湘江等處構筑防御工事,分別使用漂雷、定雷實施布雷防衛,致使日本海軍始終不能越過荊河水道,并在日軍發動的三次長沙會戰中,將日本海軍阻擋在雷區之外,使其沿水路配合陸軍作戰的企圖一次次告以失敗。

    1939年7月,新組建川江漂雷隊,下轄六個布雷隊,由陳季良、曾以鼎分率第一、第二艦隊駐萬縣、巴東指揮,并在涪陵至重慶的江段勘測了預備雷區。三年后,該隊奉命改編為第四布雷總隊,繼續堅守陣地,確保了日本海軍未能駛入川江。

    11月,組建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設立總隊部,下轄五個隊,各隊又下轄共十個分隊,總隊部直轄第十一分隊。為了強化與第三戰區協同作戰,總隊部設在江西上饒,以湖口至蕪湖段的第一布雷游擊區為作戰范圍。次年4月,第一布雷游擊區由蕪湖延展至江陰。隨著布雷任務的增多,總隊部又增設第六隊,下轄第十二、第十三分隊。至1945年8月日軍宣布投降,該游擊區共布雷1370枚,擊沉日軍各類艦船110余艘,其中大型軍艦三艘、中型軍艦八艘,另有汽車二十余輛,傷亡其官兵五千余人,成為中國海軍最重要也是最輝煌的游擊區。

    1940年4月,海軍布雷隊發展為四個布雷隊,各隊由水雷制造所指揮管制。根據戰略需要,將作戰任務區調整為鄂城至九江段的第二布雷游擊區。5月開始布雷。6月至8月,該游擊區共布雷一百余枚,炸沉日軍炮艇一艘、運輸艦兩艘、駁船兩艘、被拖帶的民船三艘,傷亡其官兵數百人。次年,海軍又將第二布雷游擊區分設為九江至漢口段的潯鄂區、漢口至岳陽的湘鄂區兩個任務區。

    同期,組建潯鄂區挺進布雷隊,以監利至黃陵磯段的第三布雷游擊區為作戰范圍。累計布雷八十余枚,擊沉日軍艦艇及商船十余艘,傷亡其官兵百余人。

    1941年9月,海軍開始對各布雷游擊隊進行全面整編,決定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布雷總隊,分別下設七個分隊。首先成立第一布雷總隊,總部設在湖南長沙,負責配合第九戰區在湘江、洞庭湖一帶作戰。之后,將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改編為第二布雷總隊,總部依然設在江西上饒,繼續負責配合第三戰區在沿海港口、長江沿岸及湖汊等處防御作戰。一年后,派往荊江的布雷隊改編為第三布雷總隊,川江漂雷隊改編為第四布雷總隊,這兩個總隊均由第二艦隊司令部負責指揮。

    不斷壯大的海軍布雷隊在長江各段主動出擊,使日軍防不勝防,損失慘重,愈加顯示出水雷兵器獨特的作戰效能,有效阻遏了日本海軍希望與陸軍齊頭并進的協同作戰態勢。日本陸軍孤軍深入,但由于得不到海軍的支援,又不得不在攻占新領地后匆匆退出。

    海軍布雷條件非常艱險,除了戰前布放定雷安全系數較高外,戰場布雷頭頂的是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敵后布雷面對的則是日軍的嚴密封鎖。秘密布放時,布雷隊員或者利用夜幕掩護,或者專門選擇狂風暴雨、大雪紛飛的惡劣天氣。為了躲避日軍搜索,有時還得將部隊化整為零,潛藏于深山密林,乘機而出襲擊敵人。布雷隊員常常幾個人抬著一枚重達幾百斤的水雷,在夜間穿行暗道、叢林、湖汊、港灣,先將水雷抬至江邊,避開日軍巡邏艇后,再裝上小船運至江中。如果找不到小船,就只能靠布雷隊員潛入水中實施作業。冬季布雷,常有布雷隊員被活活凍死在江心。

    是什么信念激勵著他們前行,甚至勇敢赴死呢?據樂淵《進襲途次》記載,海軍軍官無時不在鼓舞戰士為國殺敵:“同志們!同胞們!抬著笨重的水雷要走百十里崎嶇的道路,確是很艱辛的工作!可是我們為著國家,為著民族,為著替已死了的同胞報仇,我們得干!得咬緊牙關硬干,苦干!……”

    水雷戰的威力令日本海軍倍感恐慌。曾有一位艦長哀嘆:“海軍在中國作戰,如遇陸軍空軍,尚能預先寫遺囑,然后應戰,獨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與艦同歸于盡,欲求寫一遺囑之短瞬間,亦不可得。”還有一位隨軍記者回憶:“長江的機雷太多了,太危險了!艦船在長江航行,需要很多人在艙面瞭望,而漂雷在水中又是那么難以望見的東西。一遇到漂雷,生命只在須臾,千鈞一發,大家慌亂起來,喊的喊,叫的叫,僥幸地避過了,大家安靜了。沒有多久,艙面又喧亂起來了,一會兒又平靜下去。這樣的一天忙亂了好幾次,真是頭痛的事,還幸生命沒給它弄掉。”

    江中的水雷真假難辨。這是因為海軍在生產漂雷時,專門特制了一種“浮筒”,式樣與漂雷露出水面的部分相同,布雷時將其混入雷區,淆亂虛實,既可拖延敵人的掃雷時間,也給敵人造成心理恐慌。即使面對一枚假雷,敵人同樣要把它當作真雷來對付,否則一旦判斷失誤,把真雷當成假雷對付,那可真是要丟了性命的大事。

    1943年6月,陳紹寬在《抗戰六年來的海軍》一文中高度贊揚了海軍布放水雷取得的殺敵功績:“單就長江方面之蕪湖至湖口,九江至漢口,漢口至岳陽這三個地區中,已經出擊過九十三次,布放漂雷一千六百具。根據各區監視哨報告,經調查屬實者,業已炸沉敵艦艇船一百五十六艘,平均十個漂雷,可以換取敵艦一艘。在此一百五十六艘中,包括中型艦、運輸艦、商船、汽艇等,其物質損失的價值,至為重大。同時,使敵人水上運輸日趨崩潰之途,可以減輕我反攻時障礙。這種使命的達成,全藉我海軍官兵的用命。”

    在艦船力量懸殊,人們質問“海軍到哪里去了”的時候,是水雷最終維護了中華民國海軍的尊嚴,為海軍在中國抗戰史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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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蔚藍的航行

    ——新中國初期海軍建設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1949年注定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年。新年第一天,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通過報紙、廣播發表文告。中國上空飄蕩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蔣介石在《總統發表元旦文告》中稱:“全國同胞: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開國紀念日。自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創建中華民國,開國至今,整整經過了三十七年。在這一個時期之中,革命先烈愛國軍民流血犧牲,艱苦奮斗,飽經挫折,備歷艱辛,憲法才得實施,憲政才告成立。我們今日在憲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舉行開國紀念,深感歲月蹉跎,建國事業如此遲滯,三民主義未能實現,實在是感慨萬分。”并稱:“而國家民族的危機更加嚴重。這是中正個人領導無方,措施失當,有負國民付托之重,實不勝慚惶悚栗,首先應當引咎自責的。”失敗與沮喪之情溢于言表。

    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新年獻詞則充滿了勝利不可阻擋的氣勢:“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連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在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此時,蔣介石已經作出撤離大陸、退守臺灣的準備。但他相信國民黨不會就此一敗涂地,國共之間必然還有一場持久的激戰。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依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協定》,日本將其割讓和侵占的臺灣連同南海諸島一并歸還中國。同時,國民黨海軍不僅接收了日本駐華艦隊滯留在中國境內(除香港以外)的全部艦船、兵器、基地設備及其他附屬設施,還按照中、美、蘇、英四國協定,經四次抽簽分配,從日本本土剩余的一百三十一艘艦艇中,分得三十四艘。其中挑選出部分可用艦船,使海軍裝備力量得以迅速恢復和提升。

    蔣介石很清楚,共產黨現在還沒有組建海軍。臺灣與大陸之間隔著一道海峽,海軍將是今后決勝的主要力量。海軍是個復雜的技術兵種,有沒有人才至關重要。這一點從清朝時馬尾船政學堂逐年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海軍英才,就已經形成共識。為此,他希望盡快將海軍人才統統搜羅至臺灣,并專門交代蔣經國,抓緊時間派人尋找薩鎮冰、陳紹寬,把他們“請”到臺灣去。他極不情愿將這兩位海軍的“泰山”留在大陸,留給共產黨。

    薩鎮冰是當時老北洋水師唯一遺存的第一代海軍將領級人物,雖然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一直賦閑在鄉,再未在海軍擔任任何實職,但海軍諸多將領均出自他的門下。1940年3月,薩鎮冰應邀為海軍學校師生作題為《我在海軍界求知和服務的經過》演講,最后語重心長地說:“諸君,中國已在吾人的期待中抬起了頭,今日之中國已不再是東亞的病夫、鼾睡的雄獅了……深望今后能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共同擔負建軍的使命。吾老矣,無能為力,深望諸君善自為之,遇挫折勿自暴自棄。應立下決心,始終勿懈,任勞任怨,則建軍必成是可為諸君預祝的。”薩鎮冰在海軍的影響絕對稱得上德高望重。前面已經講過,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親自登門敦請薩鎮冰移居臺灣,但薩鎮冰以尚在病中為由拒絕了國民黨的請求。

    陳紹寬與薩鎮冰有著撇不清的緣份。清政府重振海軍,薩鎮冰被召回擔任海軍幫統領,兼任海圻艦管帶時,陳紹寬的父親陳兆雄就在海圻艦擔任中士管輪,而且陳兆雄還是薩鎮冰女婿陳兆漢的胞兄。一日,海圻艦駐泊馬尾,陳紹寬登艦看望父親,薩鎮冰見其活潑聰慧,囑咐他學好國學,將來投考海軍。后來,陳紹寬果然考取了江南水師學堂。薩鎮冰對陳紹寬可以算是有知遇之恩,陳紹寬也一直把薩鎮冰作為學習的楷模。

    抗日戰爭期間,海軍學校由福建馬尾遷往貴州桐梓金家樓,陳紹寬以海軍總司令身份主持新生面試,并親自為海軍學校新校歌作詞:

     

    皇皇華夏,集合著最優秀的子孫,來擔負起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的責任。我們要學習:活潑嚴肅,艱苦卓絕,奮斗圖存,忠勇壯烈,不惜犧牲。發揚我們海軍傳統的精神。向著光明偉大的道途邁進,建設超然大無畏的海軍,我們要做衛國保民的前鋒。

     

    抗戰勝利后,由于派系傾軋,五十六歲的陳紹寬受到排擠,被國民政府免去海軍總司令,成為一個徒有虛名的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福建省主席朱紹良受命說服陳紹寬赴臺。第一次去陳紹寬隱居的福州南郊臚雷村,被吃了閉門羹。第二次趁春節又去,寒喧之后吐露真言:“陳上將,小弟實不敢相瞞。委座已幾次電令小弟,敦請總司令離閩赴臺,共商國是。小弟已經備下專機伺候。”陳紹寬回答:“陳某人年逾花甲,心同死灰。更何況鳥戀故林,狐死首丘,朱長官不會連這一點都不明白吧?”陳紹寬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國民黨軍中腐敗蔓延之勢早已心存憤懣,在朱紹良的一再逼迫下勃然大怒:“蔣委員長如一定要我飛往臺灣,我將飛機上跳下,好葬身在故鄉的海里!”

    薩鎮冰留下來了,陳紹寬留下來了。民國海軍集結了一大批愛國人士,曾經的海軍部次長李世甲、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海軍總司令部第六署署長曾國晟、第五署署長周應聰、第二署署長劉德浦、上海海軍基地司令方瑩以及鄧兆祥、林遵等眾多海軍要員也都出以大義,選擇了留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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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25日,不愿再進行內戰的鄧兆祥首先率領“重慶”號起義。“重慶”號是國民黨海軍最大的巡洋艦,原為英國皇家“黎明女神”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曾在香港租用中國海關的六艘緝私艇。當日本攻陷香港時,英國人將六艘緝私艇全部沉入了大海。戰后,中國要求英國賠償,幾經交涉,英國政府才答應以“黎明女神”相抵。當年在桐梓,陳紹寬就選定鄧兆祥擔任海軍學校的訓育主任。這次,陳紹寬又親自點選鄧兆祥作為艦長,率領公開招募的二百多名青年學生去英國受訓,并接回軍艦。陳紹寬對鄧兆祥的知遇之恩,無疑使鄧兆祥成為陳紹寬的忠實追隨者,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薩鎮冰的追隨者。

    得到“重慶”號起義的消息后,蔣介石臭罵桂永清:“娘稀匹,你這個總司令不把‘重慶’號給我找回來,我饒不了你!”

    而此時,中國共產黨正在西柏坡籌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收到“重慶”號起義并已經駛抵煙臺港的電報,毛澤東按捺不住心中的興奮說:“好,好!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南京政府已經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內部火山爆發,廣大的海軍官兵在覺醒,歷史的車輪誰也擋不住了!”

    由于國民黨派出飛機對“重慶”號進行輪番轟炸,經請示中共中央,為保護軍艦、人員及碼頭安全,“重慶”號決定自沉海底。毛澤東、朱德聯名向鄧兆祥艦長及全體官兵發出慰勉電,指明:“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

    5月,人民海軍第一所海軍學校——安東海軍學校在遼東省省會安東市(今遼寧省丹東市)成立,由鄧兆祥任校長,首批學員為“重慶”號起義全體官兵。隨后,“靈甫”號七十余名起義官兵也分批輾轉從香港到達東北,加入了安東海軍學校。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勝階段。

    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劃下,國民黨企圖假借和平談判,爭取喘息時間,在從湖北宜昌到上海的一千八百余公里的長江沿線上,部署了約七十萬兵力,另以海軍艦艇一百二十余艘、空軍飛機二百八十余架支援作戰,幻想依憑長江天險和海軍、空軍優勢,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以達到“劃江而治”的目的。談判進程中,中共代表堅持無論和談成功與否,解放軍都必須渡江,“長江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阻止過中國的統一”。

    渡江戰役即將發起之時,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伴侶”號、“倫敦”號、“黑天鵝”號不顧警告,強闖解放軍防線而被炮火擊傷。事件結果傳至英國,丘吉爾曾主張派航空母艦到中國海上“實行武力的報復”。解放軍總部為此發表聲明,指出“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要求英、美、法等各國的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表達了中國人民不怕威脅、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嚴正立場。

    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上簽字。毛澤東、朱德發布命令,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21日晚,人民解放軍東西兩個突擊集團分別從鎮江、江陰間和貴池、湖口間渡江,以木帆船作為主要航渡工具,萬船齊發,銳不可當。國民黨苦心經營的素有江防門戶之稱的江陰要塞守軍被爭取起義,解放軍反而控制江陰炮臺,封鎖了長江。23日,南京解放。解放軍第三十五軍戰士將紅旗插上總統府,國民黨自1927年4月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以來,在大陸地區二十二年的統治宣告崩潰。

    鄧兆祥帶走了一艘“重慶”號,已經讓蔣介石勃然大怒。南京解放當日,同樣對內戰產生苦悶與憂煩的林遵,更是率領包括9艘軍艦、16艘炮艇在內的25艘艦艇以及1271名官兵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告起義,使國民黨海軍力量遭受了一次重創。

    林遵是林則徐的侄孫,父親林朝曦曾在北洋水師擔任魚雷艇艇長。林遵在父親鼓勵下,先是考入煙臺海軍學校,兩年后學校停辦,轉入福州海軍學校學習,并于畢業之時考取海軍赴英留學生,后被國民政府派駐德國海軍聯絡官。和陳紹寬一樣,林遵也可以稱得上子承父業、海軍世家,而且還有一個令人欽佩的民族英雄的叔祖,他的內心世界滿滿激蕩著愛國的情懷。抗戰爆發,林遵主動回國請戰,擔任海軍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第五隊隊長,出生入死,榮立戰功。抗戰勝利,林遵受命率領四艘艦船進駐西沙、南沙群島。1948年1月,調任國民黨海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南京解放前夕,桂永清電令林遵趕回海軍總司令部,讓林遵把集中在笆斗山附近的全部艦艇帶到上海。林遵由鎮江回到南京,本來是要策劃艦隊起義的,沒想到桂永清竟然把集結來的所有艦艇的指揮權都交給了他,用“瞌睡給了個枕頭”形容顯然不合適,但這的確讓林遵感到意外和驚喜。桂永清匆匆逃往廣州,林遵毅然決定當天下午舉行起義。

    此處有一個小插曲。起義之前,林遵組織各艦艦長對是否贊成起義進行投票,大多數贊成,小部分反對或態度不明朗,其中持反對意見的就有旗艦“永嘉”號的艦長陳慶堃。為了防止陳慶堃從中作祟,林遵臨時決定換乘另一艘艦船,但在離艦時沒有通知其他各艦,也沒有降下“永嘉”號的司令旗。一種可能是離開得過于匆忙,忘記了;另一種可能是認為大家既然已經達成一致,就沒有必要再做這些事。這一疏忽恰恰被陳慶堃給抓住,不僅從中作了祟,而且把祟作大了。林遵離艦后,陳慶堃自行決定不參加起義,改向下游突圍,而且一邊起錨,一邊向其他艦船發出跟隨的信號。對于艦船來說,旗艦的信號就是命令。一些艦船以為林遵臨時改變了起義的主意,緊隨其后,沖破阻擊,加足馬力開到上海,重歸國民黨海軍陣營,方才明白是上了陳慶堃人當。這一疏忽,一下子跑了十三艘軍艦,其中兩艘被解放軍炮火攔截擊毀。陳慶堃也因此獲得一枚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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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說,如果不是林遵疏忽,起義過來的艦船會更多一些。我們總想把事情做得很圓滿,但往往在過程中會出現這樣那樣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考慮得再周全,也難免小差錯,因此大可不必對結果求全責備,只要盡力而為就好。毛澤東在北京會見起義海軍將領時,林遵對此還有些自責,覺得自己計劃不周,包括后來國民黨又派飛機炸沉了一些艦船,為自己既不能同軍艦共存亡,又沒能妥善保存住軍艦而感到慚愧。但毛澤東說:“不必難過,只要人在就好。有人,就會有軍艦,可以造新軍艦。你們一千多人起義,比幾條、幾十條軍艦更寶貴,你們大有功于人民!”這便是一個偉人的氣魄。蔣介石深知海軍人才的重要性,毛澤東同樣深諳此道。

    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海軍成立后,林遵被任命為華東海軍第一副司令員。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勛章。1977年,以七十二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7月病逝,按其遺囑“我一生愛海軍,愛海洋,又是東海艦隊的副司令,坦骨東海,正是死得其所”,骨灰被撒向洶涌海濤。

    南京解放前一個月,在安徽蚌埠孫家圩子村的渡江戰役總前委,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向剛剛傷愈歸隊的原華中軍區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委員張愛萍傳達了黨中央關于組建華東海軍的想法,決定由其出任司令員兼政委,并計劃在渡江之后將三野教導師機關、第三團、師直步兵營和三野直屬偵察營、蘇北軍區海防縱隊調撥給華東海軍。張愛萍即刻趕往渡江戰役指揮部,與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張震會合,開始籌備組建海軍的前期工作。

    渡江戰役指揮部設在江蘇泰縣(今泰州市)白馬廟。白馬廟原名徐家莊,南臨長江,北通運河,相傳元朝末年張志誠起義曾在此處屯兵。張志誠有一匹心愛的白馬,夜間跑出馬廄,踩踏了老百姓的莊稼。張志誠發現后,就用鐵釘釘入馬蹄,以示懲戒。老百姓感念此事,建廟紀念,并將此地改名為白馬廟。

    4月23日,南京解放的當天下午,張愛萍就在白馬廟主持會議,宣告人民海軍誕生。參加會議的十三人,成為人民海軍的最初人員組成。三輛繳獲的吉普車成為人民海軍的最初裝備。不約而同,林遵此時在南京率領艦隊起義,與人民海軍的誕生形成了時空呼應。

    28日,華東軍區海軍領導機關在江陰原國民黨要塞司令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此時,海軍官兵總數已達八百余人。原蘇北海防縱隊改編為華東軍區海軍第一縱隊,原三野教導師第三團、步兵營和三野直屬偵察營合編為華東海軍警衛團。張愛萍在會上明確了海軍組建階段的主要目標:建設一支具有一定護航和軍運能力的海軍,配合陸、空軍解放東南沿海島嶼和臺灣,最后解放全中國。同時分析了新組建海軍官兵的思想情況:“從目前了解來看,組建海軍的困難,要比我們原先估計的大得多。不懂技術、缺少專業人員、缺少艦只等等,在困難面前,有兩種態度,一是知難而進,一是知難而退。我們現在大多數同志采取了前一種態度;但也有少數人提出要回陸軍去,而且還很堅決。我們現在要告訴這些同志,這是絕對辦不到的,黨讓你到海軍來,你就必須把工作做好,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

    人的問題暫時得以解決,接下來重點要解決船的問題。沒有軍艦,何談海軍?國民黨撤離前,已經將江南造船所的所長、技術骨干等二百余人劫往臺灣,并將江南造船所、浦東造船廠的主要設備搬至臺灣,搬不走的廠房、船塢都基本被炸毀。撤離后,又利用空軍優勢,對起義投誠的艦艇以及各個船廠進行狂轟濫炸。楚同艦、惠安艦、吉安艦、太原艦等陸續被炸沉。人民海軍從接管船廠搜羅來的全部船只雖然從數量上達到了百余艘,但大部分都是廢舊或毀壞的,真正能稱得上軍艦的只有幾艘。白天,不時有國民黨飛機對船塢空襲。為了盡快修復損毀艦艇,船廠的工人師傅就充分利用夜間進行搶修,和敵機捉迷藏。同時抓緊時間將部分民船改裝為軍艦,沒有現成的艦炮,就把陸軍用的加農炮、榴彈炮安裝到船上。

    船的問題也解決之后,該輪到抓海軍專業訓練了。面對部隊人員文化水平整體較低、缺乏航船經驗和艦船知識等現狀,要想將原來的陸軍角色盡快轉換為海軍,這個難度真的有點大。為此,必須考慮增加一批海軍專業人才。張愛萍先是以個人名義在《大公報》刊登了一則通告:

     

    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政治部關于招收原海軍人員參加人民海軍的通告

    南京上海,次第解放,全國勝利,為期不遠。本部為創建人民海軍,羅致海軍人才,業已成立“登記國民黨海軍人員辦事處”,不分畛域,廣為容納,俾免流離失所,并使其有貢獻才力于建設人民海軍之機會。凡一切曾在國民黨海軍中工作,而今后決心獻身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志愿為人民海軍服務者,均可前往該處報到登記。以備量才錄用。特此通告。

    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張愛萍

     

    上海的登記處設在重慶南路八十二號。接著又在青島、福州、廈門、廣州等地設立了登記處。

    面對這則通告,許多留居大陸的國民黨海軍人員在猶豫觀望,覺得自己身上有污點,懷疑共產黨是否真的歡迎他們加入人民海軍。于是有人趁機散布謠言:共產黨不是真要你們,而是拿你們去當炮灰。

    就連華東海軍高層內部也有分歧。黨委會上,有的人覺得招聘國民黨海軍來當人民海軍,從感情上接受不了;還有的人認為這些人雖然具備海軍專業知識,但畢竟昨天還是我們的敵人,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把咱們的船開到國民黨那邊去呢?討論來,討論去,大家最終從思想認識上達成了基本統一,認為這些人沒有跟隨蔣介石去臺灣,本身就有說服力。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具有愛國之心,又愿意參加海軍建設,我們都應該舉雙手歡迎。

    黨委會還商議了對起義、投誠和來登記的海軍人員的統一稱謂問題。“國民黨海軍”肯定是不能再叫了,加入了人民海軍,就是人民海軍的一員,況且真正的國民黨海軍還在臺灣。叫“人民海軍”也有不妥,畢竟在身份來歷上與人民解放軍有所差別。有人提議叫“舊海軍人員”,以與新組建的人民海軍有所區別。雖然比較妥貼,但是這樣叫,一個“舊”字,很容易讓他們感覺到另眼相看的失落,在情感上產生隔閡。各抒己見之后,民主集中認為,既然大家都是為了人民海軍建設走到一起來的,還是稱呼“原海軍同志”最好,既承認歷史,又面向未來,還有利于部隊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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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軍、老海軍都卸下思想包袱,登記工作才能順利進展。經過廣泛宣傳與發動,此次共登記留居大陸的國民黨原海軍一千一百余人,加上之前陸續起義、投誠和接受改編的海軍人員,以“原海軍同志”為重要技術力量,華東海軍很快建立起一支四千余人規模的人民海軍隊伍。至1950年2月,華東軍區海軍人數已達近兩萬人,擁有艦艇九十七艘,形成了正規編制的作戰部隊。

    廣州解放不久,華中軍區為強化渡海作戰能力,以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下屬海軍接管處、兩廣縱隊和粵贛湘邊縱隊的一部分人員,新組建起廣東軍區江防部隊,由廣東軍區副司令員洪學智兼任江防部隊司令員和政委。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點將,由蕭勁光擔任人民解放軍首任海軍司令。1950年4月14日,海軍領導機關在北京協和醫院禮堂宣告正式成立,開始對全國各地人民海軍及現有艦艇實行統一管理和指揮。

    1953年2月19日,大年初六,上午十一時,江漢關的大鐘剛剛敲過,毛澤東在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等陪同下,第一次登上人民海軍自己的軍艦進行視察。

    十一時三十分,隨著一聲汽笛長鳴,毛澤東乘坐長江艦駛離碼頭,洛陽艦在側后護航,編隊向長江下游航行。兩艘軍艦均隸屬于華東軍區海軍,專程從淞滬基地冒著風雪千里趕來。長江艦是一艘炮艦,原是國民黨江防艦隊的旗艦——民權艦,由江南造船局設計建造,1930年下水服役。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之時,民權艦等五艘艦艇在江防艦隊少將司令葉裕和率領下起義,加入了解放軍。洛陽艦原是澳大利亞建造的“巴瑟特”遠洋掃雷艦,二戰結束后被香港收購改裝成商船“祥興”號,1949年被華東軍區海軍收購,改造為一艘護衛艦。

    航行途中,毛澤東走到前甲板,迎著寒風向江面遠眺。這不僅是他第一次視察人民海軍軍艦,也是他第一次乘坐軍艦。察看主炮之后,毛澤東從右舷登上駕駛臺,又站在全艦最高處的艦橋眺望,并詢問艦上有幾個部門,然后走遍了艦上的各個戰位。飯前、飯后兩次視察了伙房,叮囑在伙食上要官兵一致。十四時三十分,毛澤東再次來到前甲板,關切地詢問與艦上官兵一個月津貼多少、家里有無困難、結婚沒有、什么地方人、從哪里調來的等問題,告訴大家:“我們過去沒有空軍,也沒有海軍,現在我們有了飛機,有了軍艦,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干,前途是非常光明的。”“現在我們的海軍還不夠強大,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的國防力量就會一天比一天強大!”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又應“洛陽艦”官兵的請求登艦視察。在甲板上,毛澤東問大家:“你們到北京受過檢閱嗎?”幾位同志回答:“到過。”毛澤東又說:“那咱們早見過面了。”聽到毛澤東的話語如此平易近人,有人放開膽子說:“天安門太高,看不清主席。”毛澤東微笑著問:“現在你看清了吧?”惹得在場人員哈哈大笑。毛澤東叮囑大家:“同志們,過去你們在陸地上,那時要求大家愛山、愛土;今天你們成了海軍了,大家要愛艦、愛島、愛海洋。”

    第三日,江面上陽光燦爛。毛澤東分別與長江艦、洛陽艦的官兵合影留念后,回到住艙,略為思考,為兩艦揮毫題詞:

     

    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一日

     

    他說:“歷史是一本教科書,百年近代史告訴每一個中國人,今后帝國主義入侵我國,還會從海上來。現在,太平洋還不太平,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

    24日,南京下關碼頭細雨霏霏,三個月前接替張愛萍新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的陶勇快步走上前來,向毛澤東立正敬禮:“報告主席,我率領艦隊來到南京,接受您的檢閱。”陶勇曾兼任新四軍海防團團長,算是人民海軍早期領導人中唯一在任職之前真正與大海打過交道的。來華東海軍前,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九兵團代司令兼政委。陪同檢閱的有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以及已經調任華東軍區參謀長的張愛萍等。

    檢閱中,以南昌艦為前導,廣州艦、洛陽艦、長江艦、黃河艦依次駛離碼頭,組成單列縱隊,向燕子磯江面駛去。兩艘魚雷快艇101號、104號緊隨其后,高速超越了南昌艦。

    應南昌艦、黃河艦、廣州艦三艦官兵的請求,毛澤東又在南昌艦的雷達海圖室內,寫下三幅同樣內容的題詞:“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只不過把落款改為了“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四日”。

    此次視察,毛澤東乘軍艦從武漢江漢關到南京下關,從2月19日下午到22日,歷經四天三夜,八百多里航程,一路走走停停,既對長江沿岸情況開展了深入調查,也對海軍建設有了一次集中思考。年底,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審查海軍建設五年計劃方案時,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為了肅清海匪的騷擾,保障海道運輸的安全;為了準備力量于適當時機收復臺灣,最后統一全部國土;為了準備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從海上來的侵略,我們必須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根據工業建設發展的情況和財政的情況,有計劃地逐步地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

    一次航行寫下五幅同樣內容的題詞,寄托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海軍建設的殷切厚望。

    承擔此次視察航行任務的華東軍區海軍,1955年9月正式更名為東海艦隊。艦隊官兵集體創作了朗誦詩《難忘的航行》,參加195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屆文藝匯演,在當時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

     

    心啊!是一汪幸福的噴泉,

    歡樂的泉水涌上了眼眶;

    淚水啊!象斷了線的珍珠,

    滾過歡笑的臉龐。

    我們水兵的胸襟,

    裝得下一個藍天、一個海洋。

    可是今天,

    億萬噸的幸福

    在我的心頭激蕩,

    倒叫我語言梗塞,

    一句話也不會講。

    只剩下一個清楚的念頭——

    毛主席來到了我們軍艦上!

    ……

    呵!那幸福的航行,

    我們終生難忘,

    那美好的記憶,

    永遠是鼓舞我們前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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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國之重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時,伴隨著軍樂團高奏的《義勇軍進行曲》,北京天安門廣場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五十四門禮炮(實際是一百零八門分成兩組,輪流裝填發射)齊鳴二十八響。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公告宣讀完畢,舉行閱兵式。人民解放軍分列式開始,走在最前面的是以安東海軍學校和華東軍區海軍代表組成的人民海軍方隊,隨后是步兵師、炮兵師、戰車師、騎兵師,組建不久的人民空軍也以飛機編隊凌空掠過天安門廣場。華燈初上,工人、農民、機關干部、青年學生等組成的群眾游行隊伍,高舉紅旗,萬眾歡騰,縱情表達著對新中國成立的喜悅……

     

    一  重工業砝碼

     

    開國大典之前,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尚不具備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會議經過十天時間的充分討論和民主協商,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新中國的人民大憲章,在一個時期內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等一百八十位委員組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等五十六人為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還通過了四項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于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采用公元紀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會議最后一天的下午六時,參會全體代表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毛澤東宣讀由他起草并經會議一致通過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在歡慶勝利的日子里,黨和人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在長期斗爭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獻身的革命先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由近代衰落走向強盛的歷史轉折點。全國各族人民在巨大勝利的鼓舞下,以翻身作主人的高漲熱情投入生產恢復和新中國建設。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一次會議,宣布政務院成立。政務院作為當時中國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下設政治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和人民監察四個委員會,共設有內務、外交、財政、金融、貿易、公安、重工業、輕工業、交通、農業、科學、文化、教育、民族、僑務等三十個工作部門,其中十六個部門與財政經濟相關,占部門總數的一半以上,可見經濟建設在新的政府工作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的同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阿納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化名安德列夫)等一行四人,受斯大林委派從大連乘飛機直抵石家莊,在汪東興和翻譯師哲的迎接與陪同下,當天午后來到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嶺下,曾經是河北省平山縣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村。1947年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劉少奇、朱德率領中央工作委員會率先來到西柏坡,選定這里作為新的中共中央駐地。一年后,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的中央前方工作委員會和葉劍英、楊尚昆率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也分別從陜北和山西臨縣三交鎮來此會師。西柏坡注定要成為新中國的發祥地,毛澤東在這里下了兩著好棋。

    第一著是武棋,即與蔣介石打三大戰役。毛澤東的居所緊鄰軍委作戰室。居所前院有一盤石磨,毛澤東經常在院中抽煙、踱步、商討軍機大事,坐在碾盤上草擬電報文稿,因此流傳了“磨盤上擺下雄兵百萬”的佳話。軍委作戰室是一間自建的69.4平方米的小平房,房間內分為作戰、情報、戰史資料三個科,每個科占用一張辦公桌。墻上掛著一張軍用地圖,由于當時紅藍鉛筆非常短缺,作戰參謀們就用大頭針釘住紅藍毛線來表示敵我作戰區域,用紅藍電光紙制作成小旗來標明敵我指揮部的所在位置。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近一年時間里,中央和中央軍委共指揮了包括三大戰役在內的戰役二十四次、大小戰斗一百九十余次,消滅國民黨軍隊二百三十萬余人,形成向全國進軍之勢。周恩來曾經評說:我們這個指揮部,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只是天天發電報,就這樣把國民黨打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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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著是文棋,即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會場由中央機關大食堂臨時布置而成。主席臺中間長方桌以及后面的藤椅是毛澤東的位置,椅子上鋪有一張林彪從東北帶回來的虎皮。兩側的方桌用來作會議記錄。會場前排的四個沙發是為其他四位書記準備的,但沒有固定席位,其他會議代表也可以坐。長條木椅主要供中央大院以外的代表就座,大院內的代表來開會時需要自己攜帶座椅。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央委員三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九人、列席代表十一人。會議開了八天,充分討論了當時面臨的軍事、政治、黨務、政權接收和經濟政策等問題,確立了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盡快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一步一步學會管理城市,并指出現代工業在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大約占百分之十,而且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就可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

    米高揚的到來是在七屆二中全會之前,平津戰役剛剛結束。米高揚此行是帶著蘇聯人的疑問來的。他們很驚奇,原本弱小的中國共產黨軍隊何以能在短短四個多月共142天的時間里,消滅(含改編)時為中國合法政府的國民黨正規軍144個師、非正規軍29個師,共154萬余人。這項使命,米高揚并沒有告訴毛澤東等人。回到蘇聯后,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由一群精通馬列主義的極其有能力的精英所組成,國民黨的失敗是一種必然。

    正是由于其肩負的特殊使命,會談中,米高揚表示:“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來聽取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只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通過會談,毛澤東等向蘇聯方面通報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和奪取全國勝利的部署,介紹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構想和將要采取的內政外交方針,并就恢復生產、開展經濟建設以及請求蘇聯給予援助等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消除了中蘇兩黨彼此之間的一些隔閡與誤會,密切了相互關系。因此,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總結講話時強調說:“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并在隨后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而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米高揚回國后,6月底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組成以劉少奇為首席代表,高崗、王稼祥為成員的代表團,也對蘇聯作了一次不公開的訪問。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采取的一項重大外交策略。訪蘇期間,劉少奇向斯大林等通報了中國革命的形勢、黨的內外政策、新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籌備情況,希望中國新政府成立后蘇聯和東歐各民主國家能率先盡快予以承認,并轉達了毛澤東希望在中蘇建交后公開訪問蘇聯的意向。雙方就蘇聯提供貸款、派遣專家幫助中國進行經濟和國防建設進行了商談。斯大林承諾,中國新政府一經成立蘇聯立即承認,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同意在中國新政府成立后即刻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

    按照約定,1949年10月2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王稼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羅申成為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

    12月6日,毛澤東率隨行人員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早在1947年上半年,為了取得蘇聯的援助,也為了讓莫斯科和國際無產階級了解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就曾提出過訪問莫斯科。斯大林雖然表示同意,但要求絕對保密,“我們的意見是最好取道哈爾濱。如果需要,我們可以派一架飛機去接。”兩周后,斯大林又致電:“鑒于目前進行的戰役,毛澤東離開可能會對戰事帶來不利影響,我們認為暫時推遲毛澤東的來訪是適宜的。”1948年4月,毛澤東等率領中央前委前往西柏坡途經城南莊時,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訪問要求,斯大林復電:“鑒于您所在地區的事態發展,尤其是傅作義已經開始進攻蔚縣,也就是說,您來蘇途中擬經過的三個地區都在火線上,我們擔心,您的出行會影響事態的進程,況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鑒于此,不知您是否應該推遲來蘇。您若決定不推遲動身,請通知我們并請告知何時何處派飛機接迎。”訪問又未成行,卻在城南莊遭遇了一次敵機轟炸。原來是特務告密,一大早,敵機就專門沖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臨時居所而來。當警報響起,兩架B52轟炸機已經在頭頂清晰可見。聶榮臻等人趕緊叫毛澤東去防空洞。又熬了一個通宵剛剛睡下不久的毛澤東坐起來,若無其事地說:“不要緊,沒什么了不起,無非是投下一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無奈,聶榮臻等人只好將毛澤東“綁架”到擔架上,抬至房后的防空洞。說時遲那時快,大家前腳剛離開,炸彈就后腳落在了院子里。之后,毛澤東又有幾次與斯大林商議去蘇聯的事,但始終未能達成一致。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的戰爭局勢尚未完全明朗化,蘇聯還在揣摸美國的亞洲戰略以及對華政策。那時候,斯大林很不想招惹上美國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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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訪問終于成行。這次去蘇聯,一是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二是與斯大林交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三是同蘇聯訂立新的條約,四是商談向蘇聯貸款事宜。12月16日,毛澤東一行抵達莫斯科,當晚即同斯大林舉行會談。21日,毛澤東作為第一個致祝詞的外國領導人,在慶祝大會發表了講話。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維辛斯基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蘇關于貸款給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協定》。4月11日,以上協定經兩國正式批準生效。

    其中在關于貸款問題談判時,中國提出貸款三億美元,擬在三年內還清。斯大林表示,償還期可以延長為十年,年利率定為極優惠的百分之一。《中蘇關于貸款給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共五條,主要內容有:(一)蘇聯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提供貸款,總數為三億美元;其計算辦法,以三十五美元作為一盎司純金,年利率為百分之一。(二)上述貸款自1950年1月1日起,在五年期間,每年以同等數目即貸款總數的五分之一交付,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等。(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付還貸款及其利息。原料與茶的價格、數量及交付期限將以特別協定規定,其價格將根據世界商場的價格決定。貸款的付還以十年為期,每年償還總的十分之一,于每年12月31日前實施。第一期付還于1954年12月31日之前實施,最后一次付還于1963年12月31日前實施。貸款利息從使用之日起計算,每半年交付一次。貸款協定談妥之后,對蘇方要求中方提供戰略原料鎢、錫、銻,以償還貸款一事,專門商簽了一個秘密議定書。此后,雙方還達成了“按平權合股原則”在中國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中蘇有色金屬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蘇輪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四個合營公司的協議。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利用外國資本創辦企業的重大舉措,對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尤其對中國工業化建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隨著新中國政權的建立,迅速組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使之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是國家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據當時社會經濟結構,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必然成為建立國營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為此,人民解放軍每解放一座城市,即由軍管會派出代表,按照官僚資本企業原屬系統,不打碎它們的機構,原封不動,先完整地接收下來。對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除個別反動破壞分子以外,一律按原薪原職留用,按原有組織機構和生產系統繼續運行,實行監督生產,然后逐步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也就是說,對接收的企業,只有機器照常運轉,人員照常工作,生產照常進行,才算真正完成接收任務,才有可能開始必要的改革和建設工作。這樣一來,不僅有效避免了新舊交替有可能發生的損失和混亂,保證了企業內部穩定,促進了生產盡快恢復,而且有助于一大批來自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的干部,逐步學習和掌握過去不熟悉的組織和管理工業生產的本領。

    新中國成立前后,許多城市的工業機器設備都遭受到嚴重破壞,礦山變成廢墟,工礦企業基本處于人員離散、生產癱瘓狀態。面對這種困難形勢,黨和人民政府牢牢把握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發動職工群眾以高漲的勞動熱情和主人翁責任感,在各廠礦形成了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熱潮。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為了更好地發揮廣大職工在企業當家作主的作用,1950年2月,中財委指示對原來官僚資本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各種不合理制度進行一系列改革,實行工廠民主管理。經過民主改革的國營工礦企業,相繼建立起有廠長、總工程師等生產負責人和同等數量的職工代表參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使廣大職工通過自己的代表,參加廠內重大問題的討論并參與生產管理。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公布施行,明確規定了工會組織在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中的法律地位與職責。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公布施行的重要法律之一。1950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36.4%,工業生產的恢復在短期內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充分證明了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工人階級,完全能夠擔負起建設新中國的領導責任。

    實現工業化,一直是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與追求。新中國成立之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已經開始考慮國家工業化戰略問題,明確提出:“當前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大約占百分之十,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這是黨在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考慮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新中國成立之后,劉少奇在1950年撰寫《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時論述:“首先,我們必須恢復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經濟事業,并使那些不能獨立進行生產的已有工廠盡可能獨立地進行生產。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建立我們重工業的基礎,并發展重工業。最后,就要在已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重工業的基礎上,大大發展輕工業,并使農業生產機器化。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大體要循著這樣的道路前進。”毛澤東在1951年12月修改《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時批示:“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現代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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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農業和輕工業放置在天平的一端,把重工業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孰輕孰重,站在不同的立場,所作出的選擇也會不同。先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起來,是一種選擇。先集中財力物力讓國家強大起來,也是一種選擇。兩種選擇都無可厚非。如果兩種選擇能夠并駕齊驅自然是最優的選擇。但現實中往往會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我們經常無法達成最優,只好退而求次,去篩選最適宜的選擇。而最適宜必然要以時間段作出界定,今天的最適宜并不代表永恒的最適宜。

    多年的戰爭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千瘡百孔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僅就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而言,中國雖然是農業國,卻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一年收成的好壞,最終取決于老天爺的臉色。沒有以往的內部積累,經濟基礎非常薄弱,國家建設可以調動的財力非常有限。工業、農業、商業、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國防等無不需要振興。如果不能突出建設重點,試圖百廢俱興,平均使用力量,又勢必造成左右支絀、捉襟見肘,最終將一事無成。蘇聯雖然答應借錢給我們,但借來的錢畢竟是要還的。借來的錢可以幫助我們渡過暫時的難關,歸根結底卻必須將借來的錢用于事業的發展,讓錢生錢,源源不斷地生出更多的錢。

    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有幾種不同的工業發展模式:一是,十七八世紀的英國、美國等早期工業化國家,以發展輕工業起步,首先積累大量資本,然后發展重工業。這種工業化模式需要經歷相當漫長的時間歷程。二是,十九世紀后期的德國、日本,在繼承早期工業化發展所創造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由政府投資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由民間投資發展輕工業,政府與民間并重,很快成為后起之秀的工業化國家。三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捍衛國家安全,在沙俄時代軍事工業初步發展的基礎上,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短時期內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盡管在工業化過程中,蘇聯的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相對緩慢,但其實現工業化的高速度和取得的建設成就,對尚處于社會主義落后狀態的中國而言,無疑有著更加切近的示范作用。

    關于新中國缺乏大機器制造業和現代技術裝備的狀況,毛澤東曾言簡意賅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成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現實選擇,不僅僅是經濟的考慮,更重要還有軍事的考量。帝國主義的威脅,臺灣問題的亟待解決,西南地區的匪患,“藏獨”勢力的活動,尤其是在家門口打響的朝鮮戰爭,都迫使新中國必須走一條“先圖強、后致富”的發展之路,用毛澤東的話說,“重點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工業化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的資金更多,而且重工業的建設周期長,見效慢,產品還不能直接滿足老百姓改善生活的需求。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既然是主人,在國家大戰略的引領下,就不能一味追求暫時的小我的生活改善,而應該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繼續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去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窮,不宜搞重工業,應多發展輕工業,呼吁政府“施仁政”。針對這種傾向,毛澤東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分析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進而指出,“現在我們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有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不能因為照顧小仁政,卻妨礙了大仁政。”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呼兒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愛人民,

    他是我們的帶路人,

    為了建設新中國,

    呼兒咳呀,

    領導我們向前進。

     

    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向北平遷移的那天,毛澤東在緊張工作了十幾個小時后,凌晨三點才上床睡覺。臨睡前,他吩咐值班的衛士李銀橋:“九點以前叫我起床。”結果十點鐘叫醒他后,他有點不高興:“讓你們九點以前叫我,為什么現在才叫呢?”原來是周恩來怕毛澤東休息不好,在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勞,告訴衛士們:“你們不要九點鐘叫主席起床,讓他多睡一會兒沒關系。”吃完早飯,毛澤東剛走出門口,周恩來等就迎了過來:“沒有休息好吧?”“休息好了,睡四五個小時,精神就好多了。”毛澤東邊走邊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成立新中國,剛剛進入考場。能不能建設好新中國,才真正觸及到考試能不能及格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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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戰爭啟示錄

     

    南京解放之后,毛澤東寫就《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詩中宣言“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關于霸王,有兩種典故理解。一說是指楚霸王項羽,在鴻門宴上放走了劉邦,最終被劉邦的漢軍所敗,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而自刎于烏江。另一說是指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明知楚軍眾、宋軍寡,卻不接受大司馬公孫固建議在楚軍渡河時和布列陣勢前發動攻擊的良策,覺得自己應當有君子風范,兩次錯失戰機,偏要等到楚軍完全布好陣形,才擊鼓出戰,可惜實力相差懸殊,宋兵大敗。三天后,宋襄公傷重而亡,宋國的霸業也因此畫上了句號。

    那個時候,毛澤東篤定是要乘勝追擊,希望能徹底消滅蔣家王朝的。但國民黨軍隊逃至臺灣之后,由于解放軍缺少空軍和海軍力量,渡海作戰無疑成為橫在“追窮寇”戰略任務面前的一道難題。面對茫茫臺灣海峽,這個問題的求解,毛澤東最初寄希望于斯大林。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劉少奇帶隊秘密訪問蘇聯那次,毛澤東就讓劉少奇帶去一封中共中央寫給斯大林的信,請求蘇聯出動空軍和海軍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50年進攻臺灣,并一舉解放臺灣。可惜這個請求沒有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只是同意為中國提供二百架戰斗機和代訓飛行員。

    斯大林很擔心,如果蘇聯派兵參戰,可能會導致美國介入,從而誘發蘇美戰爭。其實早在南京解放之前,國共兩黨舉行和平談判,國民黨提出兩個政府并存“劃江而治”的方案時,蘇聯就贊同這個想法,不想因為解放軍渡江作戰,引來美國參戰,最終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把蘇聯也拖進去。蘇聯已經遭受了巨大的戰爭磨難,他們不想在短短幾年內再次把國家陷入戰爭的漩渦。

    劉少奇的出訪沒能達到預期目的,建國之后,毛澤東決定親自到蘇聯去會一會斯大林,這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第一次離開中國。參加斯大林七十壽辰,是一個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毛澤東真心還是想借此機會談一談希望蘇聯援助中國解放臺灣的事宜。斯大林的回答依然有些含糊其詞:“這樣的援助不是沒有可能的,本來是應該考慮這樣做的,問題是不能給美國一個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揮和軍事人員,我們隨時都可以派給你們,但其他的形式還需要考慮。”甚至建議中國“是否可以先向臺灣投傘兵,組織起暴動,然后再進攻呢?”毛澤東此次蘇聯之行耗時兩個多月,因為斯大林的顧慮,雙方未能就蘇聯參戰臺灣問題達成一致。但這樣的結果并沒有影響毛澤東解放臺灣的信念。

    回過頭來看看蔣介石,雖然一再向他的將士們強調“臺灣一定能守得住”,但他自己心里明白得很,這不過是穩定軍心的一個小小招數,臺灣光靠死守是守不住的。臺灣海峽只能給他提供一段短暫的喘息時機。解放軍雖然現在還不具備解放臺灣的實力,但很快就會建立起自己的空軍和海軍,進攻臺灣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島上的情況也不樂觀。退守臺灣的將士大半已沒有什么斗志,一些軍官在設法出逃,一些士兵則止不住對留在大陸親人們的思念,潰敗后的武器裝備及庫存情況頻頻告急,更可怕的是由于人員大量聚集,島上的糧食已經岌岌可危。本來是希望美國人能幫一把的,但美國人現在的態度十分明確:既不承認毛澤東等建立的新中國,也不再支持已經沒有希望的蔣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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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以新中國水雷廠建設與發展的歷史為線索,綜合講述了鄭和航海、甲午海戰、抗日戰爭及至新中國初期海軍建設的故事,講述了新中國“一五”計劃開始籌建、建設水雷廠的故事,講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軍工企業歷次實施軍轉民戰略的故事。一個軍工企業建設、改革、發展歷程的背后,是一個社會的變革,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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