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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飛揚的灰——大變革下的你我心靈史

    以下內容摘錄


    作者:胡述武


    目錄

    題記

    引子

    光“輝”的廠

    廠史有些變異

    紅旗對上標桿

    身份有了歸屬

    讓灰色出彩

    宣傳隊揚名

    我是基干民兵

    技改顯身手

    英雄撞了腰

    生活灰幽默

    饞嘴保健餐

    宿舍野味香

    另類工裝秀

    裹著塵的風

    透亮的天窗

    太妃糖和選票

    小燕子受處分

    早戀入團受阻

    踩著灰追夢

    情牽圖書館

    黑板報主筆

    跟風的文章

    碼字如碼包

    早晨,在窯上

    憋屈的呼吸

    明挖洞,暗度倉

    生命如此單薄

    憶苦飯和扎根書

    抖落身上的灰

    各顯神通

    臨門一腳

    從班組到機關

    無法任性

    富有彈性的底色

    豁達夫妻

    匠人老顧

    任建偉的洋插隊

    歌者姚峰

    情色何止蒼桑

    我的浪漫顛覆

    他的江湖

    廉廉收藏的故事

    又新的獨立特行

    恩怨由你而生

    跳舞的女人

    肺癌來敲門

    不想“漂”去來

    湯勺和餳糖

    群名之爭

    春風又度石料山(代后記)

    題外的話

    附收錄文章:

    胡述武/小路遙遙通高峰

    胡述武/高與低的思辯

    譚友堂/在紅旗廠那些年

    劉軍/高考那些事

    左正/領悟人生

    張晗/紅火的“紅旗”因“灰太大”關停

    彭德福/我的海南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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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七月天里,江風裹著一股熱氣。

    漢口碼頭。客輪靠攏躉船,已是夜幕降臨的時候。一大群男女青少年,臉上憋不住稚嫩的興奮,背著包,拎著袋,擠著鬧著踏上躉船。

    只聽一聲喊:“集合啦……”嘰嘰喳喳的聲音頓時消失,男男女女主動跟隊,排列成行,聽候指令。

    隊列前站著一位軍人,捋捋軍裝,喊出:“立正”,“稍息”。然后自我介紹是工廠的軍代表,專程來碼頭迎新。軍代表宣布放假一天,廠里的卡車送每個人到家,行李留在車上拖回廠,各人按規定時間到武昌火車站集中。并有意強調說:我們要去的不是什么軍工廠,而是水泥廠。似乎在用聲音壓住可能出現的某種騷動。

    工廠地址在黃石是知道的,軍工企業保密工廠是招工時的介紹。站在江水浮起的躉船上,感覺似乎被忽悠了。但意料之外,也是滿意之中。雖然并非軍工,雖然沒能回武漢,第一批招工進廠,已經讓人感到無比光榮激動不已。那個夜晚,一直在為身份而焦慮的你和我----我們,踩著躉船與石階之間的跳板,揺揺晃晃地登上碼頭。眼里的沿江大道,既熟悉又陌生,路燈閃閃爍爍,灰暗生澀……

    光“輝”的廠

    當年的我們,對工廠這個詞耳熟,對工人的稱呼思慕。但工廠到底是什么樣兒,工人具體做什么,卻不甚了了。武漢的工業雖發達,武漢伢也知道鋼鐵廠、紡織工云云,卻對水泥廠沒有直觀感受。我自小喜歡看書,特別是“停課鬧革命”看過許多中外小說,有一本蘇聯小說叫《士敏土》,“士敏土”似乎就是水泥的音譯。我還隱約知道,解放前的中國除了稱呼水泥為“士敏土”外,還有“波特蘭”,“水門汀”等,而民間廣泛使用的是和當時所有外來物品一樣,一律加個洋字,叫“洋灰”。

    當年的綠皮車很慢很慢。武漢到黃石只有100多公里,站站停靠。為了和水泥廠見面,我們耐著性情坐了四個多小時。沿途的景物在車窗外一一閃過,山丘、流水、房屋、樹林,還有開闊的天空,都沒有興致去看。巴心巴肝我們只想見你,心情就像初戀時的頭一場約會。

    車窗外的景物不斷變幻,車輪在軌道上有節奏的咣當咣當,眼里掠過一波一波灰色的石丘,溝壑蜿蜒,樹木荊棘扎根在頑石、陡壁之上。

    與我們同座的廠醫陸浩民,是這次招工的領隊。他突然從座位上站起,大聲招呼:“就要到石料山了,快看,水泥廠,我們的廠!”

    大家爭相向車窗外探望。那個叫石料山的山頭并不算高,卻給了我異樣的感覺:山的腰肩似乎被剜去一塊又一塊豐滿的肌肉,深灰色的創面呈露出肅殺的殘景。由遠而近的煙囪里冒出濃密的煙霧,盤旋在一座高大的建筑之上。陸醫生說那就是機立窯,燒水泥的主要設備。乍看就好像一條灰色的毛毯擋在那里,讓陽光變得昏暗。當初我真是有這樣奇怪的聯想,無端地刺激了樂觀的心態。

    高高的煙囪就是水泥廠,我們的廠,我初識你的模樣!

    廠史有些變異

    幕阜山脈突起于鄱陽湖和長江間的平原上,其支脈黃荊山并不算高,卻有些奇特。

    早在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就打算開辦水泥工廠。這位“洋務運動”后期的主將,對建筑材料多有見識:“水泥一項,外國謂之塞門德土。凡筑路、造橋、建廠等事均所必需。以中國之銀,易外國之土,受虧孰甚無待煩言”。他已將黃荊山上釆集的礦石,寄至德國化學家“疊次考驗精詳”,得出“乃是生產水泥的石灰石最佳原料”的結論,況且黃荊山屬大冶域,瀕臨長江,運輸非常便利。張之洞知曉僅湖廣政府之財力,是難以興辦水泥廠的,即奏請官督商辦。光緒皇帝批朱:依議,欽此.……

    張大人的這一段史實,我是多年以后才了解到的。1970年我們坐在綠皮車上,甚至走進石料山時,根本不會有人這樣介紹工廠史,也有意無意忘掉身邊還有一個大水泥廠。就連那位人稱“水泥王”的“資本家”,只是私底下的傳說。讓我現在分析,除了當時的語境外,恐怕還是在提防我們躁動的心。

    石料山僅是黃荊山的一個山頭,因有大廠的石料車間而叫成地名。山下的石子庫形成一道圍擋,鐵路專用線在這里分叉,一條伸進庫底,一條庫外延行。延行線歸屬紅旗廠使用,紅旗廠的主要原料又靠齊肩相鄰的大廠石料車間供應。大廠是央企,副市級。那位“水泥王”,雖然功以才成,業以才廣,卻因贖買政策放棄了實際權利。大躍進的感召,又讓他順勢而為倡辦小水泥,1960年全國人大代表會上的發言(即《水泥工業中的“小洋群”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成就了紅旗廠。

    于是水泥生產有了“大水泥”和“小水泥”的不同稱謂。在計劃經濟時期,“大水泥”是指國家大中型水泥企業生產的、中央人民政府統一分配銷售的水泥,這些企業都釆用回轉窯技術進行生產。“小水泥”指地方小型企業生產的、由地方政府分配銷售或進入市場的水泥。1949年共和國成立時僅有8個“小水泥”廠,年生產能力總共為7.2萬噸,我從一份權威的統計表中還看到:1958年的“小水泥”產量全國只有27萬噸,1959年即增長為210萬噸,1960年又增長了一倍多。

    大廠一隅,石料山腳,因此而轟轟烈烈,煙熏火燎。《紅旗水泥廠志》這樣記載:大廠組26人的家庭婦女生產隊,辦起了立窯場。她們收集釆石車間破碎機沉積的石灰石粉末,摻入窯基腳挖出的廢料,再配上黏土制成生料,用原始的手工方法生產水泥。黏土和煤塊無法碾成粉,就用石頭臼舂,用篩子篩,篩好后的石料、黃土、煤粉分別堆放三處,然后用賣菜的手提桿秤計量配料,一鍬土、一鍬煤、一鍬石料,拌和均勻,灑上水,用腳攪拌,再用手搓成球,放在陽光下曬干后進土窯煅燒……燒出了熟料,女工們歡喜若狂,奔走相告,用大紅紙包一包熟料,向市委省委報喜。當時的省委書記到廠視察,鼓勵發展生產,女工們的事跡很快傳開,其代表蘇仙桃,赴北京參加了全國婦女群英大會,并同周恩來總理一起參加了聯歡晚會……

    紅旗建廠,白手起家。沒有圖紙,參照外廠立窯實物自己繪制。沒有設備,利用廢舊材料制造。自制木質攪拌機代替人工攪拌;制作木質掛斗代替手抓、肩扛喂料;自制成球筒,改變手工搓料;到后來土窯變機立窯。在計劃經濟年代,水泥屬于“緊俏物資”,創業者便有了自我擴張的沖動。除了普通水泥,紅旗廠還生產過一段時間可供出口的、或市場上少見的快干型砂水泥、白水泥、綠水泥等特殊水泥。

    就是這樣艱苦創業,勤儉辦廠,一個年產20萬噸的水泥廠拔地而起。曾有過“三八廠”、“衛星廠”、“立窯車間”、“實驗”等稱謂。后來成為楚地機立窯的標桿,單獨建制起名鄂冶水泥廠。鄂(湖北省的簡稱),冶(大冶縣稱),可能是這廠名的諧音不雅,容易讓人想到又“惡”又“野”,文化大革命期間改名為“紅旗”,這才覺得名副其實。

     

    80年代的紅旗水泥廠廠景鳥瞰(照片來源:《紅旗水泥廠志》)

     

    紅旗水泥廠的“心臟”機立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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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旗對上標桿

    紅旗廠初創,職工中少數是大廠石料車間工人,多數是職工家屬婦女。60年代隸屬省管后,陸續從黃石市內下馬的小廠、從農村招進一批工人。由于工作環境差,生活艱苦,這批人中大部分又自行離廠。發展加速帶來的用工乏人,年齡偏大,文化低下,一直是廠里的軟肋。其后才有1970年的規模招工,為廠子注入了新鮮血液。

    那一年我們進廠,廠名已稱“紅旗”----湖北省紅旗水泥廠。紅旗廠首次規模招工,前后腳進來200多人,基本上都是“知青”,“老三屆”或是“新三屆”,來自于武漢華師一附中、漢口實驗學校、漢口水廠路中學和監利、通城、應城等地的學校,小的十五六歲,大的也不過二十三四歲,新中國生,紅旗下長,無不帶著那個年代青年學生特有的壯志和情懷,有幸走進紅旗廠,這本身就讓人躊躇滿志。

    這里請容我單獨說說華師一附中,并非是自己的偏心和標榜。在走進紅旗廠的“知青”中,曾就讀于武漢華師一附中的占了多數,用軍事語言說接近一個連的兵力。華師一附中如今是全國數一數二的中學,當年也是湖北省的窗口學校,教育的標桿,學生都是經過層層考試入學。若不是文化大革命,華師一附中學生的眼睛盯的是清華、北大、武大、華工。還有,華師一附中一直實行寄宿制,很多同學自小就熟悉集體生活。我就是其中之一,幼兒園上全托,中小學都在學校環境生活,下農村有同學為伴。即便進了工廠,仍然未能擺脫集體生活的習慣,住單身宿舍,吃職工食堂,保留著很濃的學生味。直到如今,你我張口閉口還稱“男生”“女生”……當年這批人的家庭大多有些背景,或者叫資歷,無論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否挨整,都持有正統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其中多數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已經“被教育”懂得自律自我珍惜。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那個年代對一部分特定人群的稱呼,不用細說就明白。它至少具有三層意思,一,這些人本質上是不好的,反動的,經過階級斗爭教育也許是可以教育好的;二,這些人中間并不是都能被教育好的,肯定有不可以教育好的,甚至會變成和父輩一樣成為“階級異己”,因此要嚴格對待,“階級敵人”的帽子懸在半空;三,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同齡人,就是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工人、貧下中農等“根紅苗正”的“革命接班人”。出身決定前途,就說我們初二(1)班吧,全班50多名同學中,紅五類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比例。1968年12月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發表時,已經提前得到信息的軍隊干部子女,一個一個消無聲跡地跑到軍營里去了。上山下鄉,實際上只是紅五類中的工人、貧下中農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們也有過猶豫、不情愿,有過不甘心、想不通和無奈,但還是響應號召。聽黨和毛主席的話才有出路,在我們的思想中占據了主流。

    華師一附中的校友,也有少數人招進了大廠。如我們班的劉平,年齡小個子不大,父母親都是華師一附中的名師。劉平下放監利縣程集公社,一個偶然的機會進了大廠,與他一起進廠的有一輛交通車的人,是廠里直接用交通車接到廠里的。但大廠人多,骨干多,老工人多。剛進廠的青工像蔥花一樣點綴在每一盤菜里,有點香味,也能看到身影,卻撐不起分量……然而在紅旗廠,以武漢伢為主的知青就像是韭菜。韭菜能當主菜料理,韭菜炒雞蛋、韭黃肉絲、韭菜餃子,韭菜味很重,韭菜能壯陽氣,雖然有點沖!

    命運就這樣把我們拋到了紅旗廠,而且是技術含量不高的水泥廠。

    集體生活培養了集體主義。我們想成為標桿,也可以成為標桿,讓旗幟通過標桿在明朗的天空中飄揚。

    然而作為工廠層面來說,這一切不知道是幸運呢,還是無奈……

    水泥生產的工藝流程說復雜并不復雜:礦石開采后,經軋石機破成分口石,輸入烘干爐烘干,送入球磨機磨至規定的細度,再入窯煅燒成熟料,出窯后經料棚堆放-定時間,再送入水泥磨磨成水泥,轉倉后經過包裝,出廠銷售。這樣的工序也許更需要和更看重的是老實聽話、粗壯結實的勞動力。

    紅旗廠坐南朝北。廠東面是城區,人口稠密,工廠林立,有湖北水泥機械廠、黃石電線廠、摩擦材料廠、毛巾廠、彈簧廠、家具廠、釘絲廠、毛毯廠等。廠西面緊臨的是黃石金工鑄造廠、黃石煉鐵廠、胡家灣煤礦、耐火材料廠、石灰石礦等。紅旗廠背靠黃荊山(石料山),是大廠的采石基地,也是自身的生產用石料供應地。橫貫于廠前的武(漢)黃(石)公路,當年是連通鄂東的一條主要干道。與公路平行的武黃鐵路,歷史更為悠久,30年代修筑,貨運和客運列車來來往往,都是從廠前通過。這一段鐵軌的另一邊,也就是紅旗廠朝北的一邊,奇妙地有一個很大的湖,當年叫張家湖,如今稱磁湖。湖水清亮,湖中蓮蓬上的朝露晶瑩欲滴。傳說釆礦人的祖先光著膀子在湖邊洗澡,身上特有的味道滲透到水里,水草豐嫩,魚兒肥美。后來又來了一列火車,裝滿灰褐色的礦石,車上有石頭滾落到湖邊,吸引了一尾又一尾魚兒,火車冒著煙霧在水里疾駛,魚兒追趕著水里的火車……

    傳說雖然很美,但有杜撰的痕跡,也不實際。火車跑過還有魚兒嗎?魚兒喜歡灰色的石頭嗎?

     

    后排右第二人是華師一同學也是他們同大隊的插友林一鈾,他剛從監利抽回武漢(晚回5年),到黃石來玩時照的,是在紅旗廠后面的釆石車間路邊。林一鈾后來任武漢葛化集團老總,2009年10月在工作崗位上突發腦溢血不幸逝世。(照片提供:譚友堂)

     

    英俊少年蕩漾在張家湖上(從左至右:翁建民、鄭群子、劉軍、胡述武、顧樂東),船上左二叫鄭群子,1985年前在紅旗廠供銷科,后調回武漢父親單位鐵道部第四設計院,2000年因肝癌離世。(攝影:任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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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有了歸屬

    如果你留意觀察過幼童玩耍,你會知道小朋友毫無身份意識。他們不會根據膚色、國籍、種族、社會階級來選擇玩伴。最多只會以男生或女生來彼此歸類。身份符號為后天環境所形成。小朋友開始建立起身份意識,是在認識字聽故事學說話的第一天,父母、老師或者周圍的人說教他們不要靠近某某人、某某人是壞分子那一刻開始。

    身份認同,是一個既抽象又具體的概念,關乎一個群體或階層的驕傲,也是一種用來區分我們與他們的表述。這在大講階級斗爭、大革文化命的時代尤其重要。知青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但這個群體并不是一樣的。上山下鄉與支邊支疆的不一樣,北方和南方的知青體驗程度、內心的感悟等也完全不一樣。起碼我知道,我們這批知青大多在農村只呆了一兩年,生活還沒有適應落定,就又在漂移挪身了。知青---漂泊在外,身無定所,希望自己歸屬于先進的革命的階層,加入某個感覺好的集體,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從而獲得安全感。而這些,工廠里都有。

    在當年,未能被這個集體接納,就會陷入惶恐孤獨甚至覺得無路可走。

    實驗學校的左正開初是招回武漢的工廠,背上行李在碼頭苦等三天,最后點名卻沒有了她的名字。眼看著大家都上了船,左正焦急地喊起來:還有我呢!還有我沒點名!周圍的同學也幫著喊。招工的師傅擠到她面前,低聲說:你的母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們不能帶你走,你的招工表退給縣招辦了。這幾句話音量不重,對左正來說卻是劈天的炸雷,讓她好長時間回不過神。鄉親們輪流為她送飯,鄰居家姐子妹子守著她睡覺……后來公社知青辦主任帶著招工師傅走到她跟前,說:這個學生伢就叫左正,是個女的,不是男的。她表現很好,身體也好,帶走不錯事的。左正沒有抱太大希望,不想過了幾天隊里通知她招工錄取了,是個水泥廠,地點在黃石市,因此誤入“灰”途……

     

    (照片提供:沃民榮)

    當年我與同學插隊在監利縣汪橋公社楊家大隊,大約有13名知青。招工是分批離開的,頭一批走了8個人,都是到紅旗廠。名單公布后,無論走的還是留下的,心情都很復雜。走的人,不知是高興還是稱幸,但又顧及沒有走的,說不出來的感覺。我們離開時,未能走的同學堅持送我們上了卡車。當車開動時,車下的人哭了,緊跟著就一起去公社討要說法。一連數天沒有人笑,說不上幾句話,然后就是沉默。吃飯的勁頭明顯減少,屋里死氣沉沉,也不想出工了,有的趕快給家里發電報,到處打聽消息。那些日子,比農村的苦累、孤單更讓人煎熬的,是內心的沖突、失落、迷茫。沒想到不出一個月,紅旗廠又返回二次招工,雖然下去招工的單位增多了,多數人仍然顧不上選擇,前仆后繼來到了紅旗廠。

    大招工對于武漢知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具體到李廉廉身上也是一件很難過關的事,因為他是近視眼,平時都戴著眼鏡,正常的體檢肯定是過不去的。只好央求同伴幫助過關,李東湛、邵一五、王健都答應在檢查眼睛時給予暗示,醫生小棒棒指到那都有人小聲告訴廉廉上下左右方位。離開檢查室時,醫生沖他意味深長地一笑,廉廉心中一緊,但醫生沒說什么,在檢查表上寫下左右視力都是1.2的結論,謝天謝地熬過了體檢關。大家重點都為廉廉操心去了,沒料到王健的眼睛出問題了,他有色盲,事先也沒說有這個問題,結果,王健卻因色盲失去了這次招工機會,以至于一個人在農村多呆了幾年。

    湖北的通城縣與江西、湖南交界,屬于山區,有說窮山惡水出刁民。因為窮,只承擔了一屆知青插隊任務,后來都免了,也沒有人去了。當年,沃民榮下放到麥市區,張益民在沙堆區。沃民榮回憶:招工時,紅旗廠接人的卡車是把麥市的知青先接到沙堆,住一晚上,再接沙堆的知青一起到縣城。紅旗的車子啟動時,張益民是一腳跨上車廂另一只腳還在車外,指著幾個通城伢說,跟老子小心點,再就不是你們的天下了,把老子搞煩了該你們曉得,老子不整死你們!估計他下放很受踹。張益民招到紅旗廠后又去當了警察,后來累倒在黃石市司法局長的崗位上。

    紅旗廠是占了先招工之利,后來很多知青都召回武漢了。張久華說招工早了一點,而且招過了頭,過了武漢。

    不管你是情愿還是受騙,不管你是主動還是誤撞,沒有選擇,沒有志願,沒有合不合適,我們都集合在石料山下。

    分配車間前,是集中學習和勞動。學習不用多講,就是接受政治教育。勞動有些特別,是到后山坡地上碎石頭。說是原料供應不上,外面購進的石料大了些許,要用錘子分解。有這個必要嗎?是有意讓我們吃點苦頭?不過我們知道了一點,廠里的生產主料是靠別人(大廠石料車間)供應的,隨時都會遭遇卡脖子。任建偉記得,分工種前集中勞動一至二周,鏟土石,很熱很累,效率低,還去過火車站搬廢鐵。工種分得好高興,不好蠻窩火。

    各自的去向都不清楚,唯一能做的有什么呢?只能老老實實,努力表現。進廠后“知青”的頭銜很快取消了,取而代之是“青工”。結束兩個星期的進廠培訓后,面臨分配到各個車間(崗位)去,即分配工種。水泥廠是從原料制備開始,到水泥出廠的連續性生產性質,相對來說沒什么技術含量的崗位工種較多,車鉗電等技術工種較少。因此,能分到技術工種都是我們的期盼。但是,崗位工種雖然普通,工資卻高出分配到技術工種的學徒工一大截。比如,技術工種三年學徒從18元拿起,學徒期滿也只有27元。而普通工一開始就是月工資34元,與學徒工相比可謂是高薪了。要知道,當時的34元工資足以養活一家3口了。既便如此,我們還是青睞技術工種,一來名份上好聽,二來技術工種有8級工資制(普工只有4級),前途遠大。

    當然分配的工種好與不好,也是有定論的。起碼我們楊家5隊的4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是要戴著“鬼子進村的帽子”上班:翁頭(翁健民)到細磨車間值守選粉機,劉軍和任建偉是泥副工,我分到生料車間撮黃土。撮黃土、泥副工絕非好工種。至于后來,那只能說是個人的努力和造化了。

    都在等待分配工種,都在盼著分一個好工種。陸醫生突然拿著一張視力表要廉廉重新驗光,廉廉知道大勢不好,近視眼瞞不下去了。當然已招工進廠不至于退回農村,但只能分配輔助工種,技術工種與之無份。廉廉先是到泥木班當小工提灰桶,后來又去裝包庫垛包碼包、防空洞打孔放炮。

    左正還記得:第二批進廠勞動的時間短多了,好像不到一個星期就開始分工了。紅城公社招上來的全都沒分好工種,只有陸玉珍分去化驗室,這才有人爆料,說她在返城之前在隊里買了麻油和雞送給管招工的,她真懂事,比我們開化多了。

    在紅旗廠當工人,政治上已屬于“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盡管上班時穿著沾滿油膩和灰塵的工作服,但是我們都有一種自豪感——國家“主人公”,端的是鐵飯碗。工人階級的質地,身份的不一樣凝聚了人心。我們將工廠為家園,雖然這個家灰塵仆仆,倔頭倔腦,仍然懷揣憧憬,想充分地展示自己。這應了美國的一位心理學家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他認為,“歸屬和愛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滿足了這一需要,人們才有可能“自我實現”。

    我們還保留著上山下鄉的思維,明明是苦難,非要罩上無比幸福的外衣,甚至以“不怕臟、不怕灰”為榮。當時的懵懂青年,多處在混沌狀態,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能夠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又都想施展一下拳腿。

    那一段經風雨見世面的青春期,真正的體驗應該是這塊天地---我們已經來到和正在施展的工廠。

    姜建說,那時我們在紅旗水泥廠干活真是拼命,像現在傳銷被洗了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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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灰色出彩

    很大程度上是青工進廠的人氣,可謂新鮮血液,使紅旗廠充滿了活力,有了大廠的樣子和氣魄。

    我依稀記得,進廠不久,廠里的管理機構搬到生產和生活區臨界的坡坡上,一棟兩層小樓,一樓是生產和行政部門,二樓除了領導的辦公室,還有政工諸部門。凹形的辦公樓前有一塊空地,種著幾棵小樹和兩排冬青,往下走七八步石階,兩邊是石頭壘成的坡墻,墻下面有一條廠區的水泥路,對面就是廠食堂,食堂正門和辦公樓前的石階相望,形成信息和生活集中地。

    有過抄寫大字報和宣傳鼓動歷練的青工們,聰敏地捕捉到施展的天地。有人建議將石頭墻修飾成黑板報墻,自然得到頭頭腦腦們的力贊,很快就有了高三米、長二三十米,油漆黑亮的大幅報墻。誰來辦還有過爭議,后來決定以車間單位劃塊,黨支部、工會、團委、民兵合辦,團組織具體操辦。實際上不管以誰的名義辦,都是這些武漢伢為主的年輕人的事。車間與車間暗之較勁,參與者充滿熱情,基本上每月一期和逢年過節辦專刊,每當新版報亮相,很多人都駐足圍觀,廠里的通知公告也在此張貼,好不熱鬧!

    再比如說“工宣隊”,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被稱為工人階級管理上層建筑的大革文化命的“新生事物”。作為縣團級的省屬企業,紅旗廠被圈定與黃石“九中”對口,選派的工宣隊員應是產業工人(家庭出身好),參加學校黨支部和革委會的工作,領導教育革命,參與備課、教學。那年紅旗廠剛剛進廠的新工人,“湊巧”彌補了廠里的“拮據”和“尷尬”(總不能讓文盲和半文盲趕著鴨子上架吧),因為新工人中有高中生。于是呂清、陳渝生、謝祖雙、定幼平、劉大中等,搖身一變成了占領上層建筑的工宣隊員(既使出身有誤也勉為其難了)。有的如謝祖雙等因此走上教師生涯,一直在九中當老師,還培養兒子上了“清華”,退休方回武漢。還有1982年紅旗廠成立橋牌隊,武漢伢沈建民、梅剛榮、蘇永茂、王東如都是主力隊員,連續5年在省市級比賽中獲得很好的成績。1996年國際橋牌邀請賽,沈建民和梅干榮代表湖北省,戰勝世界頂級水平的意大利男隊,賽后與國際橋牌皇后楊小燕合影。

     

    當年中央下文要求廠礦辦學,紅旗廠就辦起了“抗大”小學,讓廠里適齡兒童都能受教育。辦學條件簡陋,先是在一間竹子搭的工棚內上課,后來建起了照片上的教室(李廉廉攝)。

     

    課桌是用木板釘的條桌椅,一排可坐六個學生,從一年級到五年級共五個班,全校學生近200人。教師主要來自廠里的武漢青工,陳慧、劉大中、胡春枝、蘇永茂、姚碧玉、左正、魏秋田等先后任教。由于教師敬業,學生成績都不錯,在全市教育系統小有名氣。對了,學校的簡易教室還為廠宣傳隊提供了業余排練場地。排演彝族姑娘給守邊疆的解放軍補衣裳的舞蹈,自然要穿上七彩大擺裙(彝族服裝),沒錢買就自己動手做。庫房里領了白布,食堂大鍋染色,從師傅家里拖出縫紉機,架到小學教室里。盧小怡、羅愛華、張曉玲等人充當裁縫,做出的服裝漂亮著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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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隊揚名

    說起在紅旗廠的那些年,不能不說宣傳隊。

    我這人表面斯文,不太活潑,跳跳唱唱并非強項。雖愛好寫作,但又自視歌詞、快板書之類有點俗,有人相邀也提不起興趣。不過宣傳隊的一舉一動我也很上心,甚至親密接觸,有緣于三點:我的女友是宣傳隊的一員,我的好些同學是其中的骨干,我曾有幸以工代干在廠工會管過一陣,叫指導員。當然,不止于這些,更在于當年的廠宣傳隊風生水起,名聲在外,讓我多寫幾筆。

    宣傳隊的全稱應該叫紅旗水泥廠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除了廠名外,后面的一排字是當年只能也可能是唯一的叫法。這個宣傳隊在知青進廠前就存在,由軍代表某人的一位小姨妹唱主角。新工人進廠了,武漢伢來了,只有一兩個回合,僅僅一兩個回合,小姨妹就主動退出,班底來了個大換血。我了解了一下,從1970年8月至1977年,先后有譚友堂、定幼平、劉大中等當過隊長,隊伍在20人左右。其中的小樂隊有三把小提琴,三把二胡(京胡板胡),兩支笛子,一把琵琶,一個架子鼓等組成。這里要特別提一下彭德福,為了“混”入隊伍,他“臨陣磨刀”,學拉二胡,學吹次中音號,小樂隊因此增添了管樂。姚峰曾回憶道:在廠宣傳隊,每有任務,我便要抽出來搞創作(主要是寫曲子),而常見到頭戴鬼子帽,穿著帆布工裝戴三層口罩的彭德福充滿期盼地,甕聲甕氣地問,姚峰,還沒寫完哪?我們么時候抽出來呀?彭德福聰明,在宣傳隊由跑龍套到主演,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那時的他,拉二胡,吹次中音號,唱歌,說單口相聲,樣樣拿得起來。

    黃石市的職工文藝活動開展的比較好,補充了極度貧乏的文化生活。剛從農村抽上來的知青也用熱情帶動了各類文化活動。只要市里搞匯演,或是配合重大政治活動,廠里的宣傳隊就作為政治任務脫產集中。市里的匯演一定要有創作節目,廠里的排練也要有節目量,歌舞、戲劇、器樂、曲藝等,足夠演出一兩個小時,就像一桌菜,要搭配得當。于是總要抽出幾人搞創作,十天半月出作品,再根據節目需要定人員,由廠工會下通知抽人脫產排練和演出,一般是一個月左右。不僅僅在廠里演和參加全市匯演,還下車間班組巡演或到周邊農村土臺上演出。宣傳隊編排了描寫裝包工的小歌劇《小車不倒只管推》(魏秋田作詞,定幼平/姚峰作曲),器樂曲和小品《訓練場上》等節目。曲藝聯唱《懷念周總理》是楚劇調,演員表演很投入,演多少場,與觀眾一起流了多少場眼淚。

    當年學習演出革命樣板戲成風,凡宣傳隊不唱幾段樣板戲不能拋頭露臉。紅旗廠的宣傳隊不簡單,京劇《智取威虎山》九場戲,他們能拿下前五場:姚峰演楊子榮、葉春波(葉三九)演少劍波、羅愛華演小常寶、項熒坤演獵戶老常、張曉玲演衛生員、胡繼壽演土匪。譚友堂回憶:在第5場戲《打虎上山》中,因楊子榮要有點武生戲動作,就由鄧成云代替姚峰演楊子榮,但他嗓音不行不能唱,這場戲中《迎來春色換人間》的唱腔就由謝祖雙在后臺幫唱。

    文化大革命時黃石市文藝團體解散,一些所謂“牛鬼蛇神”都被下放到工礦企業。大老王原是黃石市京劇團樂隊專職司鼓,隨大老王一起下放到紅旗水泥廠的還有市漢劇團的夏書高和鄧成云。后兩位因為年輕一些在車隊當司機,大老王就在食堂當了大師傅。我們剛進廠時,他們這幾位專業劇團下來的同志帶領一幫年輕人也在“鑼鼓喧天”的排練節目,幾位“演員”臉上化傳統戲的濃妝,讓人覺得好笑:怎么像跳大神似的。

    宣傳隊演樣板戲除了要有合適的演員外,樂隊的文、武場必不可缺。“文場”指的是以京胡、京二胡、月琴(彈撥樂)為主的伴奏樂隊;“武場”指的是鑼、鼓、板、鈸等打擊樂。會樂器的武漢伢吹拉彈伴奏可以,“武場”的家業全然不會,只能由大老王他們擔當。于是,由大老王司鼓,與夏書高等幾位老職工組成樂隊“武場”;譚友堂拉京胡,與京二胡顧樂東、琵琶定幼平、二胡鄒清元、小提琴李東湛、邵一五、徐侃、笛子徐繼東等人組成了樂隊“文場”。

    葉春波(三九)回憶:廠宣傳隊排演京劇“智取威虎山”,是為了參加市里舉辦的學演樣板戲的比賽活動,那時市里也有要求,希望各專業劇團對基層宣傳隊學演樣板戲中給予指導。1971年的時候,在黃石演樣板戲最出名的要數黃石市漢劇團,他們演的是移植的漢劇《智取威虎山》,該團幾個演員正當年,能打能唱,在黃石很賣座。廠里由夏書高、鄧成云等人聯系,抽了幾個人去劇團學習了兩次。廠宣傳隊在參加市里比賽前在廠里演了一次,還專門將市漢劇團的主演和領導請來指導,演后得到他們的好評和肯定。參賽時正好是在漢劇團的劇場演出,漢劇團將除服裝外的所有燈光、道具都借給我們使用,演出時儼然像一個專業劇團在演,效果特別好,給評委們的印象特深,評比時獲得市里比賽的一等獎,這是建廠以來從未獲得的榮譽,廠領導相當滿意。紅旗廠宣傳隊也因此在市里一炮打紅,以后市里的各種演出活動都少不了。

    紅旗廠文藝宣傳隊的一組照片

    (照片提供:譚友堂、李東湛、沃民榮)

    有一次我與雞子(李東湛)、譚某(友堂)聊起宣傳隊,我問雞子你那時候拉琴是個什么水平呀?

    李:黃石業余文藝界不謙虛地說數一數二,能在全市匯演拉獨奏曲,當時拉的好像叫《先烈憶念曲》,還編配過《快樂的女戰士》,那時候《洪湖赤衛隊》新版剛出來,也拉過。

    譚:雞子那時很刻苦,在湖邊、山上練,晚上有時在宿舍走廓上拉,我們都陶醉了。我們這幫武漢伢在紅旗廠搞得比較好,黨委書記舍不得放我們走。宣傳隊有幾件事值得一提,一個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也能拿下來,演員條件限制重點排了幾場。一個是參加全市萬人大合唱,我們唱得是創作歌曲,徐侃詞,李東湛作曲,叫什么名字忘記了,還在黃石電臺錄音播放,當時的《湖北歌聲》雜志發表過,得了五塊錢稿費。

    我記得,五塊錢稿費單還是我帶給雞子的,可以說是恢復稿酬后第一次拿稿酬。我的一篇小說得了三十塊錢,是同一天收到的。

    李東湛大言不慚地說:我的聲樂史可追溯到紅旗宣傳隊,當時排練一個男聲四重唱,歌名好像是《老漢越唱越快活》,唱的人有我、譚某、邵一五,還有一個記不得了。

    葉春波也回憶說:有次是在市里參加匯演,也是我在黃石的最后一次演出,所以印象特深。那時京劇樣板戲唱段大家都聽得爛熟,楚劇剛移植樣板戲《沙家浜》,很多人覺得很新穎,當時我和平莉菁搭伴唱“軍民魚水情”一段,唱完后往臺下走,下面觀眾齊聲高叫再來一個不讓謝幕,搞得我心里很慌,又沒準備別的節目,兩個人只好又上去給觀眾敬了個禮“逃”下來。

    當然,也有議論說車間里的日子難熬,宣傳隊好玩又出風頭……或許這是一種抱團取暖的方式,用來舒緩對于現實環境的不滿和無奈,但畢竟為紅旗廠贏得了聲譽。

     

    讓我們蕩起雙槳(照片提供:廉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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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基干民兵

    回頭想想招工介紹,軍工廠的說法并非有錯。當時水泥屬于戰備物資,計劃生產,統一調撥,斤斤兩兩都有來龍去脈。特別是來了軍宣隊,名為宣傳,實為接管,半軍事化。管理上有三個特點:生產組織按軍事建制,如我所在的生料車間叫一連,連長、指導員也就是車間主任、書記;熱衷民兵訓練,成天穿工裝,沒事就扛槍,武裝民兵要根紅苗正,基干民兵以青年為主體,普通民兵只要扛得起槍,都算;還有就是廣播喇叭里的軍號嘹亮,這種狀況直到1974年軍代表撤離后才取消。

    那個年代是把戰爭掛在嘴邊的。民兵,基干民兵,武裝民兵,班排連的編制建全。民兵訓練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時不時進行防空演習,都是根據市人武部下達的年度軍事訓練科目進行的。訓練的內容主要是隊列、刺殺、投彈、射擊和三防(防空襲、防原子、防化學)等軍事技術,訓練以民兵排為單位,每星期一次,幾乎風雨無阻。每當扛槍訓練的那一天,各排的排長從早上5點鐘一個一個地喊,誰要是賴床基本沒戲,那滋味對于排長和兵都是考驗。我寫過數百字的雜感《十分鐘的短兵相接》就是由此生議,登在廠里的黑板報上,沒想到給我的動力卻不小,我在后面還會提到。

    1971年為執行毛澤東關于進行野營訓練的指示,由軍代表和廠領導成立長途拉練指揮部,廠里青年民兵和廠派工宣隊學校九中學生共計260多人參加。我們是進廠不久的青工,要求上進自然踴躍報名。拉練路線由廠部出發,經過大冶、陽新縣,再穿過黃荊山返回。山路崎嶇,背包負重,野炊抵餓,風雨中徒步,民房里打地鋪,練得就是準備打仗的本領。一路上我的表現甚至不如九中的學生:臨時擔任一個高中班的排長,早晨起床號一吹卻難得爬起,行李背包還需要學生幫助打理,現在想起仍覺得不好意思。2013年我在瑞士停留,這個國度200年無戰事,卻全民皆兵。我看到他們的青年人穿著迷彩服參加軍事訓練,就聯想到我曾經親歷的紅旗廠民兵訓練。單純從人的素質和耐受力來說,這種訓練應該是必要的。

    廠里組織橫渡長江,是在廠旁邊的張家湖訓練的。任建偉回憶說:我參加的最早兩次渡江沒人給我們照相。黃石江面比武漢的寬,因沒有漢江水流入,對渡江者的沖擊會小些。當我們游到江中心時,感到水變急浪大水也涼。第一次渡江有兩女生,章德芬和張曉玲,堅持游到對岸。

     

    (紅旗水泥廠1975年渡江紀念合影,照片提供:黃天道)

    那年冬天,由于張家湖水位下降,廠里湖邊泵房生產取水源中斷,工廠面臨停產,急需挖一條引水溝。民兵和團組織主動接下了這個任務,幾十人冒著隆冬嚴寒,破冰入水,夜戰一個晚上完成了任務,保證了生產用水供應。那些年市里廠里的重大突擊活動也多,多是以民兵青年組織參與,具體的人員又多是武漢青工,我們是自愿的加班,沒有薪酬補償,圖的是集體榮譽,受到全廠職工的好評。由于紅旗廠的民兵工作做得好,年輕的廠武裝部長龍世泉破格提拔為廠黨委書記。

    當年人武部只有十幾個平方米的辦公室兼武器庫。錦運剛進廠時與幾個干部子弟分在一個宿舍,話不投機。后來調換和宋志超等人住一屋,宋也是武漢伢,早兩年作為社會青年進廠,摔跤身手不錯。錦運也喜歡武術,經常一室切磋。當時的廠人武部長龍世泉,與宋志超是哥們,常來玩,也對錦運有所了解和信任。市武裝部分配到廠一批槍支彈藥,需要人值班,龍世泉就選了錦運。錦運白天在設備車間金工班干活,晚上義務值守武器庫,需要有原則,也要有靈活應對偷襲者的身段,不管是天王老子爺,晚上是不可以進屋的。若臨時有事或回漢探親,就由各車間的基干民兵排長如夏小川、王東來等人代值,他們也是同時進廠的武漢青工。民兵訓練前后還要清點槍數或檢查有無損傷,特別是射擊以后的槍管內壁及撞針,更需要細心不厭其煩。至今,錦運記得很清楚廠里的武器配置:有56式半自動步槍30支、56式沖鋒槍5支、蘇式騎兵沖鋒槍3支、加拿大輕機槍1挺、漢陽造3支……住守了7年半,沒有任何報酬,唯一的福利是多打了幾十發的實彈射擊。7年多,錦運分享了單間住宿的待遇,也要堅守常年的孤獨。業余的生活只能以個人的愛好為主,在房間里或樓道上練習武術,學習鞏固自小愛好的書法和繪畫。可惜未能堅守慎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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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改顯身手

    或許我無法一一拈取武漢青工在生產崗位上的盡心努力之事,但仍然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從中看到紅旗廠因新鮮血液而激發的生動。

    這就是當年活躍于廠的技術革新技術改造。

    紅旗廠的技術革新改造是有傳統的。誰叫是土法上馬,“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滾動發展呢!當年有個勞動模范鐘三保,就是革新能手。他是燒成車間維修工,文化程度不高,自費訂了七八種專業技術雜志,有空就鉆研,并把學到的知識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在他的帶動下,廠里多年開展以消煙除塵、設備改造為主體的技術競賽,由于武漢青工的積極參與,不論競賽的組織者還是鐘三保個人都感到了如虎添翼。

    紅旗廠的技術革新改造如虎添翼也是形勢所趨。就拿燒成車間來說,武漢伢顧樂東、劉軍都是車間的筆桿子,熱心于宣傳工作。有一次顧樂東的任務是釆寫勞模事跡材料,脫產一個月,修攺四五遍,總算通過審查。但來不及高興,又發生9.13林彪事件,政治宣傳口徑大變,一切重新審視。勞作辛苦不談,單純的心地受到刺激,不想再寫那些與政治有關的材料了,青春熱情又向學技術搞革新錠放。他們主動提出組建衛生班,白班打掃車間的清潔,晚上一起投入技改(因為三班生產,不能湊在一起)。車間同意了方案,衛生班兼技措小組成立了,承擔了車間灰塵最大,體能上最累的活。既使三九嚴寒,也是單衣作業,衣服能擰出汗水。盡管如此,樂得有了時間搞技術革新。

    技術革新猶如春天的花朵在全廠盛開。

    1975年將機械化立窯卸料四道閘門改裝為r射線料封管控制器。這項新技術后來在各地機立窯上廣泛應用。

    1976年革新成功光電自動碼包機,榮獲全國第一次科技大會(1978)成果獎。

    1978年在機立窯的生產流程中采用沖量流量計,并自行設計和安裝了配煤、成球、配水的自動調節系統,初步實現從進料、配煤、成球到立窯加料、卸料等一系列操作的自動化。

    1981年機立窯擴徑,使熟料/臺時產量提高了2-3噸。

    1982年將熟料膠帶輸送機改為鏈板輸送機,使用周期長,損壞小,每年節約維修資金2萬多元。

    1983年將水泥磨機磨頭聯接螺栓進行小革新,有效提高了磨機的運轉率。

    ……

    機立窯的關鍵部位是機械卸料裝置,通常釆用三道閘門裝置進行密封。70年代初國家專業院所開發出料封卸料器,具有漏風小、設備簡單、投資省、維修容易等特點,在釆用高壓鼓風提高產量時更顯示不漏風的優越性。其管內的下料控制方法有多種,最先進的是r射線控制,但對放射性防護有嚴格要求,材料器件很難搞到,剛招進來的青工就派上用場了。唐世平,我們都叫他唐包子,為什么不得而知,可能因為見面就笑吧,一笑,兩個酒窩鼓起來。包子是北京侃哥,人挺爽,跟所有的人都談得來。他的六叔是華師一附中的外語老師,因此隨表姐下放監利縣廖橋。包子有一位親戚當年在第一機械工業部物資口工作,能批到緊俏的電子元件,自然也能搞到r射線放射源,可想而知其作用凸顯。

    細磨車間的裝包庫,可以說是水泥廠環境最惡劣,工人勞動強度也最大的崗位。每時每刻都有粉塵冒起,即便是酷熱的夏天也需“全副武裝”。每小時30噸產量,每分鐘十包水泥,兩個人垛包,兩個人推車接運,半個小時一換人……攻關光電自動碼包機時,張嗣強、郭大全、劉紅武等人搞設備和電子方面的設計,20天拿出了圖紙。做到這一點十分不易,因為沒有任何資料可參考,完全憑想象力和敢于創新,還要在環境惡劣的現場感同身受。然后發全廠之力進行設備的制作安裝,主要是調試水泥包從包裝機出來,經過四條皮帶,調整水泥包的姿態。因是紙袋包裝,很容易破包。如水泥包180度調頭、皮帶刮板的角度方向就經歷六個月幾千次的實驗,水泥包不破了,很聽話的一包一包碼放整齊。電氣方面技術難度還要大,分立元件開關電路的干擾問題,經常誤動作,設備就像發神經一樣。劉紅武在初中時裝過電子管和晶體管的收音機,搞過遙控飛機,算是有點基礎。攻關組只有采取笨辦法,27塊電路板一塊一塊測試,能夠采取的抗干擾措施都用上了,沒有節假日休息,完全癡迷進去,走路碰電桿撞樹都有過,耗時兩年多才成功運行

    當年紅旗廠榮譽多多,大大小小,分門別類,獎旗證書,琳瑯滿目。《紅旗水泥廠志》記載:科技成果“光電自動碼包機”,獲全國第一次科技大會(1978)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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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撞了腰

    要把這件事情說成出彩,是我的自嘲。

    1974年以前,我的崗位在生料車間黃土班,工種是老普。黃土班和老普說了一個意思:還是和泥巴打交道,沒有技術含量的活,不過是身份變了。農村是頂著太陽在地里翻土,在工廠是做個大棚購進黃土存放。黃土大棚四面通風,這是工藝要求,叫自然干燥。堆積的黏土一層一層加厚結板,很容易讓人想到北方的黃土高坡。若是夏季,工間休息我們就跑上坡躺著坐著,陰涼透風。冬天里則在下面土坡的斷面躺靠,也能遮風擋寒。黃(黏)土烘干是水泥生產的頭道工序,即將大棚里堆積的粘土鏟進斗車,人力推送進高掛斗,經提升到黃土倉,再由倉底部的轉盤均勻地掃入烘干窯……這一鏟一送一烘的過程,就是我們的工作。剛開始全靠人鏟、斗裝、人推車送,與農村里挑土干活幾無兩樣。后來技術改造使用上電扒,才稱得上半機械化。不過,如此變化也是用生命的傷痛作代價的(說笑而已)!

    我曾在《母親的乳殤》一文里提到過,我受工傷是因突然崩塌的煤堆。實際上崩塌的是黃土高坡而非煤堆,我記錯了。那是個白班,班長工休,由我這個班副帶班。黃土棚里有徐師傅等人鏟土,我推車上前,突然覺得半懸的土坡有崩塌的跡象,急忙叫了一聲:猴子,小心……話沒有結束,險情已經發生:被稱作猴子的徐師傅機靈的一跳脫身,崩塌的土方砸到了我的斗車,斗車的鐵把瞬間挑起了我的腰身,騰空,落地,平躺不起。在場的人都認為傷到骨頭了,抬起我又不敢移動。干瘦的徐師傅搶著背起我,一路碎步小跑,氣喘吁吁地進了廠醫務室。醫務室沒有骨科,陸醫生急忙叫車,將我送到市三醫院拍片檢查。幸好,骨裂,但沒有傷到要害。開了藥回廠,宿舍里躺著。有道是傷筋動骨一百天,我知道有點后怕了。而且決定不告訴家里,免得父母著急。

    我躺在宿舍里,師傅工友前來探望,女友生活上悉心照顧,陳慧、羅愛華還端來自己做的伏汁酒……廠工會和車間領導都來了,書記還問我:聽猴子說你是為他受的傷?

    我說我只是喊了他。

    書記問:你當時怎么想的?我說沒有想。

    書記啟發我:你當時怎么想的怎么說,可以寫下來給我們。

    這是有點挖掘英雄事跡的兆頭呀!英雄本來就是在剎那間完成的。如果我多說幾句,如果我生動地還原一下,或者說假如我傷得更重一點,甚至……是不是一個英雄就誕生了呢?!英雄的滋味是怎么樣的呢?

    我也沒想,又說:書記,冒得么事。我本來話少,這一刻更有些靦腆。書記側坐床邊的姿勢也不舒服,于是起身說:好好養傷。就走了。

    那個時候,也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因為表現虔誠,常常用的是勇敢和無私,而勇敢和無私有時候是可以制造的。

    幸虧我存有“私心”,沒有迎合制造。

    我用工傷換得回漢探親,小心翼翼地將自己受傷的情況告訴了母親,她一下子急哭了,走神似的在我身上翻來看去,又領著我去找老中醫。老醫生在我的背上腰間涂抹一種油性液體,用瓷湯勺在抹油的皮膚上反復刮擦,背部出現很多暗紅色斑點,形成刺人的片狀,說明內傷淤血。老醫生的療法叫刮痧,能起到開泄毛孔,活血化瘀,通絡止痛的作用。我咬牙吸氣,旁邊的人也嘖嘖出身。母親生怕我痛,將我的手臂揣在她的懷里,摩挲著我的手。她的臉卻側過一邊,躲閃著流淚的眼睛,嘴里不停地說不怕,不怕。我很少見母親這樣的,連忙說:媽媽,我不疼……

    后來我還真想了,直到現今我仍在想,我在那一刻沒得及跑,不是忘我,是遲鈍,是自己的身體不敏捷。我喊了一聲別人,那是脫口而出,是出于工友情,是義。假如要把這些說成是英雄氣概,讓人不好意思。一個人在做出某件事情時,調子不能提得太高,也不必輕易地和政治覺悟掛鉤,因為我只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當年我是那么崇拜英雄,徒步下鄉就是為了追尋一位名叫郭章清的英雄戰士。然而當英雄與我擦肩時,為什么又輕易讓他過去了呢?我不得其解……但下意識地知道我不是英雄,也不可能成為英雄,才有了對英雄的仰慕,才是站在英雄旁邊用羨慕的目光為其鼓掌的人。也許這就是情結所在。

    這事淡淡地過去了,下意識的東西似乎如影隨形。養傷一月,我決定上班了,廠里的龍書記卻安排我去參加市人武部的宣傳培訓,脫產宿在軍營里,還作為人武部派出人員獨自到湖北拖拉機廠實地調查釆訪。當時的“省拖”是大型企業的先進典型,民兵工作也抓得好,我調查幾日寫出事跡報告,竟然受到好評,刋登在市人武部的內刋上,也算作英雄情結吧?

    英雄撞了一下腰,這就是我在紅旗廠呈現的亮點之一,灰色境況下帶彩的一筆,當然是受傷掛彩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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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灰幽默

    我們曾邀約去黃石,尋找40多年前的感覺。李廉廉在群里發了一組紅旗廠的遺址照,勾起了更多人的記憶:這張照片現在是一個大斜坡到宿舍門口,當年卻是有兩組臺階,每組各有6、7步踏上去,門前是一塊水泥平地,那棵大樹正是青壯年,葉子茂盛,時常有人站在那樹下聊天。

    林小浪:這是我們剛進廠時住過的單身宿舍嗎?

    姜衛平:這是現在的鄂冶單身破宿舍。

    左正:廉廉發的是男生宿舍照片,姜發的是女生宿舍的照片。滄桑五十年,睹物依舊,物是人非。

     

    紅旗廠有兩棟樓房集中住青工,一棟是武漢青工進廠后蓋起來的,靠馬路邊,離生產區遠一點。一棟在廠內辦公室的后面,說是三層樓,也可以說是兩層,因為有一半建在坡坡上,另一半的一層似地下室,曾是廠醫務室(照片上能看到的第三層是后來加蓋的)。我曾在這棟樓里住了8年,中間挪動過三次:先是車間班組分配房間,4個人一間房,和黃土班的工友住在一起。后來悄悄地自由組合,搬上了樓,同屋的有楊松堅、劉鐵群(鐵肥),出自宣傳部長或副省長之家庭,當時仍在挨整未解放;稍后又進來鄭群子,鄭群子和我一道走到農村去的,他的父親是鐵道部第四設計院的工程師。再后來又搬回了一樓,與政治處的同事也是武漢學長鄭明武相處,那時宿舍已顯出清冷之態了。

     

    (吳津將這只收音機機帶到農村、帶進工廠,如今仍然保存著)

    我們的宿舍曾是一群“光桿”談天說地、喧鬧放松的據點。每當飯前,特別是集中休息日的吃飯時間,總有一種“儀式”:列隊,敲碗,拍打隨手能打到的物件,最后是吆喝怪叫壞笑,然后蜂擁沖向食堂,圖個痛快。

    廠里的食堂不錯,不光我們這些單身小青年吃,就是拖家帶口的也經常打飯。吃食堂成為生活常態。

    記憶中的色香味依然美好,有趣或可笑,還摻雜著灰的元素……

    饞嘴保健餐

    實驗學校的左正和水廠路中學的沃民榮,進紅旗廠時都曾在食堂工作。據她們回憶,當初新工人的戶口在食堂,有計劃肉票、豆腐票,均在買當月飯票的頭幾天發給每個人。肉票即葷食票一個月只有4張,是按每月1斤肉分解的,每份2.5兩的樣子。每份油墨印的肉票買一份葷菜是2毛錢,月頭兩個星期吃葷菜次數多一些的,后兩個星期就只有半斤飯,一個白菜,一個土豆了。老魏是回民,就上醫務室開回民餐或病號飯證明,到廚房里邊去做小灶。小傷小病可以在廠醫務室打針吃藥,要是胃口不好不想吃飯,廠醫務室醫生會給你開個病號飯在食堂吃個雞蛋肉絲面。另外有崗位保健的工人每月有一斤肉、半斤黃豆、半斤黃砂糖,由班組從廠行政科領回后自己分。保健分甲乙丙三等,每月每人九元、六元、三元不等,有的崗位還沒有,機關更不用說,全憑崗位分工和勞動強度,沒有人認為不公平。如果食堂通過關系,搞到不要計劃的豬頭肉和豬下水,做出來的菜不用肉票偶或也買得到。很少的時候食堂蒸了有一整只蹄膀,供舍得花錢的饞嘴過癮,記得是一份票兩塊錢一個,有大白瓦缽那大一個喲。

    左正說這么細,但大白瓦缽是多大一個,我仍是糊涂的。我問是小臉盆一般嗎?不,還是不形象,現在的80、90后還是不明白。對了,就像現在裝香辣小龍蝦的盆子一樣大,沒錯吧?

    左正告訴我,就是蒸上四兩飯還余一溜四五厘米白邊子、上了白鈾的瓦缽子,大倒不是很大,但有點深。沃民榮還提供了白瓷碗的照片(下圖),她從廠里上大學是帶了一大一小兩個碗吃包伙的,拍下照片時仍在使用,碗里的燒魚頭是新鮮的,盛魚的缽子卻稱得上文物,珍貴就在于噴在上面的簡化字是規范前的字體。


    關于劉軍說到混葷菜吃,小沃給他挖回去的事,左正回憶當時在食堂賣完飯都要清點回收飯票的,也包括葷食票,然后記賬,事務長回收。如果是用碗蒸的粉蒸肉,那么票和碗的份數大致就要對上。如果是大師傅散打的葷菜,數目對不上是常有的事,但大師傅掌勺,掌握成本,眼睛都是盯著窗口,看他打出來的葷菜碟子窗口賣的大致情況,所以如果小沃那天賣飯時正好有大師傅站在旁邊,就不敢“弄虛作假”。食堂的師傅也知道有幾個武漢伢喜歡混票,不光是劉軍,還有楊松堅呀,魏秋田呀等等,每個車間都有幾個,還有些黃石伢,想想蠻有意思的。

    小沃記得,當時班長還說,這些武漢伢真好吃,把草席子票拿來混肉票,誰幾貴的都買,真是吃得錢直個響。當時單身職工每人憑票都可以領一份草墊子,很厚的,冬天墊在棉絮下面。有的武漢伢寧愿不要草墊子,都換肉菜吃了。記得食堂買過一批活雞,拔毛后鹵了一只只整賣,結果那天窗口很早就擠滿了人,窗口的小門都快擂破了,到點了一打開,每個窗口都伸進來四五只長手,搖著飯票缽子和勺子,口里喊著:我要大的。快點,冒得了!記得姚碧玉充分發揮了女漢子的優勢,一口氣拿到了兩只油光瞠亮的燒雞。炊事員忙了兩天才做好的雞,10分鐘內就被武漢伢搶光了。食堂的大師傅由此感嘆,武漢伢真舍得,吃得錢直個響啊!

    在我的印象中,有一道菜是很俏的了,雖不太愛吃,但又不得不吃,菜名叫紅白豆腐,實際上就是豬血燒豆腐,具有打灰的功效,因此水泥廠的人經常要吃。而林小浪記得的是為了打到夜餐的第一碗面條(上面的油多些,韭菜多些,注意不是蔥花而是韭菜多些),熬到半夜早早去食堂排隊。記憶美好的還有防暑降溫的福利,發茶葉、綠豆湯、冰水、西瓜等。當班的冰水是按每個班的人數一人一大杯的量,由班里派人用冰鐵桶提回,白班兩次,中夜班各一次。沃民榮為喝冰水的事還有一點小內疚:有次在冰水房門口,碰到徐繼東打了冰水出來,我就攔上去從他的桶里傾倒了半杯。他無奈地笑了一下,提起桶晃悠悠地往車間去了。后來我把此事說給羅愛華聽,羅愛華解釋說,車間的降溫都是定量的,你喝了他們的他們只有少喝了。我這才知道車間工人蠻造業的,羅愛華在生產科,很體諒生產工人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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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野味香

    廠門口拖水泥的卡車撞飛了一只野貓,奄奄一息尚未斷氣,正好被徐侃看見撿回,在宿舍開起了小灶。徐侃是我們的學長大哥,很多事都是身體力行讓人敬服,這廚藝也是一樣。他親自給野貓刮皮開膛破肚,小電爐上架個鍋,開始燒肉。貓肉聽說有點膻,抵不過肉的香味,多放些干辣椒和青蒜,再烹上醬油和白酒,紅燒貓肉在單身宿舍飄香,左鄰右舍聞之都跑來嘗鮮,我也在其列。

    還有一個段子,琵琶和雞子打賭喝酒吃肉。一瓷缸白酒,若喝下不醉,就能贏得一份粉蒸肉。在肉香的誘惑下,雞子終于喝光了約半斤白酒,強撐著不倒不睡。半個時辰,琵琶來探,見人未醉,甚覺奇怪。其實是雞子玩了一招,乘其不備跑到廁所摳了喉嚨。看琵琶過來,雞子還擺起架勢運弓練琴,贏得了肉錢。哈哈!

    也有惡作劇的。廠行政科有個房管員身體有疾,人稱“半條命”。他在廠里是單身,和我們住一棟宿舍,這一天在自己的房門口架起煤爐子,煨了一罐子烏龜肉,香味襲人。結果肉被人偷吃了,烏龜殼放回原處,“半條命”差點氣沒了。傳說是武漢伢作案,因為單身宿舍住的幾乎都是新工人,又數武漢伢鬧得水響。但此案一直未破,四十多年了,至今無人檢舉揭發或顯身自首。

    那年頭晚上沒有開著門的小吃攤、小賣部,也沒有燒烤店,更不見肯德基、麥當勞。我們想宵夜,只有聊天排隊等著食堂的夜餐。當然也有享福的,我的同屋劉鐵群(鐵肥)關在帳子里吃罐頭,那個撬蓋的聲音可以一下子滑過,細嚼慢唵也能壓低吃食的聲音,可是那特別的罐頭肉香是無法掩蓋的。我被刺激醒了,翻了個身。鐵肥還不錯,隔著帳子問我:“醒了,吃不吃?”我說:“你吃吧。”鐵肥又小心地說:“你莫出去說呀。”我說:“這有什么。”吞了口水,轉身睡去。

    那時候地方保護嚴重,只要當地有產的,外地的就進不來。但是武漢的啤酒確實比黃石的好喝。人防班打平伙,楊武波不辭辛苦,從武昌火車站附近的商店買了幾十瓶“行呤閣”,塞滿了兩個旅行袋,汗流浹背扛回紅旗廠。杯盤狼藉之后,李廉廉又將空瓶子拎回武漢去兌押金。那時候押金大概是一兩毛錢,幾十個瓶子還是蠻大一筆錢喲!

    另類工裝秀

    70年代人們的穿戴非常單一化,舉國上下是個沒有色彩的世界,就是藍、綠、灰三種基本顏色,老百姓的衣服都是灰色和藍色的。而水泥廠的工作服卻以藍色和白色為主色調,似乎有意去遮掩鋪天蓋地的灰。

    單調的色彩掩蓋不了愛美的心。為了美麗瀟灑,武漢伢也在捉弄和裝扮自己。

    紅旗水泥廠的勞保用品有自己的特點,一年一雙翻毛皮鞋,半年領一套工作服,藍色,粗帆布。每月發一次手套、棉紗口罩、防塵帽、防塵襪、還有毛巾肥皂。這些都是生產崗位上的配置,我領用過。后來到廠部機關就沒有了,參加勞動可臨時領取。防塵襪套也是白色帆布的,像深統靴,小腿上扎緊,防止粉塵渣土往里灌,穿著不舒服,只能在班上穿。防塵帽也是白帆布的,腦后一塊長長的擋簾,遮住脖子和領口,防灰也能擋風,有點像電影里日本大兵戴的大蓋帽,我們戴上時,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學上一句“八格呀路”。勞保用品中最討人喜歡的應該是手套、口罩了,棉線和棉紗的,白色,一般每個月六只口罩、兩雙手套,節約用積少成多。手套拆了繞成線團,口罩拆了成紗料,然后拼織成背心、毛衣等,很時興。尤其口罩,通常用了洗,洗了用,洗過多遍,是為了多攢幾只,有的干脆不用,這可以說是嘴上省下來的財富。領口罩時也有講究,一般要挑寬帶的,不要圓帶的。因為口罩也成了男女工的一種衣飾,不光上班時過濾灰從口入,還如同圍巾一樣,掛在脖子上,寬寬的繩帶潔白無瑕。口罩折成一小片放進左邊的外衣扣縫或上口袋里,就那樣一放,近似隨意的一放,就是一種很好的衣飾,純凈,潔白,男工平添了帥氣,女工增加了一種清秀的嫵媚。如同現在的女孩子戴項鏈,首選的不是黃金而是鉑金。

     

    (沃民榮保存的領用勞保用品的證照)

     

     

    小沃還真有心,留下了這么好的物品。我對照證照上的記錄問過她:這是后勤人員的工裝配置嗎?

    左正搶答:看來7年一共領了三件工作服,還有圍腰呢,證明小沃干過炊事員。有鍍鉻眼鏡,證明她還干過放映員。

    ……

    裹著粉塵的風

    15歲的熊小平,身子玲瓏,有幸分到廠化驗室。上班第一天手提料桶,到車間取樣,回來忍不住哭了。她穿在工作服里的白襯衫,生產區走一趟,露出的衣領就變成了灰白色。“原來根本不知道會有這么大的灰”,她在四十七年后的今天仍然這樣說。

    粉塵有功也有過,其過是污染大氣,危害人類的健康。飄逸在大氣中的粉塵往往含有許多有毒成分,如鉻,錳,鎘,鉛,汞,砷等。當人體吸入粉塵后,小于5μm的微粒,極易深入肺部,引起中毒性肺炎或矽肺,有時還會引起肺癌。沉積在肺部的污染物一旦被溶解,就會直接侵入血液,引起血液中毒,未被溶解的污染物,也可能被細胞所吸收,導致細胞結構的破壞。此外,粉塵還會污染建筑物,使有價值的古代建筑遭受腐蝕。降落在植物葉面的粉塵會阻礙光合作用,抑制其生長。

    日出和日落卻是粉塵之功。當太陽出升在地平線的時候,光線穿過充滿灰塵的大氣,太陽比中午直射時的大得多。這時,粉塵和水汽把陽光中的藍光和綠光散射了,而波長較長的紅光則直接穿過大氣,于是旭日東升或夕陽西下的絢麗便歷歷在目。

    環境對人的性格和命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決定一個人的性格與命運不外乎四種因素,那就是氣候、環境、土壤和食物。每一個人的命運都與其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息息相關。

    這些都是科學教給我的認知。

    有人還說過:童年是人生的父親,環境是人生的母親。當年由知青轉身,以武漢伢為主的青工,表面上或許與本地的工人沒有太大區別,可唯有我們自己知道,在內心深處,藏著什么樣的記憶,影響什么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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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亮的天窗

    林小浪:夏天到了,又該抱席子爬梯子上天臺了。

    姜衛平:就是呀,每天晚上男生睡右邊女生睡左邊,碰到下雨男生讓女生先下樓,大家記得不?

    在我的印象中,紅旗廠能夠讓人露宿的地方不多,食堂頂層算一處,我曾經爬上去過。我問天臺就是食堂的平臺嗎?

    林小浪:不是。是靠馬路邊,離生產區遠一點,我們住的三層樓的單身宿舍平臺。一樓是新婚的和母子宿舍,二樓住燒成車間的男生和軍代表,三樓住女生。正對樓梯口是每層樓的公共衛生間,我們第三層天花板上有個方洞,只容一人進出,夏天就有不知從哪里搬來的一個梯子架在洞口,從那里一手夾席子枕頭,一手扶梯子上去睡覺,涼快點。

    林小浪們聊的和我現在要說的就是這一棟,因為有男有女分層住,自然故事多一些。

     

    我們昨天到黃石去看全國乒乓球超級聯賽,順便到鄂冶去看看。聽鄭廠長說鄂冶要徹底拆了,所以拍幾張照片以留下青春的記憶。回各位工友,男單身宿舍是加了一層,毛主席語錄還歷歷在目。籃球場早就蓋了塑件廠的廠房了,旁邊的一排平房就是原子弟小學。(李東湛)

    還在那里,還在樓梯口,廁所旁。

    最想不到的是那個記憶中的天窗,太意味深長了!

    沃民榮回憶在紅旗廠過夏天,每天晚上都爬到樓頂上鋪席子睡。上樓頂只有一個洞,沒有樓梯。有人做了個鐵掛梯,最低一格離地面有一人高距離,每次爬鐵梯也很費勁,先要往上一躍,扒上最下面的一格。記得有次人沒勁,往上一跳沒踩住,連人帶枕頭席子一起滾下來,摔得一啍,被后面排隊欲上的女生笑死。還有一天晚上放完電影,洗了澡半夜三更夾著席子爬上去,挨著邊上鋪開了,已經坐下來,發現有抽煙的火星,定睛一看,都是些赤膊短褲衩的,一想可能擺錯地方了,趕快卷著席子跑過來,這邊的女生呵呵地偷笑。

    每天晚上不少人夾一席一枕頭手撐上去,第二天早上太陽出來大家排隊往下跳。姜建記得掛梯是武漢青工李正勤和梅剛榮設計制作的。樓頂上面鋪的是瀝青加碎石子,白天曬得發燙,待到半夜才降溫。上面有風,是裹著水泥粉塵的風。講究的帶上個被單裹一下,一晚下來,全身酸痛,渾身都是水泥灰,特別是鼻孔里面,把皮肉粘得干干的。當時二樓住家的軍代表拖家帶口都上了樓頂,還把床板也擱上去了。有家的在西頭,單身的在東頭,約定俗成的劃分,互不擠占。而東頭的單身地,又男生一邊,女生鋪在另一邊,有一晚一位女生下中班走錯了地方,挨著梅剛榮睡了,天亮才發現。好多個酷暑就是這么熬過來的。

    我上去的則是食堂平頂,靠近男單身宿舍,也離生產區近。我只上去過一次,穿著長褲子白襯衣,是怕露水浸蚊蟲叮。鋪席子的地方厚厚一層灰,是誰還找了把掃帚將浮灰掃開,再灑上一盆水,平臺的蒸汽很快就吸干。席子鋪上躺下來,吹牛聊天,無聊時就哼些所謂的黃色歌曲,漸漸的安靜下來……清早睜開眼,卻發現身上落滿粉塵,皮膚感覺粘稀稀且發緊。

    對于穿灰衣服的人來說,身上落些灰似乎看不出來。但是對于穿白衣服的人來說,這點點灰塵就人人都能看得見了。按當時的審美環境,年輕青澀的你我喜歡藍,中山裝,藍褲子;喜歡綠,綠軍裝,軍挎包;喜歡白,白襯衣,白背心,大回力。就是不太喜歡灰,灰色擠兌心境。

    太妃糖和選票

    有一天我上中班,深夜一兩點才睡覺。清早還要參加民兵訓練,我不想起床又不得不起,訓練時天下雨又澆成落湯雞。那年頭這叫經受考驗,何況我們還有個虐人痛快的民兵排長。我人不舒服,吃飯沒味道,就去廠門口的國營商店想買點吃的。我還有印象,那時候商店的柜臺與收銀臺縱橫牽著許多鐵絲,顧客付錢后,營業員將錢和小票夾在鐵夾上,刷的一下飛到收銀臺,瞅著來回飛過的鐵夾子,我的頭有點發暈。

    商店里沒什么食品。我掏錢買了4顆奶糖,就是那種高級太妃糖,入口細膩不沾牙,算是非常奢侈了。第二天正好碰上開全廠職工大會,是位姓范的軍代表作報告。不知怎么就講到武漢青工買高級糖的事,而且突出花了一塊錢,一塊錢在當年是很大的數。范代表說他的老婆就在商店當營業員,是從她手里買的糖。雖然她不知道青年人叫什么,但面熟,肯定是水泥廠的武漢伢。這一說把我嚇住了,心里很慌亂,想站起來說明情況坦白從寬,又怕大庭廣眾之下出丑……后來好長時間不敢進廠門口的那個商店,生怕被指認,生怕在大會上點名批評。我不想背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名聲。

    說也巧,還是這個范代表,我又撞到他的槍口上。因為他的謙虛,因為那時的風氣。

    廠里要開職代會選舉革委會成員,現任領導到各車間宣傳發動。來我們生料車間的是范代表,他開會動員時說:軍代表的身份特殊,不選也在選內,大家不要顧慮,多選基層代表吧。我相信了范代表的誠懇,投票時真的沒有填寫他的名字。結果出事了,車間領導不動聲色地與參會者談話,要求一個一個寫字條對筆跡。我被叫到辦公室詢問,本沒覺得有錯,直接承認道出理由。年長的黨支部書記開導我說,這事如果換了車間里的其他人,可就鬧大了。你們剛進廠,年輕,缺少政治經驗,今后注意。

    我不再吭聲,低著頭也不去看書記的臉色,心里還是感謝他的善意提醒。

    書記又說,此事到此為止,由車間向上說明情況,不追究了。

    我卻一直記得這件事,也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太幼稚呢,還是有人太成熟,或者叫政治太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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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受處分

    聽起來是個老掉牙的故事,但確確實實發生在你我身邊。故事的主要人物有雞子、和尚。和尚的大名叫鄭承斌,是我們的學長。雞子就是李東湛,宣傳隊拉小提琴,高個子顯得臉小,下額擱在腮托上的神態而得此混名,我以為。

    一次餐敘會上,我特意問李東湛,他說:大概是1971年5、6月的事情,廠里辦武漢伢的學習班,讓自查文革期間有無政治問題,搞得人身心疲憊。當時的基建科安裝班,我一個,鄭承斌一個,胡繼壽一個,楊漢生一個,我們四個人都有調休,約了回武漢玩幾天。走時我隱約聽說軍代表要求在七一前后搞演出,沒有定下來,也沒接到正式通知,我們跟班頭打了招呼就動身了。后來聽說第二天軍代表就找宣傳隊的人布置任務,答復說搞不成,好多人都回武漢了。軍代表問誰回去了?有人說李東湛也回去了,樂隊搞不成。軍代表對這個事情蠻惱火,認定我們是私自跑回去的,要求寫檢查。反省期間我們覺得很苦悶,就跑到九中聽唱片。是琵琶(定幼平)撩起來的,他當時在九中搞教務,說他那里有唱機。我們說有蠻好聽的唱片,就去了。其實這些唱片不讓聽我們也聽了好多,《天鵝湖》、交響樂我們在黃石都聽了好多。那時候除了樣板戲,其他沒有公開解禁。但老百姓私底下聽了很多。這幾張唱片是么樣來的呢?是我們班的一個老焊工搬家,我們去幫師傅搬家,有一摞唱片他說不要了,不讓聽不敢聽干脆不要了。我一看還有歌劇《洪湖赤衛隊》、電影插曲、黃梅戲等,丟了可惜就帶回來了。當年除了樣板戲聽不到別的東西,說有唱片都想聽,說九中有唱機,我們就跑去聽。聽著、聽著,就被九中有的人聽到了。別的他們也聽不懂,正好放的是《小燕子》,電影《護士日記》里的插曲,他們說是靡靡之音,就報了九中的工宣隊。工宣隊就找了紅旗水泥廠,說你們的人在聽黃色歌曲。這一下就不得了了,我們私回武漢的事情還在反應期沒有完,正好大會小會整我們。幾個人受了處分,我是記大過通報批評,在檔案里記了一筆。這件事影響后來的機會,一個是“湖藝”現在叫武漢音樂學院來黃石招生,1971年底,我和姚峰去應試。他吹笛子,我考拉小提琴,考的很簡單,招生也是有方向而來的。兩個月后姚峰錄取了,我沒有音信。當時拉小提琴的不多,黃石歌舞團拉琴的比我也好不了幾多,我認為自己還蠻有希望,結果沒有錄取。后來我到“湖藝”去玩,知道內情的熟人說可能是政審出了問題,與廠里的事有關,那就不消說得了。第二個影響是建材學院招生,我們幾個人去面試,有的聽說連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也搞錯了,結果我沒有被錄取。后來1978年的時候我們要求平反,廠里說檔案里不記了,也不通報了。實際上檔案也沒有撤銷,我調回武漢時,是接收單位主動抽出來的。

    正是新工人進廠一周年時,上頭發文件“清查‘5.16’,狠抓斗批改”。軍代組、革委會借題發揮,及時開辦清查學習班,對象主要是武漢青工,顯然是要殺殺武漢伢的銳氣。被通知參加的有二三十人之多,李東湛、鄭承斌等幾個犯紀律的自然在內,更多的是高中生,也許推斷高中生心智熟了,干“壞”事的可能性更大。那時習慣于填表,一份表就能判定出身好壞。學習班上,管勞資的干部公開稱:很多武漢伢都填錯了,你們的父母是什么出身,就填什么!一句話就把人鎮住了,人人自危,個個過關,挖空心思交待問題,盡是一些偷魚摸蝦之事。但仍然有人被貼上“五毒俱全”“反動出身”的標簽。

    入團受阻

    我的好幾個同學進廠不久就入團入黨。我也寫了申請,漂亮地說是追求人生信仰,更多的是自己虔心的愿望。

    偏偏這個“組織問題”對我來說就成了問題,連申請加入團組織也是這樣的,弄得女友為我操心著急。當年她和我同一車間,加入了團組織,我卻被拒之門外。她在回漢探親的時候還寫信傳遞信息:“關于參加組織的問題,我不太清楚你為什么……也許是你沒有再寫申請。前幾天某某找我談過兩次話,談起過你的入團問題。據他說,你不愛找組織談心,組織上摸不透你,你只知道在工作上干等等……”有次團支部討論我的入團問題,我本人也在場,對我提意見的是一起招進廠的武漢青工,在廠里表現特別革命的幾人。

    但是我對他們的生活態度并不欣賞:汗漬、灰土和油污結成殼的工作服穿在身上,腰間系上一根繩子,有時就是一把草繩梱住,衣扣有意丟三落四,顯出玩世不恭……

    其實他們批評我也不冤枉:人雖然在工廠,心里邊崇尚的還是小資的一套,冬天里喜歡穿一件咖啡色絲棉中式襖。那是我母親做給我父親的,父親舍不得穿又給了我。

    那個時候胸前別一支鋼筆基本上是有文化的,我的口袋里插上筆,不是一支而是兩三支,以顯出自己清高。

    加之我有了女朋友。我們二十一、二歲,對照當時的婚戀政策不合拍。

    他們批評我小資情調,想成名成家,還早戀……我忍氣吞聲,女友反坐不住了,站起來挺我:人年輕就是要努力奮斗,談朋友又有什么錯?只要正確對待……這個場面當時讓我一陣緊張,又覺得出了口氣。至今也心存感動。

    那時的故事你肯定不相信,姑娘們都那么善良,現在看來似乎很傻,不用說手拉手了,即便是不小心碰了一下都會害羞。

    我們嘗試過到后面采石場的空曠地散步,但亂石和粉塵讓人心煩,還有那黑黢黢的夜色讓人生怯。

    我們經常去走鐵軌,這可能是當時最為時尚的約會方式。但軌枕讓人的步子不得悠閑,還要時刻警醒前后可能飛駛而來的火車,讓人難得投入,那時候鐵軌上經常出現這種事故。

    因此我把自己在廠里的戀愛戲稱八年抗戰。八個年頭,都沒有進入實質性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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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著灰追夢

    我在廠里的一切變化,都與我看似書生有關。長相清秀,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

    自農村起,我就在做著寫作夢。

    我的個人資產比起下鄉時豐富了。我有了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裝書,另一個裝衣物。頭兩年住在宿舍一樓,多雨的季節容易返潮,還有老鼠乘機溜進來,忍不住饑餓去啃咬帶有漿糊的書本。因此又希望天幕上不可或缺的太陽,才能不讓衣物和書本發霉并驅逐老鼠屎尿的味道。我乘休息把箱子搬到陽光底下去曬,只有出宿舍門口轉彎臺階邊的一塊空地,既有陽光的投射又有樹葉遮擋可能落下的粉塵。曬箱子的時候,總要看著,我又會為那箱書的亮相心里糾結,是將幾本厚實的精裝書挪到不顯眼前處,顧忌路過的人會斥以“裝模作樣”的眼光,又想看到因那些書而投下的敬佩的一瞥。

     

     

    情牽圖書館

    我喜歡看書,那是來自童年的滋養。

    從小就看了許多文學名著。那時候沒有電視、電腦,讀書看報是主要的文化活動。家里所有的書都翻看,更多的來自新華書店。母親很開明,每個月發了工資就給我5塊錢,我便跑到書店去買書。到親戚、同學家去玩,我也是有書就翻看,而且是找著翻。“停課鬧革命”就去學校圖書館鉆窗戶。當時華師一附中圖書館的大門已關閉,附樓被一個名為“無產者”的學生組織占著。“無產者”主要成員是我們輔導班的高中學長,我又想進入學校圖書館,也許有這兩個因素,我加入了“無產者”。因此也發現了學長的秘密。于是自己悄悄地,從一個窗戶通道翻進去,拎一包書出來,很快看完還回去,又拿一書包出來。鉆窗時還遭遇到險情,有“偷”書的同學挨打,但不打我,對我放行。最后只有一書包書沒有還去,我就告別母校下農村了。在農村也到處找書看,可惜很難找到我沒看過的,只有《武則天四大奇案》《三字經》能夠入眼。可以說幾乎所有叫得出中文書名的中外文學名著我都看過,也曾擁有過。但很多是囫圇吞棗,一眼掃過。很多我不喜歡,想看幾遍的不多,《金瓶梅》《靜靜的頓河》算是記憶深刻的。

    在工廠安下身,我首先就想找有書看的地方。紅旗廠有一個圖書室,開初在廠食堂門口左手的一間房,不大,后來又搬到新建子弟小學占用一間教室,廠宣傳隊活動時也在里面集中排練。管理人員是一位退休女工,叫趙玉英,好像是上海地域的人,我們稱她趙媽。趙本是細磨車間的崗位工,業務精道,磨出來的水泥用手一捏就知道品位。為什么請她管圖書室不清楚,反正當時返聘是不給薪酬的。趙媽對武漢伢很好,每次還帶著一個漂亮的孫女到圖書室上班,從不缺勤,打掃衛生也很干凈。但圖書室也似乎太干凈了,除了三級黨報,再就是一些學辯證法,學魯迅的書籍,還有《格瓦拉傳》什么宣傳世界革命的書,很難滿足我從小養成看書看報的要求。

    我自然不太滿意廠圖書室如此干凈,于是直奔市里的。后來我調到廠工會、政治處抓宣傳學習,更是有理由接近市里的圖書館和書店了。市圖書館當時坐落在市中心的黃石大道,也是一個凹形院子,還有院門,平房,面對左側是閱覽室,我很喜歡那里的氣氛,一跨入就能讓人安靜下來。室內架子上的報刊種類不算多,但對于當時的我已是琳瑯滿目了。因為經常光顧,有時候借閱的還是圖書館當時少有人問津的著作,邊讀,還邊做摘錄,高興了,順手寫下一點自己的聯想。有些東西,現在還在,想起來翻翻,都會給我添若干歡喜----原來自己當年居然這樣。圖書館里人文社科的書不少,很多種介于禁與非禁之間的內控書,由于時常假裝深讀思考,慢慢引起管理員的注意,對我另眼相看,有意關照。

    天長日久,圖書館的管理員都認識我了。我與一位比我年齡稍大一點的阮姓館長成為了朋友,他私下里借我閱讀一些市面上緊俏,或難以謀到的書籍。作為回報,我也為圖書館主辦的內刊提供過稿件。我的早期文學創作,也有以圖書館為題材的。現在若是好奇,上網百度會告訴你:在相關圖書館文學的研究中,都會提到我的一篇小說。

    自然,那些年市圖書館也成了我和女友的接頭地。星期天閱覽室一開門我就坐了進去,先還借書籍,再翻閱報架上的報紙刊物,默默地等待女友如約而至,再一起離開圖書館,對面穿過馬路,去逛新華書店,買票看電影,或是到文化宮門前的甜食館吃點湯圓、油餅之類,別看簡單,那可是當時的奢侈消費了。

     

     

     

     

     

    黑板報主筆

    前面說到過紅旗廠的宣傳陣地----那一面墻的黑板報。在領導眼里,是個新鮮事物,之后擴展到每個車間、班組,在自己的生產區域,都有一塊黑板報。

    有了陣地,自然要有槍炮手。宣傳員、宣傳組應運而生,幾乎清一色武漢青工。

    那時候,誰想在黑板報上發表作品也是有難度的。我先是掌握了生料車間那塊黑板的“生殺”大權:版面的編排、稿件內容和取舍、“頭條”文章的誕生,都在我“運帷幄”之中。

    可是我的字寫得不好,謂之泥巴糊不上墻。

    吳津、顧樂東、劉軍、陳錦運等都是板書的高手。還有夏世玲,別看是女流之輩,字寫得很有特質,秀氣飄逸中還帶有風骨。

    我對寫作的沖動,始于知青插隊、招工進廠:為徒步下鄉寫過事跡稿,為登臺演出寫過朗誦詩。那年頭熱衷于軍事化管理,早中夜班之外,還不得不參加民兵訓練。特別是寒冷的冬天,天麻亮被叫醒的滋味實在是考驗,我寫了數百字的雜感《十分鐘的短兵相接》(可惜沒留底,標題記得),登在廠內版報上,有幸被老師相中,推薦我參加了《黃石日報》通訊員培訓班,回廠后就成了“以工代干”,宣傳工作是我的分內之事。

    水泥廠有很多工序是三班倒。我所在的黃土班以早中班為主,忙的時候才加開夜班。我喜歡上中夜班,是希望寧靜慰籍心靈,也是為了構思文學。白天里到處都是振聾發聵的轟鳴,只有夜色降下來的時候,看不到煙氣和粉塵,聽窯聲、鋼磨聲空曠遙遠。夏日,將工具房的長條椅子拖到室外空地,工間休息聚在一起數星星,談天說地;冬天,蜷縮在窯門口,爭著你一揪我一揪將煤塊擲進窯口,只見火光一亮,人更暖和。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值守在崗位上,沒事就靜靜地思考,捕捉文字,記下每一個字,一段對話或描寫。有了靈感,生怕跑掉,撕一張當班記錄紙或伸手要一張煙盒紙,隨手用鉛筆或圓珠筆潦草地記下來……

    青春文弱心性高,窯火相倚佯作狂。

    當年我所在的廠是市里叫得響的省屬企業,新聞單位經常光顧,見報多少有指標要求。我寫消息,寫小故事,也寫過評論,這些都成了工廠的歷史,收集在剪報本里,我調離廠時也未能帶走。后來廠子合并,剪報不知下落,偶爾找到的幾篇也沒有自選,其原因可想而知。

    文學本不算多么崇高的事業,我只是出于無奈才借此抬高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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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風的文章

    那年頭有些事挺奇怪,孔子和林彪一起來批判,還有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派,號召工人學習革命理論。廠政工部門牽頭成立了工人理論組,我先是成員,后來成了召集人。工人理論組每個月集中活動兩三次,學習討論的主要內容就是當時兩報一刊上批林批孔、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大批判文章,理論聯系實際,結合廠里的革命生產形勢座談。所謂座談討論,就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東拉西扯,再聯系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派,大家就大張旗鼓地講著梁山好漢108將殺富濟貧的故事,半天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工人理論組要有成果呀,成果體現在哪里?當然最好就是寫成文章發表在報紙上。于是我挖空心思寫出幾篇文章,有的用真名,有的掛上理論組再起個筆名,有的直接署名:紅旗水泥廠工人理論組,其實大多數出自我的手筆。湖北日報、黃石日報真還登過,如《忠義-投降派的道德教條》《蠢豬式的戰術》、《修正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最危險的敵人》等,介于雜文和議論文的千字文,還有工廠學理論的新聞報道。后來才意識到這些都是單純政治熱情的跟風之物,是知皮毛不知就里的觀點拼湊,自然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輕率之作。但它畢竟又出之于我手,因此我一直保存著,靜靜地放在資料袋里,但不會出現在我的文集里,權當個提醒之物!





    (配發當年文章照片)


    上面說的是發表出來的,我還有幾篇也有相似的遭遇。1974年我在黃土班,一天政治處的張嗣祥(也是我的寫作師傅)帶口信,說黃石日報文藝部來電話要我去報社談稿子,我投過一篇小小說,是寫車間的,名字如今記不得了。不知當時怎么想的,還是抽不出時間,我拖了兩天才去報社,文藝部一位姓殷(也許記錯)的編輯老師見面就批評了我的怠慢,而且很嚴肅,也不再提稿子和稿子修改,我白挨了一場訓,也因此后來收斂了清高不少,注意了時效觀念。

    1976年上半年,我學寫了《降“龍”伏“虎”的人》,描述的是水泥廠師傅大搞技術革新,降伏粉塵,改變生產環境的情景,約5千字,可以說是我實際意義上的散文處女作,我投給了當時的《武漢文藝》。很快就有了回音,這是我沒想到的,而且不止一封是四封信。一封寄給我們廠政工部門,調查我的政治面貌,當時興這個。還有三封是寫給我的,肯定的告訴我“作品主題、題材都很好,內容扎實,決定采用”。那為什么要在短短20天里連追三封信呢?是因為我沒有回復,擔心投其他報刊,并需要作些修改。巧的是那些天我剛好回到武漢休假,同處一地,卻未能溝通。返廠見信,我又趕緊折回,找到編輯部說明情況,編輯老師也給了我親切的指教,要求留在武漢盡快改稿,改得“更有時代感些,更合理些,更精練一些……”現在想來我那時還是太年輕了,有些誤解了老師的好意,卻讀著“報紙”去改稿子,改畢交給編輯部,竟然無聲無息。答案不找自明:那一年的“政治形勢”變幻莫測,我的稿子也改得跟“風”……沒刊出當時我并不遺憾,時間的錯位給了我運氣,要不很有可能帶來麻煩。至今,那幾封信我還保存著,那篇稿子我也破例稍加刪節收入自選集。我想,用現在人的眼光看,工人革新,環保主題,什么時候也不會過時,雖然“她”是那么幼稚。“她”的經歷還告訴我,不要把時代感與政治形勢聯系太緊,政治形勢不等同于時代感,就像一股風,跟得太緊,會把自己旋得不知所以……

     

    (當年《武漢文藝》的來信照)

    碼字如碼包

    裝包工的工作就是將50斤重的水泥,一包一包摞到推車上,再用力推到-個地方集中存放,只需要像個機械人那樣重復就可以了。雖然上班配有防塵帽和口罩,但庫里的灰塵仍然嗖嗖地浸入人的耳朵、鼻子和眼睛。我調到機關以工代干后,每個星期都有一至兩天的勞動鍛煉,去得多的地方就是裝包班。因為那里最艱苦,稍微帶點技術的活又干不好,我只能賣力地推包碼包。使用推車也是有技巧的:先是將空車送至裝包機下豎起,盡量讓車前擋板平在地面,水泥裝袋后一包一包疊層放上去,約10包,雙手握住車把,用手勁將車壓成傾角,再上翻,靠臂力使車平行,進而緊握車把用吃奶的勁推行。如果不是環境惡劣,正好練手腕力、二頭肌和胸肌。

    我剛開始寫字作文,不也是這樣練過嗎!

    有次我到燒成車間參加一個星期的勞動,頭兩天是在窯上掄大錘,說具體點就是當窯工。手持四五米長的鋼釬,不時撬動窯內煅燒的球料,如果結料、掛窯皮,則要換上粗壯一點的鋼釬,一人掌扶,另一人掄起十八鎊的錘子,敲擊鋼釬的平口,如此傳遞的力量能破碎結料。窯工的勞動強度大,風險也大,窯內不能燒明火,不能停風,不能出現風洞,否則容易發生窯噴,上千度的球料從窯口噴射,將會發生什么,誰都想得到但不敢想!我的身體痩弱,窯工的活路確實有些吃力,掄錘操釬也不在點上,有時還誤傷師傅。承蒙車間領導關照,正好要寫宣傳招牌,就讓我下窯了。

    宣傳牌是掛在窯上建筑的,要足夠大。人家認為我能寫文章就會寫美術字,可惜我趴在地上描描劃劃一整天也不得要領。為了救急,我想到了劉軍,他是我同隊的插友,進廠后分到燒成車間,人聰明字寫得好。那天他在工休,我請他回車間相助,其實從設計字體到勾畫輪廓都是以他為主,我老老實實打個下手,著墨填色,總算完成了任務。當宣傳牌高高掛上窯前的梁柱,我死皮賴臉沒覺得丟面子,但心里深為自己的能力汗顏和對老友的過意不去……

    比我更文青的還有魏秋田,武漢實驗學校66屆初中畢業生。他的父親是當年武漢話劇院的導演魏章煥,也許是受家庭的熏陶,他喜歡文藝,喜歡彰顯自己。平日里只要有人一鼓動,他就能放開歌喉甚至朗誦自己創作的詩句。在紅旗廠,他也是宣傳隊的一員,而且是熱心于創作的一員,投入排演的小歌劇《小車不倒只管推》,寫的是裝包工的事情。老魏自己就是一個裝包工---全廠最苦最累的工種,以親身體驗創作了文字本,并由定幼平/姚峰譜曲。韻白劇《練兵場上》也出自老魏的筆下。他有點詩人的調調,但又不像詩人,因為他從來不敢喝酒。李白斗酒詩百篇,似乎有了酒就有了詩的靈感,這當然是扯淡。不過喝酒能讓人放松。老魏的問題似乎在于,他的詩歌和他的嗓音一樣都放不開。老魏離開紅旗廠后到了鐵路系統,退休前為武漢鐵路局的工會干部,是基層文化工作的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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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在窯上

    所謂不破不立,紅旗廠的機立窯要炸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紅旗廠已與大廠實行緊密聯合。未來的發展,需要有更開闊的場地,更先進的工藝,更大氣的格局。

    隨著一聲起爆令,身高40多米的龐然大物趴在了地上,騰起一片蘑菇云,在半空中散漫開來,濃濃的-鍋灰黃。這一刻,司空見慣的水泥人才理解市民為什么稱這座城叫“光輝(灰)的城”了。那時候我在省局機關工作,似乎也間接實施了這一規劃,聽到這個信息仍不是滋味。那年人們還不熟悉霧霾這個詞,這是科學的叫法,好像從外面引進來,特別那個“霾”字,我念了幾遍才念清白……當然,這是因為在心里排斥它。要說我們的心里呀,總也離不開那座魁梧的機立窯!我在這里錄上一篇舊作散文詩《早晨,在窯上》(載于1988年的《中國建材報》),以示酸酸甜甜、灰不溜秋的憶念:

    立窯的早晨在星月的折射下興奮地痙攣/紅紅藍藍的火苗舒展腰肢釋放著熱核釋放著曙色/微濕的晨風輕拂著抖動著煙云惶若神秘的面紗/煙囪在淡紅色云層里撐起一個金色的光圈/鼓風機如脫韁的馬頗為粗豪地奔跑著嘶鳴著/磨機、鏈斗、輸送泵放開歌喉響響亮亮地應和

    小伙子揉揉眼睛放縱的目光似朝霞迸射/青春的胴體肆虐地揮霍著每一個手勢每一串腳步/修長的鋼釬瀟灑地寫就了一行詩句的驚嘆號/他吹起了口哨伴隨著蠶食桑葉般的火爆清脆/他掏出手絹擦汗上面繡著一瓣雛菊一瓣溫馨/他不會忘記昨天如歌的舞步和許諾于是疲憊全無/悅耳的聲音甜甜蜜蜜融化著融化在早晨的氛圍里/鮮亮的眸子流淌著期盼流淌著歡樂流淌著生活

    退休的老廠長登窯健身己經習以為常/石頭和煤粉的氣息招惹他思緒裊裊心之迷醉/他拈起黑白結晶老練地一嗑如品葡萄珠如嚼山楂果/酸酸甜甜的記憶不知不覺總在折磨他的味覺/他覺得手搓料球肉眼觀火的記憶不再清晰/只有七色的童話在心里在窯膛里點染著釀造著/成球盤自控儀電腦顯示黃黃嫩嫩的陽光在跳躍在穿梭/把窯上的風景洗得清新洗得潔凈洗得美不勝收

    抽樣的姑娘使雄性的機窯傾斜了騷動了/灼熱的射線婀娜的韻律就像碰碰車相撞追逐/窯火在她的臉蛋上深深地印上一瓣粉紅的羞澀/她手中的小勺接滿了燒窯人粗獷剽悍的智慧之果/她提起料桶盛不下男子漢精血充盈的欲望之火/飄逸的身影甩下了一串串叫人發惱叫人心跳的玩笑/輕盈的眼神告訴說她是窯上的一只金絲雀/她要為機窯銜來一份合格的化驗單一個滿意的早晨

    窯上的早晨把春夏秋冬揉成一個很溫暖的意境/早晨在窯上燃燒的魂靈愛幻想眨著清亮的眼睛/窯上的早晨有數不清的神筆在涂著斑斕的世界/早晨在窯上純情的火舌絮絮地傾訴著悄悄話心里話/窯上的早晨把一個情字交待得淋漓盡致/早晨在窯上可以望見整個城市都醒來了/那打著太極拳提著菜籃子騎著摩托車自行車充滿生機的早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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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屈的呼吸

    微信朋友圈流傳著一個視頻:一年輕女子從車上卸水泥,時而手臂和腰骨夾著水泥包丟到庫房碼齊,撲騰起陣陣灰霧;時而用沾滿水泥的外衣往頭上一搭,肩扛水泥包小跑,腳上帶起的也是一溜灰圈;汗水和水泥攪和結成板塊的長衫長褲,沒能掩飾住她那應該算上漂亮和健康的身姿;圖像里有人問她何必這么辛苦做這個?她說為了生活為了家人。哭了。她用已經變成灰色的口罩去擦拭眼睛,臉上額頭和眼圈周圍留下的是濃厚的水泥灰;她再把抹布似的口罩戴上口鼻,讓觀者也認為無法呼吸;老板付她100元鈔票,她的愁容轉為笑臉,朝著鏡頭晃動鈔票的神情十分開心;天太熱,她大口大口吃的是老板買的雪糕,眼睛里滾動的是淚水。視頻還配放有音樂,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曾經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經多少次折斷過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廉廉給自己的微信號起名叫“垛包工”,就是水泥廠裝包工種的細分。裝包工是水泥廠最苦最累的活,粉塵大,要戴防塵帽、戴四層口罩、穿防塵套鞋。廉廉告訴我:這輩子有兩次剃過“青皮”(光頭),一次在學校學理發,同學互學互剃,結果別的同學把他剃成“青皮”,他給別人剃時,別人不干跑了。第二次就是在紅旗水泥廠裝包班,同班的有蘇永茂、唐祖偉、殷森林、瞿對等武漢伢,為了少沾灰,也怕熱,都把自己剃成“青皮”。那時候裝包每小時要出30噸產量,每分鐘十包水泥,兩個人一組,從皮帶機上垛包上小平車,再有人推車將水泥包送至倉庫碼好,手腳不麻利根本跟不上節奏,造成停機處理,影響產量。廠里對裝包工有優惠政策,拿甲等保健費,食堂吃飯不用排隊,下班可以提前洗澡。既便如此,廉廉因近視1000多度苦不堪言。眼睛不好,反應也慢。干活過程中不時有水泥包“炸”開,躲慢了水泥會濺到身上、眼睛里,汗和水泥灰摻合在一起都結成塊,粉塵撲進眼睛干澀刺疼,只有到醫務室沖洗。特別是夏天高溫,穿戴嚴實,全身是汗,半個小時換工,一下來就要喝幾大杯冰飲料。雖然工作臺旁邊有鼓風機吹,但不管用。廉廉經常自嘲:干裹裹(黃石話:這個)卵蠢事,還不如到四川買幾個猴子來干。

    左正身為女性,竟然在裝包和人防也干過。她在與“垛包工”聊天時說:廉廉你好。記得我們在人防上水泥時,水泥包往背后一背,兩個手胳膊挽住包的兩頭(那時是木漿紙包裝,包要硬挺多了),從男生宿舍這邊上,一直背到防空洞里碼放起來,來回要跑十多趟,灰頭土腦的。{抓狂}{抓狂},那時真是年輕,還搶著早點干完呢。左正看過視頻說,這種鏡頭,我親身體驗過不止一次兩次,但沒有人唱歌,有的只是和我同樣的工友。

    明挖洞,暗度倉

    70年代初期,為了落實毛澤東“要準備打仗”的最高指示,全國廣泛開展了群眾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動,人防工程規模在已有的基礎上迅速擴大,人防工程的規格不斷提高。

    我是在紅旗廠的防空洞口附近邂逅劉平同學的,他在大廠干得是打風鉆的活。當時只有16歲,分配在砂頁巖車間,干活很賣力。后來大廠的人防工地出了事故,需要補充力量,劉平調過去才知道死了人的。劉平年輕不太在意,就干起了風鉆班長的角色。任務完成還是回砂頁巖車間,后又調到3號窯搞擴建。那些年里,劉平成天穿著雨衣、雨褲、雨靴,踩在泥巴層里打鉆。紅旗廠的人防工地派了好幾個武漢青工向大廠學習,師傅竟是劉平。同班同學或校友徐繼東、李正勤都在他手下培訓過。當年有政策按5%的比例加工資,劉平為其中之一。在我們還是2級工的時候,他就拿到3級,月工資45元,可見干得很努力。一比較我們才知道大廠工人的工資每級都要比紅旗廠高出幾塊錢。

    紅旗廠的民兵工作是黃石市的排頭兵。紅旗廠的“深挖洞”自然不會懈怠,施工堅持了四五年,沒有停滯,更沒有拖延。常年的骨干有十多人,還時有公安局押送一些嫌疑人員來做勞役,新工人進廠先分來當一段時間勞工。關鍵的崗位多由武漢青工掌管,各有分工。如李廉廉管空壓機、包裝炸藥、采購風動工具備件、加工鉆桿,沈建民管風鉆,徐繼東也分工打風鉆、裝填爆破,王東來制造頂拱機……其它日常粗活如砌墻、頂拱、出渣、開小翻斗車等,大家都不分彼此搶著干。

     

    這張照片的背景是人防班的一臺空壓機。當年這臺機器除了助力鉆孔鑿洞外,還解決了不少人的洗澡問題。空壓機的冷卻水頭裝在防空洞內,小鮮肉們洗澡很方便,開機時水循環有溫度,更衣也方便。那時進防空洞的鑰匙由廉廉掌管有點小權,要洗澡先找他開門。外人并不知道鐵皮工具柜里還存放著幾百枚8號工業雷管,按現在的爆破品管理條例,既違規又違法!

    廉廉記得進人防的時候,楊武波的哥哥給大家講打炮掌子面的事情印象蠻深。楊哥是隔壁胡家灣煤礦的老礦工,專門被請到紅旗廠人防傳授經驗的。他說先把中間槽子炮打了,增加最大的自由度。再是邊槽,上下層一炸,效果最好。

    人防兄弟的情義,是“過命”換來的。有一回停電,楊武波等人乘機跑到風口抽一支煙,煙還沒抽完,電來了,他們又進去趕工,卻看見一塊大石頭落在剛才的工作面上,把鉆桿都壓到底下去了。要不是停電,就出人命了!

    人防洞口在紅旗廠域內,但縱深已有一二百米,一直打到山后去了,空地上面已是大廠石料車間的地盤,輸出的石料卻用來填了紅旗廠的基礎,意在擴大地盤:修廠區路、建俱樂部、平湖邊的空地。加上人、車、材料進出都要經過石料車間的道路,他們很是不爽。有一天派了三四十人來阻攔紅旗施工,帶隊的領導叫陳新儒,看見紅旗這邊有人戴個眼鏡,以為是個干部,走近交涉,動作有些粗蠻。哪知眼鏡者是武漢青工李廉廉,不服周(武漢話不服氣的意思),不知輕重給了陳一掌,接下來就打起了群架,其實也只是拉拉扯扯而已。石料來的人多,但紅旗人防班心齊氣盛,基本打成平手。事后廉廉小威風了一陣,紅旗人管這一掌叫洗臉拳,領導既不批評也不表揚,但心里一定很爽。石料的領導挨了一拳有些跌份,又怕紅旗人防班有炸藥雷管不敢再惹,砌了一道墻把紅旗和石料隔開。再說陳新儒的老婆也是紅旗職工,在枕頭上埋怨他不該和武漢細伢扯皮。

    其實武漢伢很少在廠里抖狠,廠里的本地人對武漢青工也一直很好。還是舉廉廉的例子,在班上曾與張師傅發生了一點小矛盾,無意中廉廉把張師傅弄傷了。張師傅塊頭大,年紀也比廉廉大,但是沒有還手,到醫務室包扎的時候還對廉廉說:莫說你把我弄傷的,免得花錢。廉廉聽了特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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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如此單薄

    春季多雨水,生料車間的石子倉水分較大,需要經常扒倉。那天,崗位工高天敘進了石子倉,倉壁石料突然崩塌,溜坡的石料將高師傅帶進去了。開始只是腳埋進石料,如果方法得當,很容易就能自救。可是石子倉的底部卸料轉盤仍在轉,高師傅慌亂中沒顧上喊人,等到雙腿都被埋進去時,他才想到求救。車間、廠里的領導先后趕到現場組織施救,以武漢伢為主的民兵、團員也組織上去了。有人到倉里攀援,有人在下料口倒倉。慌亂中沒有人想到停轉盤,反而有領導認為轉盤的速度太慢,指揮用電割卸下,讓石料順口直瀉……情急中很多人都用手去扒,恨不能即刻泄光倉里的石料。此時已晚,倉里的石料埋了人的胸口、脖子、嘴,造成窒息而亡。最后隨著石料擠出下料口,高師傅人已不成形,場上哭聲一片……事后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場錯誤的施救,廠里卻避開分析事故的真正原因,也看不到有誰出來擔責。這一幕刺激了許多武漢青工,至今談及此事仍憤憤不平。

    紅旗廠70年代的主機設備,是兩臺直徑2.5m*10m的機械化立窯,框架建筑有七八層樓高,是在原來的土立窯、半機械化窯的基礎上逐步改造成型的,在全國立窯廠中已屬于“大”字號。廠里又對1號窯進行改造增產,窯的口徑將擴為3m*10m,抽調各車間的技術骨干組成改造專班。開工四五天后,大窯已經攔腰分割開,其底座和胴體轉移到旁邊的空場地,正在拆除窯的腰箍梁柱和支撐底板。只剩下最后一炮了……掉以輕心、功虧一簣,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計劃有點倉促,事先提了建議,有人考慮進度沒有采納。開工前楊武波還對他人講過應急逃生的方法,結果一語成讖。

    事故的發生很突然。工人剛站上工作面,還沒來得及點炮,幾乎懸空的底板瞬刻翻斜,有一邊直接拍到旁邊的圈梁上。

    在底板側翻之際,楊武波一個后滾翻逃脫,身體倒在平臺上,頭部落地。幸好戴著安全帽,是用藤條編織的,砸穿了,但保護了頭部。楊武波昏厥過去,幾分鐘后醒來,求生的欲望又讓他艱難地爬向安全地帶,落滿灰礫的平臺上,顯出一段人體爬行的印跡。

    楊武波恢復了知覺,恐懼過后是狂怒,翻身而起沖到現場安全員面前,左右開弓扇了對方幾個耳光……他是又恨又怕犯了渾,恨極不聽建議盲目開工。后來還因打人扣光了全年的加班工資。

    灰塵彌漫難以散開,朦朧中,有人發現又新的身體被擠在傾斜的窯和圈梁的間隙中,兩條腿被壓在梁上,身體倒掛,臉色像白紙一樣蒼白,嘴唇在痛苦地嚅動:給我一支煙,我要抽煙……

    施救的人聽見了,趕緊掏煙點火,再將點著的煙送到又新的嘴邊。

    又新雙唇含住,抬起缺少血色的手指抖抖索索扶助了煙,猛吸了幾口,以緩釋情緒,一會又發出疼痛的呻吟……

    更加不堪的是,側翻的窯暴露出鋼筋,刺進了另一名工人羅峰的大腿,又從大腿穿插到屁股,繼而捅穿了肚子,將他死死地“釘”在那里。施救的時候,電焊工用氧氣割鋼筋,誰料火苗一掃,竟將炮眼的導火索點燃,馬上有人喊:“炮點著了!”那個場面就像戰爭片,炸藥的導火索在冒煙,參與施救的人員速撤退,順著一個梯子滑下去……現場只留下龍世泉一人,他想拔掉導火索,燃燒的導火索在暗處時可以看到紅光,亮處只能看到冒煙的一根軟繩子,一拔就斷,再一拔又斷,憑龍世泉的動作感覺到燙手,又根本來不及感覺到痛。這時候導火索已經燒到炮口,又進入了炮眼,幾乎絕望了……龍世泉抓起現場的一件油布雨衣,蓋到羅援的身上,無奈地安慰說:“不要緊,不要緊。”然后躲閃到側面的立柱后邊,一秒,十秒……呼啦一聲,一個沖天炮,竟沒有開花……那個炮眼不知怎的忘了用黃泥巴堵塞。萬幸呀,險釀大禍!

    憶苦飯和扎根書

    那年北方傳來地震消息,黃石的郊縣也出現動物異常的傳言。有兩天里,我們親眼看到的黃石天象,真的叫黑云壓城,天和地幾乎夾緊,猶如世界末日,讓人心里發慌。至今再沒有看到過那種天象。姜衛平當時在化驗室控制組三班倒,她的妹妹暑假來廠里玩,正好碰上最緊張的氛圍。害怕出事,姜衛平急送妹妹到火車站,票也來不及買,塞給妺妹5塊錢上車補票(當時黃石-武漢的車票是2.3元一張),自己心才放下,又匆匆回廠上中班。那幾天上班除了到車間取樣,回化驗室檢樣,其他時間就在室外空地上休息。為防不測,還弄個酒瓶,口朝下倒立在條櫈上,如有風吹草動,頭重腳輕的瓶子即會倒地出聲,這叫土法測震感。

    肯定是上頭的命令,紅旗廠的武裝民兵都脫產集中,按車間搶搭帳篷。單身宿舍外的坡路上,俱樂部到新裝包車間的空地上,一下子出現了一排排防震篷,說是為職工家屬準備的。顧樂東等人還連夜跟車到應城縣拖油氈,兩次路過武漢沒有回家,但見武漢的街頭看不出緊張的氣氛。油氈運回廠,警報似乎已解除,原先擬定的武裝護衛鐵路的計劃也沒有實施。不過天一黑,住單身宿舍的武漢伢還是會卷起席子挎上黃軍包,跑到鐵路邊聚集而坐,聊天熬瞌睡,心有余悸。后來才知道,唐山大地震引發的過度反應,實則是我們不可能知曉的,因毛澤東病重而中央權力斗爭白熱化。

    那個灼人的夏季剛剛過完,毛澤東離世了。沉重的廣播記得是下午四點左右開始的。那天廠里正在開工會年會,代表們集中就餐,幾張方桌擺在食堂的一側。突然間接到通知,下午4點鐘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重要廣播。廠工會管圖書室、廣播站,我們趕緊安排,臨時在車間關口和路邊加裝了喇叭。我心里嘀咕是什么事情這么重要,一種不祥的預兆開始出現……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食堂仍然將飯菜端上桌,沒有代表來進餐,大家肯定沉浸在悲痛中。然而我和工會主席出于職責,仍然守在食堂門口。正好我的女友下班路過食堂,兩個眼圈紅紅的,她奇怪地問我,你怎么不哭呀?她提醒了我的麻木或者叫遲鈍,但我心里也在想,悲痛和離別,并非只有以淚洗面呀……我想一個人安靜的在心里懷念,我覺得一個人的懷念也叫懷念。毛澤東的追悼會開遍了全國自然也開到了我們廠的各個角落,為了表達自己的忠貞,有先進人物發起了憶苦思甜的活動,組織機關干部到廠旁邊的胡家灣煤礦,坐井籠,鉆巷道,推礦車,爬上來時個個都成了“煤黑子”。廠行政科專門買來谷糠,集中全廠的青年人吃憶苦飯,有人發自內心或裝模做樣大口呑咽,有人慢慢地一點一點品味……

    極不尋常的日子,讓我們心思撩亂: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大地震;九月八日,毛澤東去世;十月六日,“四人幫”被抓,文化大革命結束……跌宕起伏的折騰,山雨欲來的氣氛,翻天覆地的動蕩,影響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我們在工廠里也異常沉悶,籠罩在一種莫名的茫然中......

    過了一段時間,也許是好意,針對好多人想調離水泥廠的現象,以廠團委的名義發起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扎根紅旗廠鬧革命的活動。其理由是毛主席為革命犧牲了那么多的親屬,我們為什么不能為紅旗廠貢獻青春呢?!團委倡議寫大字報表決心,有人帶頭貼出了扎根書。人同此心固然好,可不是那回事喲!一個普通得沾點俗氣的表態本無可厚非,但也留下了一點點讓人洞穿人品的話柄。更讓組織者感到尷尬的是,那幾張大紅的倡議書雖粘貼在顯目處,反應卻冷冷清清。剛貼上還有過往的人扭頭看一眼,低聲議幾句,后來就視而不見,任其風吹落滿地跑。

    對事不對人,我還是要說說不吐不快的扎根術,是由扎根書而引起的扎根術。那個術是藝術的術。廠團委倡議寫大字報表決心,表態最早最好的是某人。他看似頗善交際甚至口才滔滔,更頂著干部子弟的紅色光環。但之后走得最快、玩滑頭走得最快的也是他。有人說他是上大學走的。那不是。他為什么要表決心,就是為了獲取工農兵學員的名額而表現,本也無可非議。即使他為了被推薦,向關鍵人送上煙酒和半個月的工資,也并不為錯。聰明過頭的是,事情成功后他離開了廠,竟然又舉報了當事人,讓人唏噓不已。這種惡劣的帶著私心的告密,或者叫報復行為,實在不能讓人理解為正義。我不敢恭維,也是我至今不喜歡所謂“朝陽群眾”內涵的誘因之一。

    更大的失敗和幻滅感來自我們內心。面對殘酷的現實,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和信仰遭受挫折的痛苦。我們的痛苦來自真誠,那是一種心靈遭到傷害的銘心刻骨的絕望,就像純潔少女被騙失身。是為自己心靈被玷污而痛苦。還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騙更絕望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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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落身上的灰

    這個問題的提出仰仗白云黃鶴的大作《沁園春.鄂冶》:獨立寒秋,大江東去,西塞山頭。看黃石光灰,滿城盡染,天空蒙蒙,江水東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在鄂冶,問書記廠長,誰主沉浮?農村招工進廠,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光灰工廠,努力奮斗。生料燒成,粉磨包裝,制成水泥建高樓。曾記否,咱鄂冶青年,誰最先走?

    引來好一陣熱議:

    老定最先走。

    哈哈,應該不是吧。

    要不就是向建當兵先走。

    錢玲最先走.

    還有汪萍也走得早吧?

    應該是曹國最先走,他進廠沒多久就當兵去了。

    是羅援朝最先走,先借調走,后來就不回來了。

    ……

    在這部非虛構文字的寫作中,如何談論出走紅旗廠的問題,多日來總在困擾著我的思緒。就說我自己,一方面在努力贊美宣傳所在的工廠,一方面急急忙忙抖落身上的灰。現今當然好解釋,當年卻是曾經困或、曾經矛盾,讓我十分糾結的問題。

    雖然作為自然人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有獨立的價值。當年卻不這樣認為,所受到的教育也不是這樣說的。自從我們開始認知的那一刻起,就有聲音不斷地灌輸某種想象構建的精神,并且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這種原則。我們為此深受影響。

    在紅旗廠,頭幾年我們還有很重的學生氣,漸漸的發現自己已經長大,沒有半點技能,成了底層人,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持著悲觀態度,以及對惡劣環境的不滿情緒日積月累。

    人是要往高處走的。身份轉變過來后的我們,似乎發現先招上來的不如后爬的,某種光榮感和自信心短時間就消失殆盡。

    特別是不如意的時候,人的某些天性就會占上風。這時候,就會想到“平庸”這個詞,我們畢竟趕上了不甘平庸的時代,它使我們心有向往。可是身上有勁又沒法使,因為所處的是一個平庸的環境,無端地制約了我們。天空永遠灰蒙蒙的,地上總有厚厚一層踩上去像雪,卻是水泥灰……

    動物歸巢,人會戀家。黃石到武漢的距離,說近不近,似遠非遠,讓人難從取舍,更增加了干脆回到家門口的想頭。

    那時候,我和許多文學青年,似乎也能夠從惡劣的環境里,滋生出一種莫名的浪漫主義情結。把困苦精神化,把耐受理想化。其實,亦是為了逃出困境,抖落身上的灰。

    政治教育取向的湮滅,加上生產條件的惡劣,更加覺得車間里的日子難熬。

    但走不了的日子更難熬!

    對于50、6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戶口與生命一樣重要。現在的人可以自由流動,當年可不一樣,戶籍管得死死的。下農村我們是下了戶口的,抽上來戶口自然隨之流動,在我們的概念里,進了工廠等于重新獲得了城市戶口。但是我們的戶口又都落在廠里,而且是一個大戶口----集體戶口,吃喝拉撒睡的源頭都掌控在廠里,可謂動彈不得。二元結構后面所代表的是隱形身份及待遇。當時的一個城市、工廠戶口是什么概念呀,說丑一點可以用尊嚴貞操去換。

    各顯神通

    事情就是這樣,一有人走,很多人就動了,心動+行動。

    如何來描述當年的“抖落身上的灰”呢?可以歸順為四類:找關系單調對調甚至上調走了不少,讀書高考飛了一批,紅旗廠消亡忍痛離開了一些,善始善終退休作別的也有。這后一類不能單論水泥廠的環境惡劣了,要怪就怪那個資源枯竭的城市,經濟不活躍,人文缺魅力,加之離大武漢又近,留不住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大致歸類中的每一類又有不同的離開方式,比如說坐等調配,求神拜佛,臨門一腳。坐等調配很容易理解。求神拜佛就是自家圈子里人微言輕,只得四處求人找路子,不惜低三下四,委曲求全。還有知識分子家庭或關系不怎么硬朗的則靠自己的努力,發揮特長,臨門一腳。

    而歸在前面的一類是有很多政策開了口子,讓人不得不去找機會。獨生子女身邊無人的,家中老人患病需要照料的,受迫害領導復出作為條件的,對象在武漢不回就吹的等等,都能找到理由扯上關系軟磨硬泡視死如歸。還總有一句套話:我不是不熱愛紅旗廠,也不是怕吃灰,真的是有克服不了的困難……1975年我以工代干,先是在廠工會搞宣傳,后來到廠政治處抓理論學習和宣傳,沒有黨員身份就很別扭。不是我沒有態度,而是總有人比我捷足先登。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些什么。比如,辦公桌對面坐著女工干事,溫柔體貼,談了個對象是大機關的軍官,調走前突擊解決了組織問題。廠工會主席是我們的領導,文革期站錯隊的非黨員,但人不錯。他安慰我說,軍婚對政治上有要求,莫在意。我自然不會在意,別說我們都是武漢的,平時相處也不錯。但另一人的離開,對我有所刺激。我們是校友也是文友。他從車間調到廠辦時間不長,恰逢最后一批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是本地一所師范學院招生,傳說他要走。我與人抬杠說不會,理由是學校不會如他意,廠里對他也有期許,再說倡議扎根工廠他熱情洋溢,又剛解決組織問題……事實證明我真是一根筋:點招的就是他。他的父親復出來到這個師院當主要領導……隨著世道的變遷,“抖落身上的灰”已成了我們的另一種熱情。大家都在暗自攢勁、各顯神通,包括“解決組織問題”。為了表現一下離開,或是為了離開表現一下,我都非常理解,這是人之常情啊。生活的真實就是如此這般。我心里雖然有些不舒服,但不會自卑。我想,誰都會走,早晚的事。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按自己的路徑!

    更多人是放棄了曾經想過的讀書深造的想法,而是決定在武漢談個對像,進而作為跳板有了調回去的理由。

    真的沒有關系缺少理由又老實巴交的也有,那就靠運氣,我聽說有一位就是這樣的。他知道我們廠原來的廠長在武漢一家工廠當領導,雖然認識卻不熟,人家也肯定沒印象。但是他找去了,直截了當說我是紅旗廠的,想調回武漢,到你的廠。老廠長心熱不忍拒,當然是感情因素,也許是惺惺相惜竟然成功。但是他的命運多舛,調回武漢后工廠又因攺制面臨下崗,個人煙酒茶都來經濟拮據,家庭矛盾有些尖銳,只有流落街頭,甚至討食為生,最終將生命丟失在火車站里,可憐可嘆!

    細磨車間的黨支部書記羅中和,人長得粗獷,但膚色不錯,耳朵有疾,本應受到同情和尊重。卻干出不恥的勾當,借幫助某女調回武漢占其便宜。羅書記是有家室的人,卻利用手中的一點權力,將車間辦公室當成了自己的溫柔鄉,狗男人放肆,小女子承歡。沒想到隔墻有耳,被旁邊暫住的民工聽了去,竟鑿個墻洞掛了眼科,嘴又不把風,當個艷事傳開,活該敗露。

    在我的不健康的想象中,羅中和那張滿是胡楂的臉狠狠地印在女子嬌嫩的嘴唇上,兩只粗短帶繭的手抓狂地揉著一雙飽滿的胸脯。他似乎不滿足,永遠地不滿足……我的天哪!起初,我們是感到太可怕太突然了。怎么能這樣呢?可是似乎另一個聲音在哭訴:沒辦法啊,不答應他不放手。他同意調動,我走了,什么也聽不到了……結果也正是這樣,廠里說是顧及女子名聲,其實也是廠子的名聲,以當時最快的速度為她辦好了調動手續,走時悄悄的,有人護送,生怕出事。又說那女子在武漢有對象,是要調回去結婚的。對于書記羅中和來說,自然是觸犯了法律。雖然說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但畢竟是利用了公權,帶有強迫性質,因此抓進牢里判了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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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門一腳

    現在已是大學教師身份的沃民榮,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她自己的,一個涉及到她的老同學。

    老同學少年內斂現在也不愛和人打交道,問他要電話他說沒有。他的老婆說他怕受騙上當,怕別人坑他。幾次碰到老同學,他都躲著走。不過身體還是蠻好的,不胖不痩也不現老,和以前差不多,反正他是認不出我來了。我說我和你下放一個隊,在一起吃飯過的呀。他才說,變化太大了,然后后悔不該回武漢的。他說就是廠里的工種不好,哭著求他老頭找路子回武漢。他老頭是我們這邊菜場賣肉的,用肉票賄賂事主為兒子辦調動,花了一千塊錢辦回了。結果沒有多長時間廠就垮了,更不用說分房了,他一直住父母的私房。后來老頭死了,只有找老娘要200塊錢吃飯。老婆是棉紡廠的,退休有錢,所以瞧不起他。現在有了退休金,好多了。我們同學相約到鄉下隊里去,幾次喊他都裝嗎糊。

    說到自己,沃老師更是口無遮攔。她是恢復高考后參加考試的,好容易收到體檢通知,也算是金榜題名了,還是不敢高興。

    體檢前一天晚上,沃民榮找到劉軍,說明天體檢,請你們幫個忙。

    么忙?

    你們眼睛都好,檢查視力時,幫忙比劃一下。

    開玩笑,你那個眼睛一看就是戴眼鏡的近視眼,看那清楚,太假了。

    她把劉軍一拉,你看清楚,我像戴眼鏡的嗎?

    借著路燈,劉軍仔細看了看她的眼圈,的確沒有任何痕跡。

    告訴你,為了體檢,我一考完,就瞎倒個眼睛,不戴眼鏡了,還天天賽太陽。她非常得意地透露了自己的小秘密。

    小沃的左眼視力只有0.01,連棍子都看不清的。招工體檢靠著背視力表,當背到根本看不清棍子指什么的時候,招工師傅說,算啦算啦,這就夠了。而高考體檢她更擔心眼睛不能過關,確實是公開委托同去體檢的工友站在自己的身后,醫生指哪個,就叫他們輕輕說“上”或者“下”,或者“左”或“右”。“當時一起參加體檢的還有錄取技校的男生,記得其中一個高個帥哥站在走廊上遠遠的說上下左右。我跟他們交代,,只要到0.5就算了,在大家的幫助下,就這樣通過了。我好感謝廠里的同事戰友!”

    劉軍沒有料到自己當年的心情,更能得到同情和理解。他插隊農村時感染上血吸蟲病,高考前后一直忐忑不安:考試自信十足,只怕身體難過關。體檢那天他很早就趕到醫院,有人比他更著急在走廊里等待。門開了,一位穿白大褂戴眼鏡的醫生探出身子,往走廊里掃了一眼,“老三屆的先進來”。劉軍一愣,難道體檢也被歧視?走進內科診室,里面收拾得干干凈凈,四周擺了上十把椅子,那位醫生摘下口罩說,你們先坐下來,等了十年,太不容易了。農民當得,工人當得,讀個書有什么不行。你們先把體檢表給我,我給你們都畫好圈,再聊聊天,就算過了。聊天中了解到那位仁兄的經歷差不多,只是早出生幾年。惺惺相惜,又何嘗不是一種緣分呢!(劉軍的回憶詳見本書附文。)

    那一陣子我也寢食不安,先是有點“春風著意”,繼而成為“狼狽不堪”:1977年9月,當時的《湖北文藝》(即《長江文藝》)編輯部舉辦文學創作學習班,致函并電話聯系單位,點名通知我參加。聽說是粉碎“四人幫”后第一屆全省范圍內的創作學習班,我自然十分珍惜這個機會,廠領導也樂意成全。我記得學習班是在黃岡地區的羅田縣開班,當時從黃石渡船過長江再乘長途車可達。我卻有意繞道武漢,回家先告訴病中的母親,得到她的鼓勵。我又從漢口新華路坐長途汽車經新洲、黃岡到羅田,學習時間近一個月。結束回廠,還沒來得及開始工作,又接到參加黃石市創作學習班的通知。廠領導很開明,再次批準,因為批準就意味著報銷差旅費。

    學習期間我就聽說了恢復高考的消息,10月21日的廣播報紙正式公布,那時離考試時間僅隔20多天。

    其實恢復高考前就有工農兵上大學了,是靠推薦和選調。不知出于什么樣的心態,我從來未存希望為此動心過。恢復高考可謂盛況空前,“眾人擁擠華山道”,自然是想借此改變自己的命運。我當時也身在其中,不過陷于了兩難的矛盾:我屬于“老三屆”最小的一屆,雖然稱作初中畢業,僅讀了初一課程,下鄉進廠又荒廢了好幾年,特別是數學。我連因式分解和最簡單的平面幾何都搞不清楚。當年我已走上了另一條路,自信通過努力可以收獲成功。但是看到周圍的年輕人都在復習數理化,女友也在不斷催促,又讓我舉棋不定。

    最后我還是參加了考試,但有意將學校報得高高的,三個志願中有兩個填得是武大,而且在是否服從分配欄中打了一個斜杠。倉促應戰,自然是虛榮受挫。坦然承認,出了考場我的心情如雜陳五味:失悔,負疚,松疲,窘迫……本來不存太大希望也沒什么,可后來見周圍陸續有人收到錄取通知,特別是我原來的知青四人組,有三個人考上(華工、武師和中醫學院),只有我一人出局,覺得特別沒面子。

    一直到今天,我都害怕考試,經常做著考試的夢。夢見自己慌慌張張地趕到考場,總是狼狽的樣子,那么簡單的題,腦子里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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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班組到機關

    1970年6月至1978年5月,我在紅旗廠整整八年,其中一半的時間是在生料車間黃土班當工人、副班長。1975年以工代干,先是在廠工會搞宣傳,后來到政治處抓理論學習和宣傳。

    按前文所述,我的工作變動似乎與一篇短文、一次工傷有關,不然。要我自己說,得益于文靜的臉,老實做事,沉穩的性格,其他沒有任何有利的背景。

    我在廠工會和政治處的前任,亦是我的師傅(當時都是這樣稱呼)張嗣祥、胡敏、汪英,都對我很好,期望有加。他們中的胡敏調到市總工會,任宣傳部干事、副部長;汪英來廠前是市委黨校老師,又回到黨校,后來在市計委任科長、副主任、主任。

    《紅旗水泥廠志》卻沒有記載這一事實,稱“1979年9月,黃石市委分配一名軍隊轉業干部到紅旗廠,才設立一名專職宣傳干部。”似乎之前的宣傳工作是空白,也無成果。但是1976年春我和朋友上廬山,在黃石開往九江的輪船上,我們在收聽湖北人民廣播電臺的節目,欣喜地聽到我寫的一篇通訊,正是講述紅旗廠工人的事跡。船到九江上岸,我特意去郵局掛長途電話,找到辦公室的同事也是學長鄭明武,請他注意收聽并錄制下來。

    當年工廠很在意見報率,宣傳成果由我親手粘貼到剪報本里,我調離時并沒有帶走。

    《廠志》也能罔顧事實,是因為我們的出走。

    我是怎么走的呢?可以說兼而有之。我的母親患乳癌需要照料這是其一,我的女友依政策先期返漢也希望我調回是其二,恰巧有個機會被上級部門借調是其三。至于出了名調走還早了點,假如在廠里呆得更長些也許真能出名了。因為文學創作需要扎實深厚的底層生活,我那時只能算初露頭角,黃石市剛剛讓我填表,參加大革文化命洗禮后的恢復文聯代表會,我便棄會跑了。你說是不是早了點呢?

    我于1978年5月借調省局工作組,到地處武昌白沙洲的湖北水泥制品廠幫助企業整頓,工作結束即留省局。參加工作組的還有張曉玲,也是紅旗人,曾在機修車間當電工,廠里培養的工人黨員。我們一起辦了調動手續。這一步跨度很大,從一名企業以工代干人員,轉身為省政府管理部門的在編干部。我回到了武漢,又登入廟堂,真可謂幸運!

    無法任性

    也有任性選擇留下的。

    為了離開水泥廠,武漢伢用盡了辦法,買斷工齡提前內退是最后一批。隨著紅旗廠的凋零,即使是執著堅持的一批人也失望地回漢。

    他們的離開很慘烈。規定副科級以下不論干部工人,男48歲女43歲一刀切。期限是三天,三天里不簽字等于自動放棄了工齡。那三天里,多少人沿著廠辦公樓的樓梯上上下下,來來回回,幾經徘徊,猶豫了很多次,不知道腳步該邁向何方!不少三班倒的工人很少進出辦公大樓,但三天里在這個樓梯上下徘徊的次數,不亞于平日的總和。在武漢伢圈子里,除了個別人選擇留下,更多的不知道是選擇走還是留。一夜間作鳥獸散,兵敗如山倒是當時的寫照。

    過慣了集體生活,并且一直分享著盈利企業良好福利條件的員工,面對突如其來的下崗變故,自然手足無措。原本以為可以機械化地,簡單地度過一生。沒想到,這美好的愿景只是海市蜃樓。當現實的重拳揮來,他們無力抵抗,只能任由命運之手來回撥弄。

    徐繼東身強力壯愛好文藝,笛子吹得好,經人介紹與本廠石師傅的女兒石小梅戀愛結婚,成了紅旗廠的鐵桿扎根派。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將希望傾注到極有音樂天賦的女兒身上。石小梅自己說:培養孩子花了我們這一輩子的辛苦,想起來就流淚。在音樂學院租房,陪讀7年吃了好多苦。下崗無錢,只有去作保姆,為7、8個學生做飯洗衣服,所有的生活我都在做。6年前徐繼東又做了大手術,花了30多萬元。這個手術成功率低,能活到今天也是很幸運的。現在我們的條件好多了,女兒在汕頭的大學教音樂,收入還可以,有房有車。我也會開車,帶著繼東到外面逛逛,知足了。可惜他還是未能熬住,于2017年9月19日病逝于廣東汕頭。

    大廠兼并紅旗廠之時,當年的武漢伢只有少數人留了下來。其中3位廠級干部:鄭承斌,分管銷售的副廠長;胡繼壽是生產副廠長;還有一位就是廠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和工會主席的章德芬。

    章德芬與我同學,是下放監利汪橋楊家大隊的13名知青之一,做姑娘時當過廠團委書記,那時候就很單純。我們的另一位同學劉卜利,也是13人中的一員,招工時因所謂的父輩問題晚走一步,卻幸運地進入武漢汽車標準件廠,后來成為華中科技大學國際交流部的副研究員。劉卜利知道我在寫作《飛揚的灰》,對我說:雖然沒有在水泥廠工作,但去過你們廠。她記憶中的故事也與章德芬有關:“41年前,即1977年的夏天,我去紅旗水泥廠看望好友章德芬。去之前對水泥廠是完全沒有概念的,只記得該廠到汪橋招工的一位徐姓師傅,指著鄉間路邊的小草對簇擁著他的知青說,‘我們那都看不到小草。’小草都看不到?這到底是個什么單位,當時對此話大惑不解!當我看到紅旗水泥廠,才理解了此話的含義,廠區內外灰塵彌漫,真的是寸草難生!”劉卜利感慨地說:“知青的生活也很苦,但面對的是藍天白云和綠油油的麥田。現在同學雖然進了工廠,面對的卻是漫天彌漫的粉塵和強體力的勞動。我不敢想象我的同學們是如何在這樣艱苦和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的。我受到章德芬的熱情接待,也見到了不少同學(其中有亭亭玉立的馬來欣)。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的是一幫積極向上,樂觀的同學,他們很少抱怨。”為了紀念重逢,劉卜利和章德芬走進了黃石市區的一家照相館。“素衣布褲,用什么來點綴一下顏色呢?我倆拆開辮子,用花手巾束住腦后的頭發,肩并肩,笑吟吟地擺好了姿勢。聚光燈亮了。可攝影師遲遲不按快門。‘為什么不拍照?’責問后終于得到他懶洋洋的回答:‘本店不照奇裝異服,不照披肩散發。’笑容驟然在我們年輕的臉上停住,我和章德芬的眼眶里都轉動著委屈的淚水……”我在此處復述這個故事,是想證明章德芬的單純呢,還是幫她吐訴委屈?說不清楚。2003年年底,紅旗(當時已叫集團紅旗水泥公司)的班子換屆調整,宣布的頭天晚上才通知章德芬本人不要參會了。那一天正是她50歲生日,自我寬慰是企業兼并政工干部不好安置,領導卻不說原因不說政策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下了崗,每個月1500元拿到正式辦理退休手續,社保醫保和普通工人一樣待遇。收入受損不說,工作沒有定論,身份不給說法,是她一輩子的痛!

    在企業改革進程中,企業內部會積有矛盾。

    國企改革,首先想到的就是減員增效。這種方式最省事,也最直接,看得見的方法,是“革”別人的命,沒有什么“痛苦”。

    那一陣,還沒有員工持股一說。

    大廠實行兼并,乘改革開放之風,立即引進了外資,各占50%。也就是出讓了一半的利益,換取了資金。之后在崗的頭頭腦腦和工人相繼持有了股份,總裁、董事長的年薪高達200萬元以上。

    在大廠的志書第二卷24頁是這樣記述的:“大廠”與紅旗兩廠的關系,源遠流長。當初,紅旗是“大廠”的一個生產熟料的立窯車間。1961年開始分廠,成為獨立的立窯水泥廠。隨著生產的發展,特別是由于歷史、地理原因,兩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某些方面影響或阻礙了各自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為此,自1986年以來,兩廠在上級主管部門的協調下,經過多次反復協商和調查論證,一致認為兩廠聯合很有必要。通過聯合可優化兩廠的資本結構,揚長避短,互為補充,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加速發展……

    《紅旗水泥廠志》是紅旗廠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志書。我注意到,志書中附錄的大事記里,最后的兩條似乎有點意思,一條是記錄破產兼并的頭一年,紅旗廠的產值、利潤雙雙達到歷史最好水平,被評為湖北省經濟效益先進企業。另一條記載:“1986年4月28日17時35分至18時55分,紅旗廠一列載有12節車廂的火車停放在紅旗廠新一股鐵路線上,由于超長置于武黃公路交叉路口處,阻塞公路車輛交通一小時二十分,造成不良影響。黃石日報曾以頭版消息報導了此事。”

    ……

    留下的,是我們曾經不可磨滅的奉獻,我們那一段無私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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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彈性的底色

    管他是誰先走,重要的是這些人不管是怎么回來的,都是經歷了六十多年的人生風雨還活著!

    我有一篇雜文《“鋼筋混凝土”的稟性可貴》載于湖北日報(1988.3.17)頭版,開篇寫道:人們知道,水泥有個怪脾氣,它與河砂、石子加水攪拌經凝固之后,性質宛如頑石,堅硬得很。但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耐壓不耐拉,一件雞蛋大小的水泥試塊,就能吃三五百公斤的壓力,抗拉力卻小得可憐,頂多只能吃幾十公斤。而鋼筋與水泥不同,它耐拉,對拉力滿不在乎,只不過經不起風吹雨淋日曬。聰明的人們根據它們不同的特性,把鋼筋和水泥巧妙地結合起來,配制成鋼筋混凝土。讓水泥保護鋼筋,鋼筋支撐水泥,混凝土吃壓力,鋼筋吃拉力,各揚其長,各補其短,其承載力量比一般混凝土增加了二三十倍。由鋼筋混凝土想到人類社會、每一個人……

    豁達夫妻

    沙沙和左正的戶口關系至今仍在黃石。沙市伢沙沙塊頭痩小,左正是漢口實驗學校的“女漢子”。當初聽說他們二人結婚成家了,確有一點“將就湊一塊”的感覺。后來生活中的相互攙扶卻又讓我刮目相看。

    沙沙的大名叫劉紅武,塊頭小卻特別講義氣。他當維修班長時,手下的一位工人因工傷住本地醫院,動了三次手術仍危及生命,家屬要求轉武漢治療不允。沙沙匆匆回廠帶了20多人,就像電影電視諜劇里經常看到的情節一樣,將病床上的工人搶出來,送到武漢的大醫院,結果20多天就傷愈出院。

    在沙沙和左正這個普通的家庭里,因為工廠被兼并,夫妻倆只好辦了提前退休手續,內退的工資加起來不足1600元,僅能維持基本的生活。兒子正準備考大學,每一筆額外的開支都可能讓這個家庭陷入貧困。為此沙沙跑了國內十幾個省的水泥廠做技術服務,接著又赴非洲勞務。偏偏這時左正的身體出現了問題。

    2007年五一節后,左正因車禍住院,引發急性壞死型胰腺炎。等湊齊住院大額醫保中自費部分的錢,病情已急轉直下,全身浮腫,呼吸困難,連打針的針眼都在冒水。醫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書,又沒有好的手段,只有同意轉武漢搶救。動身之前做靜脈深埋,醫生護士五六個,找不到左正的血管,急得一刀下去扎到了動脈,血噴幾尺高,慘不忍睹。

    在武漢協和醫院重癥搶救室里躺了七天,病情穩定下來,接著開刀手術。沙沙聞訊從津巴布韋趕回來照料,為交涉醫保轉院,黃石武漢來回跑未果,橫下心自費手術。先開了胰腺的刀,又長出假性囊腫,再開刀切了胰腺,成為繼發性糖尿病。人背不住了,只能在肚皮上開個口,縫上輸送泵,輸入米湯肉湯和營養米糊。左正的體重從145斤掉到99斤,眼皮睜不開,翻身靠護工扶助,幾乎天天倚枕冰袋,胳肢窩里夾著冰袋才能小睡。有一回是弟媳家里的人來看望,圍在病床邊小聲說:左師傅要挺住呀,一定要挺住呀!左正從來沒見過他們,心想連不認識的人都來鼓勵,恐怕真是快不行了。痛苦的治療,她多次有過不知醒不醒得來的感覺。黃石的同事在病床邊與左正聊:你怕死嗎?她微微地偏一下頭。你還想見見什么人?她只能閉一下眼。你有什么話要說嗎?她無語,緩了一口氣后喃喃地說,婦救會的軍鞋還沒收上來,交黨費的銀元還、還、還在我手里……倆人會心地苦笑了。

    左正病后在日志里感嘆:兩年里病情反反復復,治療坎坎坷坷,感覺痛痛楚楚,手頭拮拮據據,前后開了七刀,幾次去閻羅王那里報到,均以修煉不到家推回了人間。現今做鬼不成,做人不爽。也好,我們到世上來走一遭,活著總比死了強,還能多看看這世界的進步,多享受人間的親情友情,多說說人鬼情未了的真假廢話……

    浴火重生!她西藏要去,非洲敢闖。南亞及黔、川、滇、桂、瓊……她已寫就的日志只有2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游記,篇篇精彩。原始,混沌,驚艷,震撼,曲幽,奇異,神秘,虔誠……是她在游記中反復使用的字眼。

    沙沙一直在家照顧,見左正的身體有了階段性的好轉,又應邀赴非洲。這次去的是安哥拉羅安達水泥廠,中方投資建設兩條日產5千噸干法生產線。沙沙是作為工人去的,2個月后參與管理,升職為分管設備技術的副總經理。如此冒著風險做下去,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有能力支持兒子上學,老婆完成心愿,自己堂堂正正做人。

    2012年春節后,沙沙回國探親并為兒子籌辦婚事。婚禮的頭一天,沙沙專程回黃石,租了三輛42座的大巴。車停在原紅旗廠宿舍區附近路邊,沙沙親自上門一家家請出老同事老工友老師傅,浩浩蕩蕩開往漢口的婚宴酒店,借機會表達回敬之情。沃民榮感嘆:沙沙左正那叫一個有才,把個婚禮弄得像紅旗幾十年大慶,演講詞堪比國家總理!

     

    (婚禮現場拍下的部分工友合照)

    匠人老顧

    當年的老顧還是小顧時,就寫得一手好字,廠里車間里的黑板報都有他的筆跡,因此成為車間的筆桿子,第一批加入共青團。有次任務是釆寫勞模事跡材料,脫產一個月,修攺四五遍,總算通過審查。但來不及高興,又發生9.13林彪事件,政治宣傳口徑大變,一切重新審視。勞作辛苦不談,單純的心地受到刺激,小顧不想再寫那些與政治有關的材料了,青春熱情向學技術搞革新投放。

    有一天同車間的劉軍興致勃勃地找到小顧,拿出一本雜志讓他看,上面登載了一篇青工搞技術革新的報道,問有沒有興趣。劉軍和小顧本是同班同學,比小顧還小三四歲,人前鬼機靈,他們是想抱團添加勇氣。于是顧、劉一起去找車間主任陳述想法,求得支持,但幾次未果。他們想哪怕用業余時間也要搞起來,提出組建一個衛生班,白班打掃車間的全部清潔,晚上一起投入技改(因為三班生產,不能湊在一起)。車間同意了方案,衛生班兼技措組成立。他們承擔了車間灰塵最大,體能上最累的活。既使三九嚴寒,也是單衣作業,衣服能擰出汗水。盡管如此,樂得有了時間搞技術革新。班上還有幾位大躍進年代參加工作的女工缺文化,當班打掃完衛生,顧、劉便掛上小黑板,手把手教她們識字、寫字。想想真有點進步文化青年的范兒。

    從那一刻起,小顧的熱情就專注于機電相關的小革新小改造,甘于寂寞,潛心鉆研,由班組的技術能手,到車間技措組骨干,繼而跨車間技術支援……1977年以照顧老人的理由對調回武漢,也是憑著這一口碑留在第一冶金安裝公司行政科管電話。3年后又調到市紡織科研所,在電子室后改自動化室一直干到退休。浮躁的時代,也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研究所的機構已經轉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很多課題都被拋棄,只有小顧幸運地又固執地專注小改小革----引進消化織物金屬探測器。后來所里只剩下這個實體,小顧也變成了老顧,帶三個人,每年向所里交利潤好幾萬元。這對老顧個人來說是很大的跨越。

    顧名思義,織物金屬探測器,就是用于探測織物中夾帶的微小金屬物體如針頭、鐵屑等,保護昂貴的軋輥、拷花筒和剪毛刀等免收損壞。市場雖小,但也必需。一個木頭樁子似的小件,在老顧手里一盤就是幾十年。先盤自己開發的,又盤進口翻板的,接著盤性價比都優于進口的,盤出個大紅花---武漢市科技進步三等獎;盤出個頂梁柱---自學成才當上自動化室主任,成為工人搞科研的典型,沒有上大學沒有文憑也能聘上工程師;更盤出個主心骨---自負盈虧靠著它,自謀生路也指望它,現在靠吃飯的也是它。有意無意中,耐住了寂寞,造成了機會,人憑手藝吃飯,夾縫中求生存。就連小他幾歲的劉軍已經成為武漢理工大學的教授了,老顧卻仍然一根筋地埋頭苦做。

    在我看來,老顧的人生有很多條路,但技術革新這條路陪他走到現在,走得最長。從工作興趣到生產技能到生存手段,成為他人生的亮點。也許老顧的一生,只能不合時宜地、也是十分幸運地專注打磨一件事情。這種浪漫到骨子里的行為,真的令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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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建偉的洋插隊

    任建偉與我中學同班,下鄉同鋪,而后又一起招工到水泥廠。他長得白白凈凈的,有著一雙平板足,學農活,挑擔子很是不易。他先分在泥木班當小工,后去燒鍋爐。鍋爐工吃灰少些,雖然三班倒,但方便洗熱水澡,有時候走后門到食堂沾點光也是一種福氣。

    任建偉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入湖北中醫學院中藥專業,畢業后分配到湖北省醫藥工業研究院。在當時的體制下,總感覺有些壓抑,想要改變一下現狀,出去開開眼界,于是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資助很少的情況下,踏上了人生的第二次插隊----洋插隊。

    他的第一站是位于加拿大愛德蒙頓的埃爾伯塔大學,在愛爾教授實驗室做訪問學者。愛爾教授是位著名天然產物化學專家。也是從那里開始,建偉開始領略外面的世界,當時國內外科研方面的差距很大,他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全身心投入科研中。同時生活也很艱苦,剛去時租住在一位老太太的地下室,房東老太一人居家,房租相對便宜約百元加幣,給出的條件是要負責夏天割草,冬天鏟雪。大學所在城市愛德蒙頓,是北美大陸最北端的大城市,長達半年多的冬雪,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溫,手工鏟雪之艱辛可想而知。那么冷的天,都是歩行或騎車去學校,常常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生活也很簡單,食品選便宜的買,常吃的早餐就是面包抹花生醬,土豆、胡蘿卜、包菜加上雞,是飯桌上常見品種。周末去趟超巿,買夠一周食品。建偉說道,剛出去確實蠻苦,但我們這代人什么樣的苦都經歷過,與下鄉插隊和在水泥廠當工人比起來,那就不算什么了。

    一年半后,任建偉拿著已退休的愛爾教授的推薦信,轉到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國家天然產物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因臨近圣誕節,買不起天價飛機票,只好坐了72小時的灰狗(長途汽車)。在這所大學他有幸接觸到世界一流天然產物的研究。當然,工作壓力也很大,每天朝八晚九,一周工作六天。

    建偉從1996年離開中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先后在加拿大埃爾伯塔大學,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和韋恩州立大學做訪問學者。現在是密西根大學癌癥中心研究員,參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的腸癌預防研究。夫人在同一大學做神經科學研究。兒子15歲從武漢外校初中畢業到加拿大,先后考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獲得生物工程和醫學雙博士,現是哈佛大學附屬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生。

    建偉已逾花甲,但仍然辛勤工作著,因為美國的醫保要六十五歲,社保要六十六歲才夠條件。每天的工作也很緊張,早起晚歸不敢懈怠,在美國沒有鐵飯碗。工作之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健身中心,周末和拳友們一起練太極,每年組隊參加當地的太極大會表演,即強身健體,又會新朋老友。每年朋友們還相約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雖然出國二十多年,但忘不掉的是鄉情,嘗不夠的是漢味,每周六早上,是建偉顯身手時刻,地道口味的熱干面受到表揚。他夫人也會做很多武漢小吃,像豆皮,燒賣,面窩,油條,月餅以及多種面點及家鄉菜肴,以解鄉愁。

    對于任建偉來說,下鄉插隊當知青,在廣闊天地得到了煅練。而跨出國門的洋插隊,更是人生經歷的一個磨練,由此收獲了許多許多。

     

    (任建偉在美.韋恩州立大學醫學院)

    歌者姚峰

    我們在這里說姚峰,是不需要貼標簽的。不僅因為曲作和歌聲,更在于一起下鄉一道進廠,一路沒離開視線。人分開了,心還在,歌在……

    1

    姚峰下鄉是欠條件的,執意要跟著鄰家男孩三九(葉春波的小名)。

    離春節沒有幾天了,倆人兩副扁擔,挑了村里送的兩個大糍粑,兩個旅行包。旅行包還比較時髦,新買的大衣和帽子都放在包里,就這樣上路了。

    姚峰穿著一件非常破的破棉襖,戴了眼鏡和有點舊但也時髦的棉帽,樣子很滑稽。

    沒想到冬季水淺,上游下來的大船靠不了沙灘子。只有溯江而上,連夜趕到石首,那里才有客船下漢口。

    碼頭上很多人。大概是中午一點多鐘到船,下船的人少,往上擠得多。三九擠上去了,姚峰卻被人擋住要驗票。非常麻煩,脫手套、掏票……再就聽見有人喊:放繩子!放繩子……門強行關上,姚峰被攔在了外邊,倆人都急得要哭起來了,都是不到16歲的孩子!船已經動了,歪歪扭扭地兩邊晃,就像武漢擠公汽一樣。姚峰張望著離遠的船大聲喊:三九,回去跟我爸爸說,冒得事的,不要緊的。三九也在叫著姚峰的小名……船就這樣開走了,又傳說3天以后才有船。姚峰站在躉船邊,望著空白的江面,腦子里一片茫然,突然感覺頭發燒了,感冒來襲。那一天很冷,據說歷史上有記載,是江漢平原最冷的冬天。

    這時候來了一個人,碼頭工人,后來知道姓盧。盧師傅上前問,你怎么啦?他是怕姚峰想不開。他說你還好吧?你跟我來,跟我來……

    姚峰說我不舒服,發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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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記述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內的一群知青轉身為工人,來到石料山的水泥廠,青春熱情與灰色的境況邂逅。他們曾以石料山的純粹和機靈,舍身奉獻自己之力;也曾似開山采石一樣,忍痛刮骨,憋屈難受;還曾想方設法抖落身上的灰,包括企業改制時的“被離開”……重新投入時代大潮搏取生路的經歷,就如同石料山的面貌。

    作者意圖忠實的記錄,并著重探析這一群人的心靈,呈現一代人的生命形態、情感形態,以及個體跟社會的關系,從而勾勒出時代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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