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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熱血在燃燒——大三線崢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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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內容摘錄


    目  錄

    引子?磅礴征程

    第一章?共和國的艱難抉擇

    第二章?山上的鉆塔——最迷人的歲月坐標

    第三章?爭做開天辟地的人

    第四章?依山傍水扎大營

    第五章?“鋼鐵大王”揮戈戰水城

    第六章?高原上修建鋼鐵大道

    第七章?更愛三線練人場

    第八章?驚天喜訊“工轉兵”

    第九章?追夢在高原

    第十章?數風流人物

    第十一章?三線人的情與愛

    第十二章?我把他鄉當故鄉

    第十三章?從三線到“三獻”

    第十四章?大山深處的逆襲之路

    第十五章?671——見證時代

    第十六章?從歷史走向未來

    尾聲?記住來時的路

    ??——代后記

    參考書目及部分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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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磅礴征程

     

    貴州西部,烏蒙山南麓,長江水系三岔河和珠江水系烏江與北盤江河源分水嶺地帶,東與安順、南與黔西南、北與畢節相連,緊鄰云南曲靖,六盤水如同展翅于云貴高原之上的雄鷹,俯瞰著蒼茫大地。那隱匿于深山峽谷中的靜謐村莊,繚繞在崇山峻嶺的縹緲白云,仰首可見高遠遼闊的深邃蒼穹,三池三湖融會貫通,千巖萬壑縱橫交錯,六盤水又仿若一顆鑲嵌在群山之巔的璀璨明珠,閃耀在磅礴烏蒙的千秋畫卷之中,明亮著時光,光艷著歲月。

    六盤水地處云南高原向黔中高原過渡的斜坡地帶,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93%的土地面積為山地和丘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這里獨特的喀斯特地貌,這里蒼山如海,碧水如鏡,青山似黛,碧空如洗,層巒疊嶂,山河如屏,溶巖飛瀑,河道縱橫。這里有神秘悠遠的夜郎故地牂牁江,巍峨雄壯的“貴州屋脊”韭菜坪;有千株千年的石橋妥樂古銀杏,如夢如幻的野玉海;有壯美如畫的噠啦仙谷,似千帆爭流般雄壯的百車河……

    六盤水市歷史悠久,今六盤水所轄地域春秋時期屬牂牁國地,戰國時期屬夜郎國地。秦統一中國后,屬馬郡漢陽縣地。漢代分屬牂牁郡夜郎縣、宛溫縣、平夷縣、犍為郡漢陽縣、鄢縣;三國時分屬“南中”的牂牁郡平夷縣、興古郡宛溫縣,魏仍分屬平夷縣、宛溫縣;晉為平夷縣、宛溫縣地;隋為爨氏所有,未入職方;唐隸湯望州、盤州;宋為羅殿國、羅氏鬼國、于矢部地;元分屬普安路、普定路、八番順元宣慰司;明分屬普安府(州、衛)、西堡長官司、貴州(水西)宣慰司;清置水城廳、普安州(廳)、郎岱廳;民國時期置水城縣、盤縣、郎岱縣。解放初期,建制未變。

    六盤水曾發掘出距今10多萬年的“水城硝灰洞人”古人類化石,舊石器時期的“桃花洞人”人類化石,距今26萬年的、與北京周口店古人類遺址齊名的盤縣大洞古人類遺址。六盤水擁有眾多的夜郎文化遺跡和民間美麗傳說,境內毛口鄉被有關專家認為是中國古夜郎都邑中心所在地,30多個少數民族燦爛的文化在這里交融共生……

    六盤水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為六盤水注入了紅色基因。紅軍長征期間,由羅炳輝、何長工等率領的紅九軍團,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率領的中央紅軍一軍團、五軍團一部和中央軍委縱隊,由彭德懷、楊尚昆率領的紅三軍團,由賀龍、任弼時等率領的紅二、紅六軍團,分別以不同的路線進入六盤水境內,紅九軍團在盤縣打出了“紅星縱隊”的旗號,紅二、紅六軍團更是在盤縣城關九間樓,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盤縣會議”,做出了北上抗日的重要決定,順應了當時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斗爭新形勢,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推動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毛澤東在《七律·長征》中曾經寫下了“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的磅礴詩句。

    六盤水位于貴州西部,歷史上由于遠離中原王朝,處于國家地域的邊緣地區,一直被遺忘。解放前的六盤水極其落后,境內沒有一家現代工廠。解放初期,由于種種原因,境內幾乎沒有安排工業項目,六盤水一直處于經濟發展的弱勢邊緣。

    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把原本鮮為人知、偏僻落后的六盤水一下子推到了中國西部建設的最前沿。幾乎是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英雄兒女,懷著國家強盛、民族興旺、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望,離開故土,告別親人,從大江南北來到六盤水,開始了一段改天換地、影響深遠的磅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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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共和國的艱難抉擇

     

    1964年,年輕而又多難的共和國終于擺脫了“大躍進”和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等因素造成的經濟困難局面,從動蕩和饑荒的煎熬中挺了過來。

    只有親身經歷過饑餓的人,才能體會到什么是痛徹心扉。自1957年到1962年,連年的自然災害,全國人均主要生活資料年消費量大幅度下降,市場上商品匱乏,物資奇缺,就連日常生活必需的鍋、碗、瓢、盆等都少得可憐。

    面對全國上下缺吃少穿的緊張狀態,黨和國家領導人下決心改變這種困難局面。隨著經濟形勢的漸漸好轉,國民經濟也逐漸從低谷中走出,國家提前開始編制長遠國民經濟和“三五計劃”,并達成共識:決定按照農、輕、重的安排原則,大力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重點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

    然而,前進的道路從來都不會平坦。歷史在發展中,也總會經歷痙攣般痛苦的掙扎。正當共和國領導人躊躇滿志地大步行進時,這支朝氣蓬勃漸已成熟的方陣,突然遭遇巨大的挑戰。

     

    備戰催生大三線

     

    《孫子兵法》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戰爭與國家命運和人民的生死緊密相連。戰爭的政治目的在于確保國家的生存和發展。

    重戰,慎戰,備戰,才是確保安國全軍之道。

     

    1964年,經過十幾年的建設發展,年輕的共和國和年輕的執政黨,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然而,前進之路卻走得異常艱難。不得不承認,中國雖然是大國,但又是弱國,經濟實力較弱,國防力量較弱,甚至可以用一窮二白來形容,而國際形勢的大環境和周邊的小環境都非常不利。剛剛從貧困饑餓的磨難中走出來的年輕的共和國,似乎進入了“四面楚歌”“四面受敵”的境地。自近代以來中國遭受過無數次的外敵入侵,以弱抵強,飽受屈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際勢力從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覬覦,新興的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并不穩定踏實,尤其是我國最發達富庶的經濟區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是最容易被打擊的目標。

    1964年4月25日,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提出了一份報告,對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問題進行分析,認為有些情況相當嚴重:一是工業過于集中。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國有14個百萬人口以上和25個50萬至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區,防空問題尚無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還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成巨大災害。報告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的可能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總參作戰部的這份報告,引起了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面對嚴峻的形勢,在經濟工作中加大備戰的比重問題,提到了黨中央的重要議事日程中。

    1964年5月11日,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前夕,毛主席聽取了計劃領導小組關于“三五”計劃的匯報,指出: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工業要為農業服務。建設要按客觀規律辦事,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留有余地。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建設大三線的戰略方針,提出國民經濟經過幾年調整,形勢雖然有所好轉,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難,加強國防建設的重點和規模以及同解決吃穿用的關系,必須安排得當。在逐步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同時,加強三線建設。

    調整一線,建設三線,改善工業布局,加強國防,進行備戰,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富有遠見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

    三線,是按我國地理區域劃分的。三線地區,是由中國大陸的國境線依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敵侵襲的可能性),由當時經濟相對發達且處于國防前線的沿邊沿海地區向內地收縮,畫三道線形成的地區。一線地區主要包括位于沿海和邊疆的省區。二線是指介于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帶的中部地區,包括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東半部;后方地區即為三線地區。三線地區分為兩大片:一是包括云、貴、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區的西南三線;二是包括陜、甘、寧、青四省區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晉西地區的西北三線。

    從行政區劃看,一線地區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新疆、西藏。三線地區包括四川(含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7個省區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等省區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個省區。

    介于一、三線地區之間的地區,就是二線地區。

    三線還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為“大三線”,中部及沿海地區省區靠近內地的腹地為“小三線”。

    在1964年7月召開的西昌會議上,中央確立了以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為中心的西南三線建設規劃,而為了達到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會議也明確了貴州和四川兩省作為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主抓國防工業。

    根據中央的決定,各有關部門迅速展開西南、西北三線建設的具體部署。部署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在三線建設新的工廠,擴建部分工廠,由國家計委負責組織;二是把一線的“獨生子”(即全國僅此一家的重要工廠)和配合后方建設所必需的工廠搬遷到三線,由國家建委負責組織;三是組織好全國的工業生產,為三線建設提供設備和材料,由國家經委負責。隨后,又分別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線建設指揮部,負責組織中央有關部門在三線地區新建、擴建、遷建項目的計劃協調和物資供應工作。

    毛澤東依據他對于三線建設的總構想,確定了三線建設的方針,這就是:三線建設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營”。要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條件確定建設項目,要使三線建設的企業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要遠離大中城市,分散布點,做到即使在打核戰爭的情況下,這些工廠和科研單位也打不爛、炸不垮,能繼續堅持生產和科研,支援前線。

    黨中央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新建項目都要擺在內地,并立即著手搞勘探設計,盡量爭取時間,沿海能搬遷的項目要搬遷;兩年內不能見效的續建項目,一律要縮小建設規模;沿海地區要求投資一律“頂住”,把資金投向三線建設。

    黨中央決定從1964年起,轉而加緊進行戰備工作,在云、貴、川、陜、甘、寧、青等西部省區的三線后方地區,開展大規模的工業、交通、國防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地區,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離東南海岸線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起伏的山脈做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成為理想的戰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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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釘子就釘在攀枝花!

     

    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建設攀枝花要有緊迫感,這是和帝國主義爭時間的問題。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鋼鐵廠問題,是戰略問題。

     

    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兩省交界處的金沙江畔,原名上、下壩村,形成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因村口有一株古老而高大的攀枝花樹,遂稱“攀枝花村”。據記載,1942年,原設在成都的川康銅業管理處地質勘測隊的地質學家湯克成,在鹽邊縣攀枝花村附近調查后,提交了一份《西康省鹽邊縣攀枝花及倒馬坎鐵礦地質報告》,首次提出了發現攀枝花及倒馬坎鐵礦。

    20世紀50年代,經地質專家進一步勘探,找到康滇地軸中段釩鈦磁鐵礦呈帶狀分布的規律,確認攀枝花及其周圍地區有一個巨型鐵礦,具有很高的綜合利用價值。

    1956年2月27日下午,地質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何長工代表地質部,就全國地質普查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了攀枝花鐵礦等情況。同年3月,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提出,在金沙江江畔攀枝花找到了大型鐵礦。攀枝花由此進入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戰略視野。

    1958年3月21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簽發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關于《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更快一些》的報告,批準了開發攀枝花的設想。

    建設攀枝花基地的設想一經提出,國家計委立即組織80多人的工作組,由程子華、王光偉兩位副主任帶領,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廠事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議另選廠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煙稀少、農業生產基礎差。他們認為,鋼廠應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做依托的地區,并提出了18個地點供選擇。工作組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普查了這些選址,絕大多數地點既無鐵又無煤炭資源,有的還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樂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壩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選擇。大家都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為攀枝花地區不僅有豐富的鐵資源、較多的煤炭資源和取之不盡的金沙江水資源,并且近林區,距離成昆鐵路和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較近,地點也較隱蔽,又不占農田,是建鋼廠的理想地區。而西昌的牛郎壩雖距攀枝花較近,但歷史上曾發生過10級地震,還有與農業爭水的問題;樂山的九里雖然地勢平坦,擴展余地大,又靠近工業城市,但距鐵礦和煤礦太遠,也有占耕地的問題,都不是建大型鋼廠的理想地區。各方由于意見不一,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相關人員向毛主席做了匯報。毛主席聽后表示:樂山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么不在那里建廠?

    釘子要釘在攀枝花!毛主席指示。

    1964年6月18日至26日,煤炭工業部黨組召開擴大會議,認為煤炭工業的三線建設,要在國家統一安排下,積極主動地進行,以滿足三線生產建設的需要。煤炭部黨組確定由鐘子云負責,組織力量,總結經驗,提出一個切合我國情況,體現總路線精神的建設方案;煤炭部派兩名司長隨國家計委程子華去西南地區進行研究,提出三線建設規劃,并決定,三線建設要一氣呵成,一、二線要積極支援三線建設。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開始了攀枝花建廠的規劃設計等一系列工作。出于戰略考慮,當時的大三線建設規劃都是國家機密,也就是都是在嚴格保密下進行的。為了保密,國務院下發《關于攀枝花特區更名問題的批復》,意將攀枝花特區改名為渡口市。

    經研究,確定了三線建設總體規劃中,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第一期工程設計規模為年產礦石1350萬噸,生鐵160萬至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

    攀枝花鋼鐵基地要完成這么重的鋼鐵生產任務,少不了一樣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煉鋼所需要的煤。

    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報送《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稿)》,關于三線建設,特別指出:三線建設“是關系著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全局、關系國家安危、關系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的一個大問題,也是解決長遠和當前戰略任務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一定要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采取堅定的態度,那么,就會犯方針性的錯誤”。

    國家計委對“三五”計劃進行了修改和調整,其中三線地區基本建設的安排是這個計劃的核心內容:投資分配按地區分,用在三線地區的投資占全國的比例約為40%,西南地區為208.3億元,占24.5%;西北地區約為105.3億元,占12.4%;湘鄂西地區約為19.5億元,占2.3%。按部門分,用在三線地區的投資占該部門的比例,國防工業占74%,冶金工業占58%,鐵道占45%,電力工業占40%,煤炭工業占35%,石油工業占30%,化學工業占48%。

    建設項目:三線地區大中型項目共823個,西南435個,其中四川247個;西北268個,湘鄂西120個。

    主要由五個方面組成。

    1.國防工業共320個項目,主要是氫彈、導彈等尖端武器及殲擊機、潛艇、坦克和地面常規兵器生產試驗基地。另外還有半自動步槍、機槍、手榴彈、炸藥等小三線項目17個。

    2.原材料工業共2個項目,包括攀枝花、酒泉兩大鋼鐵基地和重慶、昆明等9個鋼鐵廠,白銀、金川、個舊、隴西等3個銅鋁加工廠、7個稀有金屬材料廠、3個銅礦、3個鋁廠,瀘州、自貢、開遠、都勻、長壽等13個國防化工廠、14個化肥廠、7個有機化工原料廠,金沙江林區等14個森林工業局、7個水泥廠。

    3.燃料動力共66個項目,包括六枝、盤縣、水城、芙蓉山、寶頂山、石明山、石炭井等15個煤炭礦區和8個煤礦,以及11個水電站、28個火電站、4個天然氣和石油項目。

    4.機械制造共175個項目,包括德陽重機、第二汽車廠、西南汽車廠、東風電機廠、西南發電設備廠等2個重機廠、2個汽車總廠、8個機床總廠、5個儀器儀表總廠、7個電工總廠等。

    5.鐵道共45個項目,主要有成昆、云數、川漢、陽平關、京原、北京地下鐵道等4條鐵路干線、13條支線、3個樞紐、8個機車修造廠等。新線鋪軌共3376千米。

    6.其他部門,包括輕工、建工、地質、交通、民航等共75個項目。

    規劃明確,到1970年底,三線地區將要實現的生產能力是:鋼(不包括攀枝花、酒泉)150萬噸,占全國的9%;有色金屬32萬噸,占全國的32%;主要機械產品占全國的20%~35%;發電設備裝機578萬千瓦,占全國的23%;煤炭5081萬噸,占全國的17%;合成氨114萬噸,占全國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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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西部煤海

     

    三線建設,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國際形勢背景下,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和國家行為。地處西南內陸腹地的貴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獨特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能源礦藏,成為三線建設的重要地區。

    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關于加快三線建設的指示,國家計委組織了西南工作組,會同西南局和川、云、貴三省,對成昆線和攀枝花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寫出了關于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報告。同時,國家計委、煤炭部派人對西南三省十幾個礦區做了調查研究,認為貴州西部的六枝、盤縣、水城三縣蘊藏著豐富的煉焦煤和動力煤,確定六盤水為三線建設的重點配套項目。

     

    煤,人們形象地稱它為黑色的金子,也有人把煤比喻為工業的糧食,更有人把煤比喻為鋼鐵伴侶。一直以來,在我國能源產業的大舞臺上,煤炭是不爭的主角,要發展工業,尤其是發展鋼鐵工業,離不開煤炭工業的建設。

    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煤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能源,攀枝花的發展離不開煤。

    煤,一度成為大三線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的重中之重。

    而離攀枝花最近的貴州有煤,尤其是貴州西部的六枝、盤縣、水城三個地區,有著豐富的煤炭資源儲備。

    要把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好,首先要想辦法把離攀枝花最近的貴州的煤弄到攀枝花。

    鄧小平在研究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時,明確提出了“煤鋼聯盟”,即從六盤水向攀枝花運進煤炭,同時在六盤水建立鋼鐵廠,利用向攀枝花運煤返回的空車,運回鐵礦石,形成“鐘擺式”對流關系。鄧小平還建議要在水城、盤縣多搞點火電,可以就地消耗煤。

    “鋼鐵聯盟”非常科學。以攀枝花為圓點,通過成昆鐵路向兩翼擺動,一翼擺動到成都,把鋼鐵產品運到成都,再從成都把機器設備運到攀枝花。另一翼通過貴州的六枝、盤縣、水城等地向攀枝花擺動,把攀枝花的鋼鐵、鐵礦石運到六盤水,再把六枝、盤縣、水城的煤炭運到攀枝花,這樣形成的“鐘擺式”對流關系,不僅節約運輸成本,又可以滿足生產需要,更有利于加快三線建設。

    于是,地處貴州西部腹地儲煤豐富的六枝、盤縣、水城進入了國家視野,成為大三線的重要地區。

     

    大三線催生“六盤水”

     

    1964年11月30日,經國家經委同意,煤炭工業部批準成立“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這一決策改變了郎岱、盤縣、水城三個縣的行政區劃及其隸屬關系。

    根據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按照大三線規劃建設要求,國家計委和煤炭工業部經過調查對比,決定把貴州西部煤藏豐富的六枝、盤縣、水城三縣列為大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建立煤炭基地。原屬于安順地區管轄的六枝,原屬于興義地區管轄的盤縣,原屬于畢節地區管轄的水城,即,將六枝、盤縣、水城三個地名中的第一個字抽出來,用“六、盤、水”三個字,組合成一個新名稱——“六盤水”。并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成現在的六盤水市。

    “六盤水”這個嶄新的名字,第一次以整體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

     

    三線建設的布局是“在縱深地區,即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重點是在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和西北的陜西、甘肅,以后逐步擴展到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區。三線建設的總目標是:用10年至15年的時間,在縱深地區建立起一個工農結合、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后方工業基地。

    根據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國家計委和煤炭工業部經過調查對比,決定在貴州西部煤藏豐富的六枝、盤縣、水城三縣境內建立煤炭基地,使其成為與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建設相配套的煤炭工業基地。

    為了適應六盤水三線建設的需要,根據礦區建設規模,結合礦井的分布情況,本著有利于生產,方便職工生活的原則,貴州省人民委員會開始建立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礦區人民政府,后改為礦區委員會。

    1964年,根據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國家計委和煤炭工業部經過調查對比,決定在貴州西部煤藏豐富的六枝、盤縣、水城三縣境內建立煤炭基地,六盤水這個組合性的專名應運而生。

    1964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四川西昌,召開了三線建設規劃會議,研究了以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為中心的長遠規劃,確定以六盤水為中心的煤炭基地建設,包括云南的寶鼎山、四川的芙蓉山、松藻等煤炭基地;建設攀枝花(渡口)鋼鐵基地和相應的供電設施;建設以重慶為中心,包括重慶周圍二十幾個縣的項目;修建三條鐵路,形成西南的環線,即成昆線(成都至昆明)、川黔線(重慶至貴陽)和滇黔線(昆明至貴陽)。

    會議明確西南三線建設四川、貴州是重點,并對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做了初步安排。要求貴州把鐵路、電力建設放在首位。決定西南鐵路指揮部設在安順,由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和鐵道兵副司令員郭維城分任正、副指揮。電力工業建設,要求抓緊貓跳河流域的梯級開發;積極做好馬江渡水電站的勘察設計,爭取及早開工;并建設大、中型火電廠,以與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相互配套并滿足西南二線建設的需要。

    會議強調要加快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并決定成立由丁丹、劉輝等同志任正、副指揮的會戰指揮部,組建以煤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鐘子云兼黨委書記、陳璞如兼任第二書記的會戰指揮部黨委。

    這次會議是大三線建設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此次會議,確立了貴州六盤水在大西南三線建設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打開了貴州地區以及六盤水地區通往富裕的大門。

    工業是文明的基因,更是通往富裕生活的坦途。一直以來,解放前以及解放初期的貴州地區,特別是六盤水地區,因為缺乏工業基礎,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的狀態,與其毗鄰的云南和四川資源相對豐厚,較早步入工業文明,生活富庶,歷史文化悠久,兩相對比,貴州更加貧窮落后,缺乏大規模現代工業基礎。

    直到清王朝滅亡前的1911年,貴州全省只有工廠120家,雇工1578人,平均每廠13人,只能算是一些小作坊,并沒有形成規模工業。

    抗戰時,國民黨政府的工業內遷使貴州工業小有紅火,隨著勝利后的東遷和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潰退,官僚資產階級攜資外逃,工業經濟也隨之崩潰,貴州經濟重陷混亂和落后,全省沒有一條能通往外界的鐵路線,基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業。

    新中國成立前,六盤水生產技術和經濟發展十分落后,主要產業僅有木匠、泥水匠、石匠、篾匠、鐵匠和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俗稱“五匠”“四坊”,還有一些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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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后,有造土紙、釀酒、制造小農具、開石青、開辦小煤窯、燒制磚瓦、燒石灰等工業性生產活動。資料顯示,1949年全省工農總產值僅11.25億元,人均79元,是中國最貧窮落后的省份之一。而六盤水地區又處于貴州省的邊遠貧窮地區,遠離省會等中心城市,其社會經濟狀況及人民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1949年12月,六盤水解放。隨后完成了清匪、反霸、征糧、減租、退押“五大任務”,又經過兩年時間,完成了土地改革,社會局面百廢俱興,政通人和。到1956年,各縣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經濟仍然處于緩慢發展的狀態。

    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水城鎮為中心區的六盤水,城鎮人口僅有不足1萬人,1964年,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縣的財政收入僅為800萬元,城區面積僅0.14平方千米。

    從新中國成立到三線建設前,國家和貴州省對六枝(當時隸屬安順)、盤縣(當時隸屬興義)、水城(當時隸屬畢節)實施了初步的開發與建設,但由于投資有限,加上交通不便,地域相對封閉,六盤水仍然處于非常貧窮落后的狀態,基本上沒有成形的城鎮。六枝、盤縣和水城的機關所在地,也只能勉強稱之為鎮,其鎮機關的辦公條件十分落后,連像樣的桌椅都沒有,桌子是用稍微平整的木板鋪上,坐的都是長條木板凳。

    六盤水經濟落后,城市基礎設施極差,沒有電力、自來水和煤氣,沒有通往貴陽的公路,山區沒有交通,對外閉塞。境內的道路基本上是土路、小路,道路狹窄,坑洼不平,由于雨天多,晴天少,路上泥濘不堪。

    幾個世紀以來,這里豐富的自然資源養在深閨人未識,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樣,老百姓守著金山銀山卻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窮困生活。

    大三線建設的全面啟動,使六盤水這個邊遠封閉的窮鄉僻壤,以其豐富的煤炭等能源資源,進入國家視野,在中國經濟戰略布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為國家大三線建設的重鎮。

     

    不斷豐滿的六盤水工業藍圖

     

    然而,隨著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的全面展開,原有的規劃已經無法滿足建設的需要,六盤水的規劃建設藍圖不斷地升級,內涵不斷地豐富,質地不斷地豐滿。按照毛澤東三線建設要綜合利用的思想,鄧小平提出在鐵路之外,再增加建設六盤水鋼鐵、電力的意見,最終奠定了六盤水煤炭、鋼鐵、電力、建材四大支柱產業并存的大工業格局。

    六盤水大山蘊藏著的烏黑的煤,帶著火熱的溫度,走出千百年封閉的巖層,閃著明亮的光澤,在云貴高原燃起了希望之火。

     

    1965年5月,煤炭部部長張霖之指出:“煤炭工業以西南為重點,西南又以貴州為重點,貴州又以六盤水為重點。集中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內搞好六盤水煤炭基地的建設,滿足西南建設的需要,是全體煤礦職工的頭等大事。”

    張霖之的講話被稱作“一個戰役、四個戰場”的會戰:即六枝礦區續建六枝煤礦,修建六枝礦至地宗礦的輕便鐵路,修建六枝火車站至地宗礦的準軌鐵路隧道,新建地宗篩分廠項目,這些項目要在國慶節前夕,按計劃如期完成。

    最初,以煤炭基地建設為主的早期六盤水三線建設規劃,在三線總體發展規劃中,還只是圍繞煤炭做文章,貴昆鐵路等鐵路建設,也只是為煤運服務而進行規劃,其在1965年9月經過中央批準的《三五計劃匯報提綱》中已經很明確:六盤水就是以煤炭工業為主,為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做好配套服務。

    然而,隨著大三線建設的全面展開,六盤水的三線建設內涵逐漸發生了變化,一幅幅新的建設藍圖開始描繪。

    1965年12月7日,西南鋼鐵工業發展會議在昆明召開。會議提出了在西南形成300萬噸鋼鐵綜合能力的第三個方案:增加建設六盤水地區的鋼鐵廠,就是再增加一二十億投資,也要下這個決心。會議指出,“煤鋼聯盟”,煤鋼托拉斯,電也是從煤出來的;將來可以考慮在盤縣、水城多搞點火電。

    昆明會議的意見,使六盤水在煤礦、鐵路之外,增加了工業、電力兩大部類,為六盤水的三線建設規劃定了盤子,這份藍圖為確定六盤水在西南三線建設中的地位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也為后來六盤水的建市奠定堅實的基礎。

    12月19日,煤炭部批準《水城礦區總體設計意見》。礦區新井建設規模為480萬噸,洗煤廠設計能力為240萬噸。

    六盤水的三線建設規劃內涵不斷豐富,項目愈加科學合理,為將六盤水建設成為新興工業城市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第二章?山上的鉆塔——最迷人的歲月坐標

     

    大三線建設的決策,得益于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中國地質大勘探。

    1953年,我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地質普查工作,攀枝花礦區成為普查勘探重點,普查找到了康滇地軸中段釩鈦磁鐵礦呈帶狀分布的規律,確認攀枝花及其周圍地區是一個巨型鐵礦,具有很高的綜合利用價值。

    正是起步于50年代的中國地質大勘探,為國家確定大三線建設偉大決策,提前做好了科學研判和理論依據,也正是以中國地質大勘探形成的科學而有力的報告為依據,使黨中央在大三線建設上有了足夠的底氣和勇氣。

    中國的地質勘探一直伴隨著三線建設展開,在三線建設的前期和整個三線建設的過程中,地質勘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地質大勘探

     

    眾所周知,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礦業與人類結下了不解之緣。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騰飛都與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個國家的礦產資源占有量,是一個國家潛在財富的象征,也是一個國家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保障。而對礦產資源科學合理開發,更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跨入世界強國之列的重要基礎。

    縱觀歷史發展,幾乎每一種礦產物質的發現和利用,都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銅與鐵的發現和冶煉,鈾和硅的開發利用,有色金屬資源和石油資源的勘探開采,各種礦產資源的科學研究,凡此種種,都帶來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騰飛。

    2019年7月31日下午,位于貴陽市中心區的貴州省煤田地區142隊4樓的會議室里格外熱鬧,屏幕上播放著《勘探隊員之歌》的視頻短片,十幾位老地質隊員歡聚在一起,他們有早于20世紀50年代就到貴州工作的老地質勘探工作者,有參加三線建設的勘探隊隊員,有聞名全國的“三八鉆”女鉆工代表,有從美國趕來的老鉆工的后代,有三線建設者的二代三代的代表,他們聚在一起,共同回憶起那段難忘的歲月。

    在采訪大三線之前,我從來不知道,最早的大三線建設者是了不起的地質勘探隊員,他們是最早走進三線建設現場的開荒人,他們不僅給大三線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科學依據,也給了我對大三線文學創作最早的啟迪和最踏實的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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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做出了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國家計委、煤炭部派出人員到西南地區進行調查后,認定開發六盤水地區豐富的優質煉焦煤資源,建設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礦區,作為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配套項目。7月,煤炭工業部與貴州省委、省政府研究六盤水礦區建設規劃并取得共識。其后,煤炭工業部迅速從北京、吉林、湖南、廣東、河北、云南抽調勘探隊伍,從東北、華北、華東地區各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調出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入黔支援,加快六盤水礦區的勘查工作。

    六盤水三線建設拉開序幕之后,煤炭工業部內地建設領導小組迅速從全國抽調煤田地質勘探隊伍,開展煤田地質勘探會戰。從1964年到1972年,煤炭地質勘探專家在艱苦的環境下,用極為簡易的勘探工具,歷時8年多完成了40多處勘探任務,查明了六盤水133.78億噸的煤炭資源儲量,滿足了開發建設六盤水煤炭基地的需要。

     

    曾經擔任142隊隊長的雷宇明告訴我,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背景下,以煤炭資源勘查為代表的地質勘查工作,就擺在了基礎性、先行性的地位。國家一邊組建與發展煤炭地質勘查隊伍,一邊積極地開展煤田地質勘探,提供可靠的煤炭資源儲量,為新中國煤炭工業的發展做了開創性的工作。1959年3月,貴州省煤田地質局成立后,拉開了貴州煤炭資源大規模勘查的序幕。

    回望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地質大勘探,離不開毛主席和黨中央對地質工作的高度重視,離不開地質科學家李四光。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學家,也是中國首任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對中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黃岡人,蒙古族,地質學家、教育家、音樂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和奠基人之一。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聘書回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授、系主任;1928年以后,長期擔任民國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50年5月6日,李四光沖破重重障礙輾轉回國。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來總理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談起了國際國內形勢、地質工作和地質隊伍組建等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生的共和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開發礦業就成了毛主席和黨中央最關心的頭等大事,毛主席多次與李四光商談,面對新中國剛成立時“一窮二白”的國情,毛主席曾經寓意深刻地提出,“要大打礦山之仗”。他把地質部形象地比喻為“地下情況偵察部”,指出,“普查是戰術,勘探是戰役,區域調查是戰略”。毛主席說,“在經濟建設中,地質工作必須先行”,“地質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

    李四光回國后,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按照毛主席開發礦業的批示,根據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的情況和需求,李四光在全國范圍內征求了當時從事地質工作人員的意見,建議成立統一規劃全國地質工作的機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1950年8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成立。1952年地質部成立,李四光擔任部長。至此,我國形成了“一會、一局、兩所”的工作機構體制,即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統一安排并組織實施全國地質工作。

    1952年12月,全國地質工作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提出:地質工作要進行一個大轉變,今后絕大部分地質人員“都要參加探礦、普查及其他野外地質工作”。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并在六大行政區設立地質局,進一步建立了完備的組織體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經濟建設處于十分困難的時期,礦產資源緊缺,國務院要求地質部要走我國自己的找礦道路,按照“地質工作集中力量支持國民經濟建設”的要求,中國開始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尋找礦藏的地質大勘探。

    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全國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國家建設,根據煤炭工業建設和發展的需要,我國開始組建煤炭地質勘查隊伍。

    毛主席提出“開發礦業”這一高瞻遠矚的決策,在全國人民心中激發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全國上下掀起了地質熱、勘探熱,為了迅速壯大地質勘查力量,地質隊還吸納了大批大學及專科院校的畢業生,并從社會上招收初高中畢業、具備基礎理化知識的社會青年加入,并對他們進行短期培訓。一時間,老一代地質工作者以為國家尋找寶藏而自豪,年輕人以能做地質人而驕傲,全國幾乎所有從事地質工作的地質學家、專業地質工作者、科研人員都來到野外勘探考察工作的一線,投入礦產資源的勘探中。他們走進高山,走進荒山,走進草原,走進荒漠,走向祖國的山山水水,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哪里艱苦哪里扎根。

    地質勘探隊員們把天當房,地當床,野菜野果當干糧,在荒山野嶺,在大漠深處,在高原,在湖海,帶著對祖國對人民忠誠的初心,去尋找讓中國人擺脫貧困的寶藏。他們周而復始,年復一年,奮戰在最艱苦的地方,把青春和熱血留給了無盡的歲月……

     

    唱著《勘探隊員之歌》尋找寶藏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

    是那天上的星,為我們點燃了明燈;

    是那林中的鳥,向我們報告了黎明。

    是那條條的河,匯成了波濤的大海;

    把我們無窮的智慧,獻給祖國人民。

    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

    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

    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富饒的礦藏。

     

    60多年前,年僅20歲的向正生,作為中南礦學院的一名勘探系的大學生,正是唱著這首歌,走出校門,走向了大西南,開始了為國家找礦的艱難征程,也開始了他向往的地質勘探事業,并參加了三線建設全過程。如今,已經87歲的向正生,聽著這首無數次激勵他、感動他、跟隨他、陪伴他的歌曲,看著畫面上地質隊員走在深山峽谷中的身影,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輕時唱著這首歌的情景,想到年輕時走進大山里的那種豪邁,禁不住熱淚盈眶。那回蕩在他苦澀而又壯美生命中的青春之歌,是那么刻骨銘心,仿佛又帶著他,重新登上了那高高的烏蒙山脈;那激昂向上、鏗鏘有力、優美豪邁的歌聲,仿佛又帶著他,走進了貴州六盤水的山山水水;那些為國家強大、為民族振興無悔追求的日日夜夜,仿佛又把他帶回到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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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1月18日清晨,中南礦學院地質勘探系的大學生向正生,從學校廣播喇叭里聽到了一首熟悉而又動聽的歌曲《勘探隊員之歌》,這首創作于1952年,后來又刊發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歌曲,早已為向正生和他的同學們耳熟能詳,幾乎每個人都能脫口而出。向正生非常喜歡這首歌,他們整個地質勘探系的同學們也都非常喜歡這首歌。讓他和同學們驚喜的是,從這一天起,在一周的時間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要在廣播里,教全國人民學唱這首歌曲。

    整整一周,每天早晚兩次,每次五分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都在教唱這首《勘探隊員之歌》,這首歌曲調強勁,充滿激情,又有著樂觀和不畏險阻的氣概。幾乎每個清晨,他都會和同學們準時跟著電臺,收聽和學唱這首他們百聽不厭、百唱不厭的歌曲,而每一次聽到這首歌,唱起這首歌,向正生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這首激情澎湃、膾炙人口的《勘探隊員之歌》,不僅學地質的向正生和他的同學們喜歡唱,當時中國的年輕人幾乎人人會唱。新中國誕生之初,經過多年戰亂洗禮的中國百廢待興,毛澤東就提出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宏偉藍圖。而要把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急需堅實的礦產資源基礎,迫切需要地質工作提供經濟社會發展最基礎的工業原料。

    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接見留學生代表時,為青年留學生任湘親筆題寫了“開發礦業”四個字,極大地鼓舞了新中國地質人對地質事業的熱情,也鼓舞了無數熱血青年投身到地質勘探事業當中。

    1950年2月,國家計劃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等地區組隊進行野外地質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地質工作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行動。同年11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明確提出應集中人力物力重點解決煤、鐵、石油和有色金屬的資源問題。1951年,在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的領導下,300多名地質工作者組成84個地質隊,分赴全國各地區調查。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成立,任命李四光為部長,開始在組建機構、建立制度、規劃任務、調集隊伍、培訓人才、生產裝備等方面實施大量開創性的工作。1952年11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地質工作要大發展”的方針,開始了新礦山的地質勘探、地質普查及全國地質礦產資料的匯交和地質工作登記等工作。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明確地質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保證五年內開始新建企業的設計所必需的礦產儲量;加強對重要礦產資源的普查和勘探;有計劃地展開全國礦產的普查工作,進行部分的區域地質調查等工作,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并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準備資源條件;加強水利資源和綜合流域開發的地質勘查工作,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發電工程所需的地質資料,并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水利資源開發做好地質準備。

    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建設,根據煤炭工業建設和發展的需要,我國開始組建煤炭地質勘查隊伍。1953年6月15日,成立了煤礦管理總局地質勘探局,即中國煤炭地質總局前身,開辟了煤炭地質事業新紀元。

    《勘探隊員之歌》在地質工作者和青年學生中廣為流行,這首具有強烈時代感召力的歌曲,如同時代的火種,播種在中華大地上,也點燃了中華兒女的激情,點燃了二十歲出頭的勘探系大學生向正生的激情,他感到渾身熱血沸騰。在毛主席“開發礦業”號召的指引下,為了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無數像向正生這樣的熱血青年,把為祖國尋找寶藏作為人生的理想,為了探索地下寶藏,尋找礦藏,向正生和他的同學們,和千千萬萬個地質隊員們一起唱著這《勘探隊員之歌》,走向了祖國的山山水水,走向了崇山峻嶺之中。

    向正生是個天性浪漫的人,他在學校一邊專心學業,豐富自己的知識;一邊又急切地盼望早日走出校園,成為一名真正的地質隊員。他對地質隊員的生活充滿了浪漫的向往。

    1956年夏天,向正生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南礦學院地質勘探系畢業,他說,我是唱著《勘探隊員之歌》離開學校的,也是唱著《勘探隊員之歌》來到貴州。

    向正生和他的同學們,懷著對地質勘探工作的激情與夢想,來到了當時在郎岱的貴州煤田142隊。剛剛走出校門的他,來到了大山深處,他住進的第一個地方,是一座四面透風的破廟。向正生清楚地記得他剛到142隊工作時的情景,他在日記中寫道:

     

    142隊于1958年3月9日在六枝下云盤組建完成,陳學彪任書記、何永會任隊長、趙其瑄任隊工程師(技術負責),隊部臨時設在下云盤鄉政府(莫家住宅),地質科設在鄉政府西側的喀斯特漏斗洼地邊上的寺廟里。寺廟破爛不堪,陰冷潮濕,由于沒有房子,只能住在里面。我和李騰章等人在樓柱之間架了幾塊木板當床,懸空而睡,好似森林中的瞭望棚。蚊蟲猖獗,讓人難以入眠。一天夜里,蛇從廟頂沿柱嗖嗖地爬到身邊,軟軟的、涼涼的,嚇得我們一身冷汗,所幸有驚無險。一次,廟里發生大火,火勢迅猛襲來,又無水源,無奈只好在糞池里用臉盆挖糞撲滅。每個人身上粘的大糞,臭不可聞,但當時大家顧不了這些,一心奮力救火。等火撲滅后,飛奔到離寺廟很遠很遠的河里去洗,由于慌忙中沒帶肥皂,只好把臭糞在河里用力搓擦洗掉,然后穿上濕衣服上岸。

    盡管工作、生活異常艱苦,條件惡劣,但工作是第一位的。在1∶5000地質測量及勘探設計尚未編制的情況下,我們收集資料在紙廠實測剖面布置的孔,于1958年4月9日首鉆開工,從此,正式開啟六盤水的煤田地質勘探。

     

    向正生回憶起20世紀50年代在六枝從事地勘時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直言無法用語言形容,那時的六枝可以說是滿目荒涼,四處都是一片片荒野。僅有六枝鎮、云盤鎮兩個小鎮。鎮上也只有打鐵鋪、榨油坊等小手工業作坊。不通鐵路,交通十分不便,只有一條安順至水城的簡易公路,沒有電力,照明都用煤油燈。當時,整個六盤水地區也沒有農業機械,生產方式十分落后,直到60年代初,整個六盤水才有了兩臺拖拉機,而且是示范展示用的,所有的貨物運輸主要靠人扛馬背,整個六盤水區域內只有一條滇黔公路在盤縣境內過境,且只有區區88千米,物資嚴重缺乏,當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貧困。

    從校園里走出的向正生,唱著《勘探隊員之歌》出發的向正生,帶著浪漫想法的向正生,雖然無數次地聽說過貴州生活的困難,聽說過地質隊員所處的艱苦環境,想象過地質隊的艱苦,也想象過貴州生活貧困,他已經做好了艱苦奮斗的準備,但他到達貴州,到達六枝,當他親眼見到這里的一切,還是有些震驚,這里的貧窮落后超乎了他的想象,他從來沒有想到,他來到的地方是這樣的貧困落后,沒有想到,他的地質隊員生活會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開始。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想象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向正生更沒有想到,作為新中國早期參與大三線建設的地質勘探工作者,自從他走進大山深處那天起,便與貴州、與六盤水結下了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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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大都市到大山深處

     

    50年代,國家即發現了普郎煤田。煤炭部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煤田地質勘探公司所屬一四二隊、一五九隊、地測大隊以及地質系統的五五七隊、五九隊等地質大隊先后對六盤水的煤田進行了勘査。經過幾年的普查、詳查、精查,又經過煤炭部重慶設計院、貴州設計院的精心設計,50年代后期,煤炭部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郎岱建井處(后與建安公司合并成立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第二基本建設公司)在六枝礦區揭開了建設礦井的序幕。

     

    1957年12月30日,煤炭部地質司批準在普郎煤田(普定—郎岱)的郎岱縣(當時六枝只是個區,屬郎岱縣管轄)成立煤田地勘142隊,也是這一天,貴州煤田142隊于六枝掛牌成立。向正生聽從祖國召喚,服從國家調動,來到了142隊,開始了他向往的地質勘探生涯。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國家需要大量的地質專業人才,國家對地質人才培養格外重視。在整個50年代,學習地質勘探相關專業的大學生人數可以說是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各大高校對地質專業的重視也是前所未有。1950年,南京地質學校和東北地質專科學校建立,全國各大高校地質系也開始擴大招生,當年全國地質專業招生達600多人。到1952年秋,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唐山工學院地質系和西北大學地質系二年級學生合并成立北京地質學院。在長春,在原東北地質專科學校的基礎上,合并山東大學地質礦物學系及東北工學院地質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組成了東北地質學院。在南京,以原華東軍事測繪學校為基礎,創辦了南京地質學校,辦學規模空前擴大。在地質部1953年的預算中,投入學校的建設資金,比地質勘探費還多了將近30%。

    1955年,北京大學也恢復了地質系。1956年,以重慶大學為基礎,在北京和長春地質學院的支援下,又創立了成都地質勘探學院。除此之外,北京石油學校、北京礦業學院、昆明工學院等也相繼建立地質系。1956年,僅地質部屬地質學院和中等地質學校在校生達26842人。

    當時國家對地質勘探非常重視,貴州煤田142隊的鄭德祥,就是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來到貴州的,當時他正在北京工業學院讀書,學校有三個專業從北京搬到貴州,一個是鉆探專業,一個是地質專業,一個是水文專業,他跟著學校一起搬到貴州以后,在貴州又讀了一年,才分到了勘探隊,成了向正生的隊友。

    據記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全國擁有專業地質勘探人員僅300多人,全國的鉆機不過才數十臺。像向正生和鄭德祥這些5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以國家為榮,他們為能成為一名國家的地質勘探隊員,能夠為國家從事找礦、尋礦的勘探工作,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在當時,能成為地質隊員是一種榮耀,一種光榮。

    1956年,煤炭工業部根據中央政治局北京會議精神決定開發貴州西部煤田。根據地質勘查,初步確認六盤水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1958年2月,煤炭工業部副部長鐘子云來到貴州,與貴州省委商定開發貴州煤炭資源,重點是開發六盤水。同年3月,經煤炭部地質總局決定,組建了貴州省煤田地質勘探142隊。根據原來僅有的煤炭資源地質勘查資料和地理交通情況,隊部設在郎岱縣六枝區下云盤,擔負六枝礦區煤礦地質勘探工作。

    鄭德祥就是從北京到達貴州的,加入了142隊。他回憶,自50年代初開始,在“開發礦業”的號召下,一時間,有數十支地質勘探隊陸陸續續來到貴州,對貴州山區進行不同程度的地質勘探。

    1956年2月,煤炭部地質總局確定以貴州為重點開展煤田地質調查,次年通過對煤質資料綜合整理分析,初步證實威寧、水城、盤縣、郎岱等地區的晚二疊世煤田是優良的煉焦煤產地。接著繼續在省內多地開展測量與普查找煤,提交的若干報告進一步確認郎岱、盤縣、水城地區蘊藏有豐富的優質煉焦煤資源,可供大規模開發利用。

    從1958年起,煤炭工業部先后從東北、華北、華東地區,陸續抽調一批又一批的建設者來到六枝礦區。由于當時鐵路只通到貴陽,支援來此的職工及部分家屬乘坐列車再轉乘解放牌貨車到六枝。鄭德祥清楚地記得當年的情景,當時來六枝最早的開拓者有好幾支隊伍,有西南煤田地質勘探局十一隊、采樣大隊三分隊、113隊和他所在的煤田地質勘探142隊。

    到1960年時,僅僅幾年的時間里,這一數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在貴州六枝、水城、盤縣、安順等地的高山峽谷中,在崇山峻嶺中,在茂密森林中,一下子就擁進了4萬多名地質勘探隊員。

    六盤水,因煤炭而誕生,作為江南煤都、西南煤海的六盤水,到底有多少煤儲量呢?

    明清時期的六盤水境內,礦產資源得到初步開發。嘉靖三十年重修刊行的《普安州志》錄有易纮的《過普安》詩,其中“窗映松脂火,爐飛石炭煤”,是貴州用煤的最早記載。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六盤水豐富的礦藏就已引起眾多地質學家的關注。一些地質學家來到六枝、水城、盤縣等地進行地質考察,逐漸發現這里煤儲量豐富,且煤炭質量優秀。

    1929年,樂森璕等地質學家對郎岱、水城及周邊縣城進行礦產調查,在其編著的《貴州西部地質礦產》等書中記載:“此地含煤地層東西延長20余里,可采煤層有三四層,煤質頗佳,為上等煙煤。”

    1941年,地質學家柴登榜、李用平等兩次來水城踏查,估算出22270萬噸煤儲量。

    1942年,礦物學家郭宗山在盤縣馬場溝、黑沖、孔官河、馬坡、雞場坪等地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煤炭調查,并著《貴州盤縣普安等縣地質礦產》一書,計算出煤儲量5149萬噸。

    三線建設開始后,六盤水因為豐富的煤炭資源和復雜多山的地形地貌,十分有利于備戰,從而進入中央的視野,并逐步確立為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二個重點。

    據記載,六盤水土地開發從秦始皇開五尺道、漢武帝修岸道時就開始了。后經朝代更迭,雖然明清時期的六盤水市境礦產資源得到初步開發,先后興建了水城的鉛鋅礦采冶業、郎岱廳涼水井煤礦,但規模不大。民國十八年(1929年),水城建觀音山鐵廠,郎岱建青山鐵廠。解放前夕,郎岱黑那拱年產生鐵5萬千克。

    然而幾百年間,對礦產資源的開發一直沿用鎬、錘、鉆、手拉風箱等傳統工具,運輸仍停留在人背馬馱的狀況。這種開發方式只能劃入手工業的范疇,在郎岱、盤縣、水城三縣產業結構中充其量不過是農業的附庸和補充。

    直至解放初期,這種狀況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三縣生產的原煤產量到1953年僅3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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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大山里的驚恐叫聲

     

    1958年2月,國家煤炭部與中共貴州省委商定開發貴州煤炭資源事宜,決定由煤炭部抽調技術業務干部和技術工人來黔開發郎岱、水城煤田。

    地質勘探是現代工業的尖兵。他們跋山涉水,不畏艱辛困苦,以開創性的踏勘調查,讓人們初識六盤水這塊寶地的“廬山真面目”。

     

    其實,在大三線建設之前,國家已經開始了對六盤水的第一次開發建設,即從1958年至1963年的開發建設時期。

    早于20世紀50年代全面啟動的西南地區地質大勘探,為大三線建設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廣大地質勘探人員實際上已經提前進入大三線的早期建設中,而許多參加地質大勘探的地質隊隊員,最后都加入了大三線建設隊伍當中。

    實際上,他們是最早參加大三線的建設者。

    鄭德祥1960年從學校畢業后,來到了地質隊,來到了貴州大山深處的六枝。鄭德祥記得,當時他到貴州,接到的任務就是“支黔”。當時,142隊有1000多人,分布在不同的勘探區。他是跟著142隊到達六枝的。那時六枝沒有通火車,火車只通到安順,他們是從貴陽坐火車到安順,再坐汽車到六枝的。

    進了地質隊,就是進了苦窩窩。在地質隊,不管是大雪封門,還是狂風暴雨,必須有人值夜班,鉆機只要開鉆了,24小時不能停,只有一直打下去,打完了以后才能停,必須有人看著。鄭德祥記得,曾經有兩個同事半夜12點下夜班往駐地走,因為又困又累,又遇雨天,兩個人不小心從山上滾下來,一直滾到山腳下。

    鄭德祥的地質勘探生涯剛剛開始不久,差一點丟掉性命,而他在多年的勘探工作中,有過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記得剛到142隊不久,鄭德祥參加四角田礦的鉆探任務。有一天他值夜班,已是深夜,當時鉆機正在工作,突然鉆機上的變速箱壞了,鉆機停擺了。變速箱壞了,鉆機就無法工作,影響進度,必須立即進行維修,但是半夜三更,他們又在大山里,四處黑咕隆咚,伸手不見五指,當時正趕上下大雨。但是,下再大的雨也得把變速箱送下山維修。當時他和同班的三個同事,兩個人一組,輪流抬著六七十千克的變速箱下山,去維修機器。

    大雨如注,四個人為了趕近路,就從四角田的山后翻過來,他們感覺翻過山就能到平臺,就是現在的六枝火車站附近,但是由于天黑,對周圍環境不熟,路又陡又滑,他們抬著沉重的變速箱,在山上轉來轉去地迷路了。大雨不停地下,四個人拿著兩把電筒,在山上四處轉著找出路,轉來轉去,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整整在山上轉了一宿也找不著下山的路。

    山高林密,也沒有路,他們下不了山,最后手電筒沒電了,四個人只好坐在山上,在黑暗和大雨中等著天亮。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他們往遠處一看,山腳下就是火車站,而他們所在的地方,不遠處就是陡直的山崖,一不小心,就會跌下山崖,如果再往前一步,就會跌入萬劫不復之中。

    地質隊員最常做也是最苦的一件事,就是搬家。鄭德祥說,他最不喜歡搬家,但是又不得不搬家,搬家是地質隊的常態。

    有一次在郎岱縣,他們從白矮腳水庫的作業點往另一個地方搬家,那個地方在一處高山上,空手爬到山上,需要用40分鐘,扛著東西就得一個多小時。當時,動員了全體機關干部幫忙,和勘探隊員一起搬家。但是幫忙的機關干部,往山上跑個三五趟,就天黑了,到了晚上六七點鐘,他們就要趕回城里,剩下的活都是鉆機隊的勘探隊員干,他們每個人扛著機器設備山上山下的至少要走五六趟,一直到夜里12點多才把東西搬完,當最后一件工具設備搬完的時候,鄭德祥已經累得癱倒在地上,甚至連喝口水喘口氣的力氣都沒有了,他連衣服都沒有脫,就睡在還沒有搭好的帳篷外。

    地質測繪并不能完全了解測區的地質條件,也不可能就此掌握主要工程地質問題。因此,還需要鉆探,結合坑槽探、物探、洞探、井探,以及水文試驗、巖土試驗等工作,才能掌握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質問題,提出意見。

    勘探隊員把鉆探稱為重型武器,將槽探、洞探、井探稱為山地工作,將物理、地震探測稱為現代手段。一條壩線,至少要在左右岸和河中打十幾個孔,一個壩址要打幾條壩線做比較,從中選優。當然,也還有各個不同的勘測階段,這樣算來,從看上一個壩址,到選定壩址、壩線、壩型就要打不少鉆孔。打完一個鉆孔,就要鉆孔移位、鉆機搬家。這是第二種搬家。

    鉆機搬家,舊的鉆孔平臺,要搬得不剩一個零件;新的鉆孔平臺,要搬至機件全部齊全,缺一樣都無法開鉆生產。這種鉆孔搬家實際上是十分艱苦的笨重體力勞動。鉆孔搬家有四個步驟:分卸鉆機的零部件,搬運機器及零部件,在新的孔位平臺組裝起鉆機,豎井架立鉆塔。

    地質隊像這樣的搬家是經常性的,每換一個勘探地,就要往山上搬鉆探用的鉆機、工具和機器設備,那時沒有汽車,也沒有馬車,再重再大的設備,都是靠人背肩扛地搬運,走的是羊腸小道。鄭德祥說,貴州的地勢不像北方那么平整,可以趕馬車,貴州都是崇山峻嶺,上山下山搬東西,全靠人背,跌倒、扭傷、閃腰都是常見的事。好一點會有馬馱。當時,142隊有20多匹騾馬,但是這些騾馬是專門運送材料用的,搬家時不能用,只好靠人工搬,還不像現在,你可以雇民工,那時候不行,不允許,只能靠職工自己干。鉆探用的管子有七八米長,很粗,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樣扛著管子上山,實在扛不動,就兩個人抬一根。年輕的小伙子和男隊員,有力氣的身體好的,一個人要扛兩根。有時搬家的地方遠,山上山下來回扛著東西走一趟就是兩個小時,一天搬不完,第二天再接著搬。我們扛著管子,踩著泥濘的黃土,夏天里,大家頂著火辣辣的太陽,肩膀上的皮膚曬得黝黑锃亮,被烈日曬爆的皮褪了一層又一層。冬天里,大家迎著漫天的風雪,蜷縮著身體,背著沉重的儀器配件,瞇縫著雙眼,雙腳踩入厚厚的積雪,拖著疲憊的雙腿,步履維艱,艱難向前挪動。

    為了減輕搬家時的負擔,勘探隊員的行李都非常簡單,甚至連個枕頭都沒有,就只背床被子。隊員們都是把衣服疊起來和書放一起,當枕頭用。

    貴州夏天雨多,冬天陰冷,地質隊員又長期在山野工作,吃住都在野外,因此,在勘探隊得風濕病的人非常多,一到下雨天,許多人就腰腿疼。那時候的地質隊員都是搭著帳篷,睡的是帆布做的行軍床,行軍床兩頭綁繩的地方都有眼兒,由于經常下雨,非常潮濕,時間長了,地上的草會順著行軍床的縫眼兒長到被子里。

    勘探隊員去的地方大多是山里,山里人跡罕至,崎嶇的山路,車上不去的地方布滿了人的腳印。本來是沒有路的,地質隊員去的地方才有路,許多路是地質隊員走出來的,地質隊員把魯迅先生所說的話改成了“山上本沒有路,走的地質隊員多了便有了路”。地質隊員許多時候是邊修路邊勘探,勘探到哪,就把路修到哪,到目前為止,貴州大山里的很多鄉村土路,都是當年地質勘探隊員們修的。

    地質隊員既是大山里的開路人、探險者,也是大山里的遇險者。有一次,女勘探隊員胡莉半夜三更被什么東西碰醒了,蒙眬中,她看到床上什么東西在晃動,用手電一照,原來是一條又粗又長的巨蛇,不知道什么時候鉆進了她的蚊帳里,就在她的身旁,她嚇得半死,幾乎是丟了魂地號叫起來……那叫聲真是太恐怖了!至今回想起來,鄭德祥都有種不寒而栗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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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苦是說不出來的!

     

    煤炭作為重要的能源,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背景下,以煤炭資源勘查為代表的地質勘查工作,被擺在了基礎性、先行性的地位。但是哪里有煤炭,煤炭資源的儲量是多少,煤的質量怎樣,是否具備開采的價值,這些,都需要靠煤田地質工作者的工作來完成。

     

    鄭德祥記得,電影《創業》中有這樣的鏡頭:數九寒天,滴水成冰,鐵人王進喜縱身一躍,跳進了冰冷的泥漿池里攪拌泥漿。這樣的鏡頭感動了無數中國人。鄭德祥說,我們煤田地質的泥漿池,要比石油的小得多,用不著像王鐵人那樣跳下去用身體攪和,但是我們清理泥漿也非常艱苦,不管是寒冬臘月,還是酷暑炎炎,你都要下池里清理沙子,用人工攪拌清理,這個工作又臟又累,苦不堪言。

    鄭德祥說,干上了地質這一行,就與節日無緣了。在他記憶里,老勘探工人和技術人員,尤其是負責看鉆機的,幾乎沒人在家過春節,也很少享受其他節日,地質隊的工作是越到節日越忙,越不能休息。

    貴州的天氣,夏天陰雨綿綿,冬天雨雪交加,就是一個“冷”字。雨衣和水靴幾乎從不離身。鄭德祥說,冬天不僅要穿棉衣,也要穿雨衣,那時候出行如果有車,也只有敞篷車,沒有車篷,四面透風,要穿雨衣,不穿雨衣的話,被風吹打,渾身就濕透了,那真是透心的冷,透心的涼,冷得人受不了,穿著雨衣可以擋風擋雨。冬天天氣寒冷,有時下車后脫下雨衣,雨衣已經凍得又硬又脆,輕輕一掰一拍,雨衣就折斷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從事地質勘查的專業人員少,數量極為有限的科技人才與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之間形成了矛盾。按部就班地通過學校教育培養科研人員及各類工程技術人才的方法,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建設形勢,一些非常規的人才培養方式出現在許多領域,由此形成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人才成長的獨特路徑。

    鄭德祥從北京來到貴州,他在北京的學校有三個系搬到了貴州,他跟著學校一起到了貴州,當時,他正讀大三。一年后,他分到了142隊。

    他從來沒有想到,地質隊里的日子會那么苦,那么難熬。

    他到地質隊,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是爬山和走路。在地質隊,爬山、走路是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常態,每天山上山下要走幾個小時,一天走幾十里路是常事。

    那時候他還年輕,雖然每天爬山、走路很累,但是不覺得苦。142隊隊部在六枝,他記得在郎岱施工期間,有的同事遇到家里有急事,沒有別的辦法,只得走路回家,要走多長時間呢,從郎岱走小路走到六枝,都是羊腸小道,有的根本算不上路,這樣的路要走12個小時。貴州比較落后,交通不便,山多,且山路崎嶇不平。如果碰著車,不管什么車都得坐,但更多的時候是沒有車的,也沒有公交車,也沒有敞篷車,出行都靠走。

    “即使有車,鉆工也坐不起。”鄭德祥說,他當鉆機機長時,工資每個月僅有42元錢,貴州當時很窮,但當地老百姓形容地質干部是“老母雞”干部,就是說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幾只老母雞。“雖然有些夸張,但從中能看出當時地質干部艱難困苦的情景。”鄭德祥說。

    貴州山多且山形復雜,又高又陡,鄭德祥說,地質隊員長年累月地在大山里行走,在野外作業,要攀爬陡峭的高山,要穿過茂密的叢林,要跨越湍急的河流,翻山越嶺,與大山為伴,與巖石為伍,與樹木為友,與風雪比鄰。都說蜀道難,在鄭德祥看來,貴州的山比蜀道更難、更險。

    地質隊員腳上的鞋子都是特別定制的,厚底高幫的登山鞋,粗皮,又笨又硬,還特別沉,但這種鞋子抓地,耐扎,防滑,登山時輕易不會滑倒和跌跤。走長路、遠路、碎石路時,鞋底的剛性和硬度可以減少彎曲,保護腳掌,走路不會過度疲勞。高幫能讓腳踝減少左右搖擺,不至于崴腳。靴子面大包頭能保護腳趾,不至于被踢傷。登山鞋抓地,身背沉重的地質包爬山行走,有種腳踏實地的感覺。穿行在南方的崇山峻嶺、密林草叢中,特別怕遇到毒蛇。穿著登山鞋,可以預防各種毒蛇的攻擊。

    “上山下山的路幾乎不能稱為路,最寬的不過一尺。絲毫不夸張,我那會兒還年輕,我從山上下來,走到一半路時,看到腳下的陡坡,不敢走,坡太陡了,人下不去,腿一軟,就得禿嚕下去,滾到山坳底下。”

    煤田勘探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看煤層埋藏的情況,二是根據勘探情況,計算出地區儲量。鄭德祥所在的勘探隊,在建隊之初的幾年時間里,重點開展野外地質填圖、觀察各類地質現象、采集樣品、提出問題、編制報告等工作,為六盤水的礦山開采設計與開發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持。貴州地質情況復雜,地層復雜,山高路陡,勘探難度大。地質勘探經常要爬到山頂最高處,工程技術人員爬山最多。地表的煤是不能用的,它是被風化的,要測煤炭的儲藏量,就要勘探和開采地底下的煤,起碼勘探到七八米以下,我們的勘探機最深能勘探1000多米深。經過勘探,確定煤層可采煤層的基本情況。有的煤層分30多層,可采煤層是多少,煤層是否穩定,這些都得經過勘探勘測,提出科學數據,才能確定是否可以列入可開采的礦藏。

    勘探隊員對于吃,從來不敢有奢望。鄭德祥記得,他曾經煮出的白米飯是黑的,因為山里沒有水,都是用從煤洞里流出的黑水煮飯,飯是黑的也得吃,不吃就得餓著。沒辦法,有鉆機的地方,就是立鉆的地方,鉆機和立鉆的地方,是按照勘探線確定的,不能隨便說我在這打不行,換個地方打,或者換個有水的地方打,要按勘探線打鉆,勘探現場那些孔都是有坐標的,定在哪就是哪,不是你自己想到哪就到哪,所以打鉆的地方不一定是有水的地方。喝水是最困難的,有時候喝水,要到三千米以外的供水水房去拉水。冬天里冰天雪地,菜運不到山上去。大多數時候吃咸菜,經常是十天半個月吃不到青菜。

    勘探隊實在太苦了,有許多人都想方設法往外調,有人說哪怕到煤礦下井也不愿意去勘探隊,起碼不用再受風吹雨打,不用生活在野外。

    翻山越嶺,跋山涉水,野外作業,風餐露宿,迎雨冒雪,因工程變動而不停地搬遷和四處流動,這些是地質隊員日常工作的常態。長年累月的野外地質生活,長時間處在人煙稀少、遠離村落的荒山野嶺,需要怎樣的意志和毅力才能堅守,要克服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孤獨和隱忍。夜深人靜的大山深處,長夜漫漫,孤獨難耐,物質生活匱乏,文化生活更是貧乏,精神世界的孤單,實在是一種更加難以排解的困苦。

    我問鄭德祥,你在北京有那么好的生活,卻從首都那樣的大城市,到了貴州這么偏僻落后的山區,當時來了什么也沒有,從事的又是這么艱苦的工作,反差特別大,再看到別人調走了,你有沒有后悔過?

    從不后悔!鄭德祥堅定地說。勘探工作就是意味著長年累月在野外,對不對?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不后悔。那時候年輕人,聽黨的號召,聽毛主席的話,哪里需要哪里去。而且把地質勘探想象得很美好,自己學的是地質勘探。學地質的不一樣,有的是搞地質情報,有的是搞地質科技,我們是搞地質勘探,你勘探專業畢業就得跑野外。當時年輕,有理想,身體好,也很想在山上跑,感覺非常光榮。那時候沒有任何自私的想法,就是一心想著國家,想著工作,憑著一種責任心去完成組織上交給的工作,年復一年就一直認真地干下去,感覺黨交給你的任務,你就應當干好。

    只是太苦了,真的太苦了,苦得厲害!

    真正的苦是說不出來的!鄭德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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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吃下95個小柿子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煙。

    ——毛澤東

     

    唱著《勘探隊員之歌》,從學校來到地質隊當上了一名勘探隊員,向正生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熱愛和向往的鉆探工作中,雖然又苦又累,但他從不覺得苦,也不覺得累。

    1958年,國家“二五”計劃實施,按照“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要求,為盡快為國家提供煤炭開發資源,開啟了大煤山勘探。

    向正生和他所在的142隊,開始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全部參與了大煤山勘探。

    大煤山位于六枝境內,1959年底大煤山背斜勘探,勘探面積達250平方千米。

    不怕否定,堅持科學,為了實現地質工作“大躍進”快速評價和提交地質報告,向正生和他的同伴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采取邊施工邊收集資料、邊整理邊分析研究、邊修改設計邊指導施工的方法,發揚敢想敢干的精神,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積極推廣鉆探高壓大水快速鉆井經驗、焦作的無巖芯鉆井經驗、電測解釋法經驗,滿腔熱情、爭分奪秒地投入為國家開發煤炭資源的工作中。

    1960年7月,貴州煤田142隊成立了大戰萬米指揮部,提出更高目標:以鉆探為龍頭,月進2000米,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實現年上1萬米。為實現目標,組建紅旗號萬米機,48人交叉作業,設備物資交替使用,人歇機不停。指揮部每天晚上定時召開的調度作戰會議要開到深夜才結束,第二天一早又開工。鉆機遇到地質問題不論白天黑夜立即上山赴現場指導,那時的向正生,渾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勁,有爆發不完的激情與干勁。

    由于目標定得高,但技術設備又較落后,大家感覺壓力大,地質勘探技術人員擔心高指標快速鉆進影響勘探質量。為了確保質量,向正生不懼困難,他堅持在放寬無芯鉆探時,有重點地選擇性鉆孔取芯鉆進或分段取芯,在構造孔、基準孔、煤層對比、標志層重點取芯。特別是在推廣“三無”(無機電測、無機抽水、無機封孔)經驗之前,進行先試驗后推廣,要求在路邊的一個孔進行試驗。經電測、抽水、封孔,效果差,向正生認為,不宜推廣,但卻遭到了有些人的否定。

    后來,向正生要求記錄員在無芯鉆孔中堅持撈巖粉,試著通過巖粉鑒定來指揮施工,但因巖粉成分混雜,受鉆頭刻取顆粒粗細、泥漿濃度、水壓大小、巖粉物理等多種不穩定因素影響,較大巖粉分選性差,難以確定層位,他認為僅能做大致參考。后來,通過夜以繼日,不睡覺不吃飯連續測井,了解野外煤層覆層情況和地質構造,狠抓電測對比,鉆探煤層對比,提高地質綜合研究程度,及時調整、修改鉆孔設計,指導勘探施工,確保了準確定位層位。

    1960年大戰萬米結束,無芯鉆孔比例為76.5%,達到了大戰萬米高產目標。紅旗號鉆機臺最大月效率2800米,為1958年的19.18倍,全年完成14647米,創歷史最高水平。

    而在這一年,機長劉躍東獲得全國標兵,142隊獲金字紅旗一面和省流動紅旗一面。在“大躍進”中,完成勘探儲量83300萬噸,進尺8萬多米。

    向正生說,大戰大煤山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光。我們每天睡眠不足4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沒有怨言,不講條件,一心只想著出色地完成任務,讓上級放心,讓領導滿意,為國家建設多做貢獻,以滿腔的熱情忘我地工作著。

    當時生活物資奇缺,糧食定量低,吃不飽飯,甚至一整天不吃飯都在干工作是常事。有一次,在下耳貢時,向正生和同事在山里跑了一整天也沒吃東西。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老鄉家,想買點東西吃,老鄉家也沒有任何食物,只有柿子。兩個人只好把老鄉家里僅有的柿子全部買來充饑。那天,向正生與黃家榮兩個人一口氣吃下了95個柿子,才掙扎著回到工區。

    還有一次,向正生和他的同伴在馬鞍山以東麻尾村西山里跑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濃霧迷漫,天色已晚,四處開始暗淡下來,山野似乎變得詭異,甚至有些可怖,兩個人已經一天都沒有進食了,他們又餓又累,幾乎虛脫了,終于在山里找到了一戶人家,他倆想買點東西吃,但老鄉家里只有一個大南瓜,這個南瓜足足有8斤重,兩個人狼吞虎咽,一頓吃光了這個大南瓜,用以充饑。

    地質隊里得胃病的人很多,由于勞累過度,營養不良,加上饑一頓飽一頓的,向正生一度手腳浮腫無力,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癥,多年以后才慢慢有所好轉,慢慢恢復。

     

    你是我的牽掛

     

    地質勘探隊員帶著對祖國的熱情,懷著對建設強大國家的美好憧憬,滿懷激情,一路唱著《勘探隊員之歌》,開進了荒山,開進了茂密的森林,開進了荒無人煙的深山之中,他們支起帳篷,在荒山野嶺中,開始了地質生活。

    在中國的版圖上,六盤水真是無足輕重的一個小城市,但是它在大三線建設中的意義,卻非同尋常,六盤水地質勘探,某種意義上,對整個大三線建設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于大三線的建設,向正生可能會說個幾天幾夜,在他心中,勘探事業是他的生命,而對于他的女兒向蘊蔚來說,父親,似乎從來都不屬于他們做兒女的。

    向蘊蔚是向正生的小女兒,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她告訴我,在她小時候的記憶里,是沒有父親這個概念的,他們姐弟三人感覺都是自己長大的。

    “小時候對父親完全沒有印象,因為常常見不到,就算是過年過節了,也常常見不到,父親幾個月才能回家一次。”向蘊蔚說。很小的時候,她就是知道有父親這個“東西”在,但是就是見不到父親的樣子。甚至母親的概念也非常模糊,她的母親蔣美毅也是142隊的工程師,夫妻倆長期在生產一線,很少有時間顧及家里。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有天深夜,天很冷,外面下著雨,這時門開了,就感覺眼前有一團黑乎乎的身影進來了,我好長時間沒有反應過來,是父親回家了。進門以后,父親就站在那里發抖,渾身上下一直抖個不停,一直抖,一直抖。那天,父親是坐著敞篷車回來的,天氣寒冷,又下雨,一路上他就在敞篷車上坐著,被雨淋著,被風吹打著,挨著凍……”

    天這么冷,還下著雨,為什么還回來?姐姐問父親,父親哆嗦著身子,顫抖著聲音說,我牽掛你們啊!對于向蘊蔚來說,父親是他們心底最溫暖的依靠,對于父親來說,兒女們是他心里的牽掛,無時無刻的牽掛。

    在地質勘探行業,有一首打油詩,“有女不嫁勘探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年有月回家短,帶回一身油衣裳。”這是地質勘探隊員最形象又最真實的寫照。

    向蘊蔚說,小時候,他們姐弟三人都是自己長大的,經常好幾個月見不到父母,他們很小就學會了獨立生活,自己學著做飯,自己學著補衣裳、做家務,一切都自己解決。有一次,三個人買來肉煮著吃,不知道肉已經壞了,結果三個小孩全部拉肚子,姐姐帶著她和弟弟半夜去醫院,路上遇到了一群野狗,三個人嚇得又跑回家了,然后姐姐一家一家地挨家敲門找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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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輩的旗幟

     

    從小和向蘊蔚一起長大的余麗娜,有著和她相同的經歷,說到在勘探隊工作的父親余隆生,余麗娜更是百感交集——

     

    余隆生1933年8月13日在重慶市榮昌縣出生,1951年參加工作,在重慶市永川區稅務局,1956年調重慶市地勘137隊工作,搞地質勘探。1958年支援三線(前期籌備)調貴州省煤田地質局六枝特區地勘142隊工作,先后在北京地礦部、成都礦院學習進修物探專業知識。生前系貴州煤田六枝特區地勘142隊地質科物探(也叫電測)工程師,物探組組長。

    “我父親的一生,平凡而光榮,他們這一代人,為了六盤水市的繁榮,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余麗娜說。

    那時生活、工作條件極端艱苦。當時六盤水市沒有鐵路,沒有公路,所有生活工作設備都靠人拉肩扛,五十載風雨兼程,半個世紀春華秋實,他們用戰天斗地的豪情,為了六盤水市幾十年的開發建設,為國家大三線建設,不僅創造了六盤水市從無到有、迅速崛起的巨大物質成果,還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那年月,抓革命促生產,每年的元旦要上班,為了迎接開門紅。記得有一年大雪封山,那時只有解放牌的沒有篷的敞車,元旦全部正常上班,車子到了山里,打滑上不去山,我父親及車上的全體人員,把身上穿的大衣及被子等鋪在路上,讓車子過去。

    余麗娜目睹了父親及老一代三線人的奉獻精神和艱苦生活。他們從工區到鉆機上班,走時,帶幾個饅頭,一個軍用水壺里裝滿水,帶一點腌菜,一點辣椒面,一點鹽,有時幾天也回不來,就在當地老百姓家買幾個土豆,添把柴,把土豆燒熟了,蘸點鹽和辣椒面,喝點水,就是一頓飯。有時帶的水喝完了,就在河里裝點水,甚至在老百姓的田里裝點水,一樣喝。

    “80年代后期,分到我單位的大學生、中專生,搞勘探專業的,好多都是我父親帶出來的優秀勘探隊員。現在都還在崗位上。都是貴州煤田地質局的骨干。”

    余麗娜清楚地記得一件事。有一年冬天,余隆生生病發燒病倒住院了,但有一口井打完了,須馬上進行電測(物探),因鉆孔深,技術含量高,一般人完成不了這項工作,那些年,每遇到深孔和斷層多的孔,必經過余隆生親臨現場進行電測,余隆生的技術水平,在勘探隊非常有名。

    “記得當時地質科科長到醫院,問我父親怎么辦,因為此孔深,斷層多,如果不及時電測,容易井內抱鉆,垮塌,不僅鉆工們辛苦幾個月的工作報廢,而且會給單位造成幾十萬元的損失。我父親說,馬上上鉆機電測,不能耽誤,當時單位領導安排,醫生用擔架把我父親抬到鉆機現場,在現場整整測了一天一夜,才回到機關住院。由于在寒風中帶病工作,后來留下哮喘的病根,一直沒有治好,1993年8月6日因肺衰竭離我們而去,那時,離父親60歲生日還差7天!”

    余麗娜說,父親是一個積極、樂觀向上的人,他沒有上過大學,之所以在技術上有過人之處,全都是自學成才。從技術員到助理工程師到工程師,都是一次次學習、考試硬考取的,一直到他離開我們,都還在自學俄語、英語。

    平時我父親喜歡唱歌,唱得特別好,特別是《勘探隊員之歌》,還有五六十年代的蘇聯歌曲,他都喜歡唱。

    小時候,每到年底,我父親肯定會拿著“先進工作者”的獎狀回家,那時候,一家人不知要高興多少天。

    我們家的獎狀貼滿了墻,無論老的小的,一到我家都要多看幾眼,特別是同學和朋友來家,我就會驕傲地說,看,我爸又被評上先進了。那種光榮和自豪感,是語言無法形容的。

    我從六盤水回到大連后,又收到余麗娜從貴州發來的微信,和我講起她母親:

    “我的母親郭祚華是重慶市永川區人,1952年與父親相識,自由戀愛結婚,隨父親一同到重慶137隊,又從重慶調到貴州煤田地勘142隊。當時母親在142隊機關食堂工作,因為我們家孩子多,兄妹4人,父親長年在野外工作,一年也難得在家待上幾天,根本照顧不了家里,為了讓我父親安心工作,母親辭職回家,專職做家庭主婦,照顧我們。我母親特別善良,我們幾個從小到大,她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一句,也沒有打過一下,我們單位,誰家有事,她都會去幫忙。母親幾十年辛苦付出,沒有工作,也沒有退休工資,但她從來沒有半點怨言。有時我也問她,辭去工職,純做一名家庭主婦,你不后悔嗎?她總是笑著說,有什么后悔的!如果當時不辭職帶你們幾個,能有你們的今天?你們4個都讀了好學校,有了穩定的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我知足了!”

    她說,之所以要特別提到她的母親,是因為在三線建設中,有許許多多像她母親一樣的普通婦女,她們舍小家顧大家,放棄了青春年華,做出了許多犧牲,她們和三線建設者一樣,同樣為國家、為民族奉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祖國和人民不應當忘記她們。

    “父母這一代人,為了三線建設真是鞠躬盡瘁,無怨無悔。”余麗娜含著眼淚對我說。

     

    打到地球中心去

     

    勘探隊員是開拓者,他們在崇山峻嶺中豎起高高的尖尖的鉆塔,他們高喊著“打到地球中心去”,那豪情萬丈的吼聲,把沉睡的群山喚醒了;他們在深山峽谷中穿行,披荊斬棘,所向披靡,尋找大地豐饒而奇妙的寶藏;他們立于高山之巔,仰望星空,心向祖國,雖苦無懼。他們從一個陣地轉移到另一個陣地,年復一年,周而復始,艱苦奮斗,他們幾乎踏遍了六盤水的山山水水,提供了普查和精查的重要資料,為礦井的開采打頭陣,為六盤水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鄭德祥當時的工資每個月只有42元錢,但他很知足,他說,我的工資比當時的鄉長工資還高。那時候的鄉政府不像現在有樓,有車,那時候只有七八個人,辦公室就兩三間舊房子,設施幾乎談不上,辦公桌就用釘子釘兩塊木板,長板凳也是用木板釘上木樁做成的。

    居住條件簡陋,建設者們還要克服和戰勝氣候、水土不適應等困難,尤其是吃飯的困難。

    “越是窮鄉僻壤越重感情,就像你看小說也好,電影、電視劇也好,越是偏僻少數民族地區,越是重感情。

    “貴州少數民族多,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等,日常生活中都有接觸,我們在苗族寨住過好久。苗族人待人熱情,他對你好到什么程度?他切臘肉片,有你充電寶這么大一塊塊的。

    “我們的鉆工當中有很多就是布依族,在三線建設照片里,有的男的不是戴著帽子嗎,他們就是布依族。布依族、仡佬族、回族、彝族,142隊就有七八個民族的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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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牛肉吃得多,為什么呢?一到冬天,牛一滾坡,就失去使用能力了,老鄉就把牛賣給我們。因為當地老鄉不吃牛肉,很便宜賣給我們。你們相信牛肉白吃?賣牛骨頭和賣牛皮的錢就夠買那頭牛。所以我們就冬天牛肉吃得多。吃肉要連續吃一個星期,因為沒有冰箱,無法存放,不吃就爛了,只能一直吃,抓緊時間吃,把肉吃光了為止。吃過肉以后,可能就兩三個月再沒肉吃了。”

    由于20世紀50年代地質勘探工作者艱苦奮斗,他們拼了命工作,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僅貴州煤田地勘工程量就表明,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的地質大勘探,已經提前30年完成了六盤水區域的地質勘探,也就是說獲得的地質資料足夠支撐區域礦區開采30年。

    中國地質大勘探,地質隊員們是用生命在奔跑,用生命在尋寶,經過勘探,國家發現了普郎煤田、西部煤海,煤炭部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煤田地質勘探公司所屬142隊、159隊、地測大隊以及地質系統的557隊等地質大隊,先后對六盤水的煤田進行了勘查。經過幾年的普查、詳查、精查,獲得了普郎煤田、水城北部煤田、水城南部煤田(格目底向斜)、盤縣煤田等煤田的詳細報告,又經過煤炭部重慶設計院、貴州設計院的精心設計,50年代后期,煤炭部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郎岱建井處(后與建安公司合并成立貴州省煤炭工業管理局第二基本建設公司)在六枝礦區揭開了建設礦井的序幕。

    1958年“大躍進”時期到處大煉鋼鐵,急需燃料,經煤炭工業部決定,從撫順、通化、大同、開灤等地調來大批煤炭工業干部、工程技術人員、技術工人和貴陽煤礦部分干部成立郎岱建井工程處,計劃在六枝礦區開九對礦井,總設計生產能力為年產210萬噸原煤。六枝礦區含煤面積達263平方千米,已探明的煤炭地質儲量為25.6億噸。

    他們頭頂青天,腳踏荒山,房無一間。在當地政府支持下,租借些民房(有的職工住在牛圈上層)。民房不夠,便搭起帳篷,在野外安營扎寨。在這人煙稀少的荒地上,煤炭部又從徐州成建制調來一個建筑安裝工程公司。

    1958年11月成立郎岱礦務局,1960年郎岱縣改為六枝市,郎岱礦務局改為六枝礦務局。

     

    難忘那高高的鉆塔

     

    歷史是一條見證奇跡的長河。

    無論在都市鄉村,還是在崇山峻嶺;無論在遼闊的江河湖海,還是在無垠的莽原田野,人們在遙望藍天的同時,總能看到那些高高矗立著的鉆塔。不論是角鐵結構的井字塔、三角塔,還是鋼管結構的人字塔,在那些高高的鉆塔下,總能看到地質隊員堅韌不拔、巍然挺立的身影。他們雙目炯炯,氣質高昂,威武雄壯,成為群山之巔、藍天白云下最動人的風景……

     

    余麗娜從小在地質隊大院里長大,對地質隊非常了解,她告訴我,地質隊由機關、工區和鉆機三部分組成。機關上隊部,主要是行政工作,有黨政工團、地質科、子弟學校、機修廠、材料科、衛生院、后勤科,主要在當地的縣城;工區分為地頂科、物探、機修工、調度、食堂、醫務人員等;鉆機,主要是第一線工人,長年在沒有人煙的深山老林里工作。

    鉆機都是三班倒,平時除了上班,下班回到工棚,工人們最大的愛好,就是喝點酒,當地農民烤的苞谷酒,兩三元一斤。

    沒有菜,只有辣椒,在火上烤下,蘸點鹽下酒,鉆工們只要有酒喝,就開心得不得了,再苦再累,都不覺得。

    “鉆工和工區的工作人員,每月可以回到隊部休息4天,但是大部分人一年都難得回到隊部休息,包括我父親,我們一年也見不到他幾次。”余麗娜說。

    有一個地質隊員,在山上看鉆機,當時,大雪封山,他在山上斷糧半個月,當時隊里派人給山上送糧,送完糧回來時,車子打滑,眼看著就要跌到山底下去了,正好被一塊大石頭把下面給墊起來了,停在山崖處。他們只好跑出去三公里外,到老鄉家里花錢買爐灰渣子,把路上撒上爐灰渣,又在老鄉的幫助下,兩頭用大繩子把車前面攔住,硬是一起把車子拉回來了,避免了車毀人亡的慘劇。

    “我們野外都是席棚子,比大慶油田的干打壘要苦得多!他干打壘總是石頭砌的房子,我們這里是席棚子,北方叫蘆席,在北方是蘆葦做的,在南方就是竹子做的。

    “我們住的是席棚子和油毛氈搭建的房子,夏天在那個里邊待著,油毛氈被太陽烤,味道又大,又悶又熱,比桑拿還熱,下了夜班,你想睡個覺,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能住到哪個老鄉家,那就相當不錯。那時候的老鄉居住條件也不好。下面是牛棚豬圈,上面住人,這種條件已經不錯了,雖然味大,但是起碼能遮風擋雨。住在油毛氈房子里,遇到下雨天,說漏就漏,外邊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被子時常被大雨澆透,帳篷時常被大風掀翻,寂靜而又漆黑的夜里,聽著帳篷外呼嘯的大風,時常會陷入孤獨。

    “記得我們在納雍縣,就是在畢節這邊,在那住宿。下大雨。當時我們是住進沒幾天,周圍的排水溝還沒來得及挖,第二天早上大家的鞋都不見了,都被水給沖走了。所以我們勘探隊的居住條件確實太差了。像電影上那樣住帳篷,又浪漫又唱歌跳舞的那是瞎說的,沒唱過歌,也沒那么浪漫,當時也是咱國家沒有錢,說句不好聽的話,窮得叮當響,當時機關干部的定量每個月只有23斤至29斤糧食,野外鉆工的定量是一個月42斤,重體力勞動,定量也多,糧票就多,出去吃個飯方便,那會兒走到哪都要糧票。”

    142隊在六枝、173隊在盤縣老屋基都是首戰得勝,第一批建井隊伍已經源源不斷地開進礦區。鄭德祥一直在地質隊,從60年代初,到參加大三線建設,他在野外工作了10年,70年代初期回到機關。野外10年,走遍了貴州,走遍了六盤水的山水。

    他在142隊,先后勘探過六枝礦地宗、六枝、平賽、茅家、苦竹林、上納、大察、岱崗、大用、郎岱、歸宗、黑拉戛精查,以及涼水井擴大精查補勘、雙夕普終,探明儲量9.806億噸。

    貴州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水源隊,自調入六枝區下營盤青杠林駐地,自己動手修筑砂、石鋪墊的簡易公路,架設高壓輸電線路,修建干打壘房、棚、庫房,并自己設計引來生活用水;在盤縣劉官屯片區,地勘公司組織職工架設從兩頭河至劉官屯大約12千米高壓輸電線路。組建土建隊就地取材,自己動手采石挖土,大搞干打壘房子,邊學邊干,建造以竹代木、竹席油氈結構的臨時工棚、“三合土”、“毛石”干打壘房子,為解決盤縣劉官屯片區職工子弟就學,修建了一所磚木結構的學校。鉆機工人住房大都是自建簡易竹席油氈工棚,部分租用當地生產隊的民房或是借用公房。勘探隊員的生活設施在“先生產,后生活”的原則指導下堅持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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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幕又一幕催人淚下的艱苦畫面,一場又一場無聲的地勘戰役,最終都匯成了一份又一份豐碩的地質成果報告。地質勘探工作是一項異常艱苦又科學嚴謹的工作,地質隊員經過勘探,對礦區的地層、構造、礦產及水文地質等,要進行詳細闡述,提出科學的結論,形成地質報告,國家再根據報告,編制相關計劃,確定需要開發的煤田及礦產……

    50年來,在幾代地質勘探人員含辛茹苦的不懈努力下,實現了貴州煤田地質事業的歷史性轉變。從總體煤田地質情況不明,到基本查清煤炭資源分布規律;從煤炭資源家底不清,到成為江南煤炭資源第一省;從單一的煤田地質勘查,到工程地質、環境地質、地質災害治理等,不僅為“西電東輸”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資源保障,也為貴州建設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提供了科學的決策依據。

    在我國,地質學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因國家對能源與礦產資源的迫切需要而備受重視,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油田勘探、地質找礦等領域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因此造就了曾達到百萬規模的中國地質學工作隊伍。

    那時,這里沒有林立的高樓和繁華的街道,沒有高端商場寫字樓,也沒有國際范兒的地標。那些舊時的景象卻是一代代貴州地礦人記憶中最鮮活而迷人的地方。

    鉆進地心深處的鉆頭,鏗鏘無敵的地質錘,山中高聳的鉆塔,地質人攀登跋涉的身影,把深藏于六枝、盤縣、水城高山深谷中的千年寶藏探明和搜尋出來,隨著三線建設的全面啟動,地質勘探報告的科學呈現,一座座礦山開始修建,一座座高爐開始建設,一幢幢廠房拔地而起,因三線建設而生的年輕的六盤水,頓時有了面向未來勇敢掘進的底氣和勇氣。

     

    第三章?爭做開天辟地的人

     

    地質勘探工作者,被形象地比喻為“開天辟地”的人。

    1964年9月,煤炭部開始從全國各地成建制抽調建設隊伍進入六盤水。一年多的時間里,從15個省的25個礦務局抽調28個工程處、8個地質勘探隊到六盤水參加煤炭基地建設。

    一場圍繞三線建設的煤田勘探大會戰開始了。

     

    六盤水煤田大會戰

     

    進入20世紀60年代,為了保障國民經濟建設所需要的煤炭資源,按照統一協調和部署,初步對全國煤炭工業發展布局進行了論證,相繼對重點項目、礦區組織開展了以“大會戰”為主要形式的大規模煤田地質勘探,產生重要影響的大型會戰有十幾個,其中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就是貴州六盤水煤田地質勘探大會戰。

     

    煤炭資源勘查是煤炭工業建設的基礎和先行,煤炭地質工作者被譽為“煤炭尖兵”。

    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的建設是從“備戰、備荒”“要準備打仗”的戰略方針出發,為了與攀枝花鋼鐵生產基地建設相互配套,并滿足西南三線建設的需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礦井建設以“爭時間、搶速度”“多建、快建”為目標,在經過地質勘探,并且在地質情況基本清楚的前提下,礦區建設采用“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的會戰方式進行。

    1965年8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成都會議決定,在“三五”期間,六盤水礦區建設新礦井16對,總能力1200萬噸。為此,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最后確定地勘部門首批進行精查(或精査補勘)的項目并要求于1966年底前完工,提交能一次通過審批合格的地質報告:六枝礦區有六枝、地宗平察、大用、茅家寨、木崗、六枝礦區供水水源勘探;盤縣礦區有火燒鋪、濫泥箐、老屋基、月亮田、大田壩、土城一、二井田;水城礦區有老山、那羅察、汪家賽(精補)、大河邊(精補)、二塘(木沖溝、頂拉、大灣)(精補)。1966年3月18日,貴昆鐵路全線通車,喜訊傳遍六盤水地區,礦區建設大會戰如火如荼。

    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在盤縣召開了六盤水綜合開發規劃會議,并決定擴大煤礦建設規模,在“三五”期間,建礦井26對,總設計能力1640萬噸。由于三線建設形勢的發展,加大了煤礦建設規模,要求地勘部門在1966年底之前增加完成盤縣礦區土城、上納、大察、岱崗、落別等8個項目。地勘部門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完成26對礦井建設項目的勘探施工,這在貴州煤田勘探歷史上從未有過。時間緊、任務重,六盤水煤礦基地建設能否爭得時間,加快速度,關鍵在地勘施工。

    按照“快建井,多建井,爭時間,搶速度”的指導思想,地勘工作進行了一些新的探索,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做法。根據六盤水礦區建設的需要,結合六盤水煤田的地質特征和礦井設計意圖以及礦井生產的需要,靈活執行了地質勘探工作必須分階段(即普、詳、精三個階段)按程序進行和勘探規范中“三類九型”的規定,實行了普、詳、精查階段合理交叉過渡,探索符合六盤水煤田地質特點的勘探方法。

    在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的領導下,六盤水勘探會戰中,地勘公司成立了地質、設計(各煤礦設計院現場設計隊)、科研(煤炭部西南煤田地質研究所黔西研究隊)人員三結合小組,共同上山下井(生產小窯)做地質調查研究,全面了解各井田的主要構造特征和煤層賦存以及以往地質工作程度。

    從會戰一開始,無論是哪個級別的干部都與工人和群眾同吃大鍋,同住“干打壘”,同勞動、同出操。所有的干部都下到基層,深入班、組,言傳身教,使會戰隊伍形成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風氣。當時的條件艱苦,干部在參加勞動之余,還要做好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哪里有問題、哪里有困難,干部就到哪里。記得當年參加大會戰的工人回憶,當時129隊503鉆機指導員宋戰斌,生病期間正趕上大會戰,他病未痊愈就趕回鉆場,曾經連續13天吃住在鉆場,和工人一起日夜奮戰。503鉆機機長賀迎澤在外地開會,得知鉆機長途搬遷,他星夜趕回鉆場,連續奮戰兩晝夜直到鉆機正常生產。那時候的干部很少坐辦公室,領導干部幾乎三分之二的時間落腳在班、組,戰斗在一線。152隊隊長李廣勝養病期間,正值隊伍調遷入黔。他立即帶領職工到達威寧二塘工區并一道蓋干打壘工棚,為施工做準備。在各級干部以身作則的帶動下,勘探隊員朝氣蓬勃,干勁十足。

    此時的烏蒙山區生活條件、工作環境都十分惡劣。初來乍到,人地生疏,語言和生活習慣都十分陌生。勘探隊員以大慶人為榜樣,頭頂青天,腳踏高原,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創造基本條件保證會戰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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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64年9月開始,煤炭工業部從全國抽調勘探隊伍,充實貴州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開展六盤水礦區勘探會戰。吉林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112隊,成建制由吉林省九臺縣調入貴州省盤縣劉官鎮,職工500余人,鉆機10臺;北京市京西煤田地質勘探隊4臺鉆機調入六枝礦區,職工18人,1965年2月遷鎮寧縣丁旗鎮,擴充后組建成地勘公司173隊,有職工465人,鉆機6臺;1964年10月,河北省峰峰水文4隊2臺鉆機,職工120人,調入六枝礦區下營盤青杠林,補充組建成地勘公司水源隊,職工423人,鉆機3臺;湖南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129隊,成建制由湖南郴縣調入盤縣趙官屯,有職工530人,鉆機6臺;1964年9月地勘公司組建地質測繪大隊,下屬2個地質分隊,1個采樣隊,4個測量分隊,職工594人,10月恢復259隊建制,職工594人,開動鉆機4臺;1965年4月,地勘公司更名為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煤田地質勘探公司……

    經過勘探,六盤水的區位優勢和煤炭資源優勢凸顯,特別是其中優質冶金焦煤的巨額儲量,在西昌會議上被國家確定為西南三線建設的主要煤炭基地。

    勘探大會戰開始后,首戰的任務是142隊正在施工中的六枝向斜北東翼平寨井田和大用井田。由京西173隊提交鉆探資料,142隊負責完成煤質采樣和水文地質勘探,并編制提交勘探地質報告。后因173隊調回河北,余下的所有任務,由142隊全部完成。接著是黑拉嘎精查勘探,后陸續轉入水城各礦補勘,并參加織納煤田大會戰。

    黑拉嘎井田精查勘探是大會戰時期最大、儲量最多的一個項目。當時,向正生被提任主任技術員,主持黑拉嘎勘探區精查勘探。勘探面積22平方千米,區內相對高差大,交通不便,缺少1∶500地質和水文地質圖,需要測繪。以往勘探區測繪工作,由地測隊負責測繪,唯獨本區由142隊勘探地質組負責測繪,工作任務因此劇增。

    由于黑拉嘎以東地質構造復雜地段的于察王寨發現新的斷層,為了精確地質構造,加密槽探追溯斷層,獲得更加精準的地質圖,向正生帶著他的團隊,經過日夜苦戰,終于提交地質報告。

    1964年9月至1973年12月大會戰時期,142隊完成六枝平寨井田等14個井田的勘探項目,提交了《水城縣小河邊煤礦老鷹山井田最終儲量報告》等14個勘探報告,經西南煤建指揮部批準,為可供設計依據的精查報告,為六盤水煤炭工業發展提供了精準的資源定位。

    地質勘探不僅艱苦,而且危險。由于當時勘探技術落后,要準確探準地質構造,必須廣泛深入實地找斷層、取煤樣、測瓦斯。地勘隊員們冒著生命危險,鉆遍了各種小煤窯。一些煤窯只能一個人爬進爬出,一些煤窯年久失修、長年積水、支架腐朽、瓦斯聚集讓人窒息,小煤窯明火開采隨時可能引起爆炸,這些危險像懸在頭上的一把利劍,時刻威脅著地質隊員的生命。向正生回憶,有一次,他和同事韋久林在大煤山的一個小煤窯采樣,兩個人正在專心工作,向正生突然聽見頭頂有異常的響動,他猛然發現頭頂的支架壓力太大,眼看要支撐不住了,他大喊一聲:不好了,快撤退!說著拉著韋久林就往外跑,連工具都來不及撤出,剛出進口,他們作業的坑道就垮塌了,巨大的煙塵從坑道里沖出來,差一點把兩個人沖倒在地,驚魂未定的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向正生說,幸虧跑得快,差一點釀成大禍。

    其實,這樣的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常有發生。有一次,向正生帶領4個人去執行采樣任務,為節約路途時間,爭取多采樣,他們頭天出發來到巖腳寨采完樣后,沒有回到隊部,而是借住在一個生產隊堆放稻草的稻草屋里。等第二天他們出發時,得知有一輛卡車要前往大用,他們趕緊上車,這時候,向正生突然發現少了一個人,他叫大家下車等等。車不等人,當時有人著急要先搭車走。向正聲說,我們是個集體,要有集體主義觀念,不能讓一個人掉隊。大家只好下車等待。當時,掉隊的那位同志因為半路上內急遲到了。人到齊了,大家再出發,當大家急忙趕到要采樣的正在施工的巖腳寨鐵路隧道時,見前面的隧道工程指揮部現場已經全面戒嚴。原來,就在他們到達前10分鐘,隧道建設現場內發生了瓦斯爆炸,當場死傷80多人,現場正在緊急搶險。當時大家看到現場的慘狀,一個個嚇得癱軟在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如果沒有等那個掉隊的同志,如果他們上了那輛汽車,后果真不堪設想……

    向正生說,人生幾十年,彈指一揮間,經歷過生死,更覺得人生的可貴。每當我站在高樓眺望這座昔日崇山環抱的山谷,如今已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一派繁華,我的心底就有一種欣慰,為曾經的青春年華而驕傲,為曾經的地質時光而自豪,我的耳邊常常會回蕩起《勘探隊員之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

    “回首人生,我無限感慨,我一輩子沒有走出大山,卻開發了大山。從五彩斑斕的霓虹閃爍中,我仿佛看到了昨日汗水的波光粼粼,耳邊響起了保爾·柯察金的名言:‘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

    我問向正生,如果重新選擇,你還會選擇地質勘探工作嗎,還會選擇這么艱苦的工作嗎?

    向正生說,如果再讓我重新選擇一次人生的路途,我仍然會推開這扇地質事業的大門,走進這片廣闊的土地,為祖國的煤田地質勘探事業奉獻出我的一切。

     

    附注:向正生,1956年畢業于中南礦學院地質勘探系,分配到四川西南煤田地質局136隊,1958年調到貴州六枝142隊,1984年后歷任六盤水市環保局副局長、煤炭局副局長、礦管辦主任,199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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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的青春獻給你

     

    在貴州大三線博物館里,有幾張“三八鉆”女鉆工站在高高的鉆塔下進行地勘工作的照片,她們在藍天白云下專注工作的神情,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無法想象,在崇山峻嶺中,會有這樣一支由一群年輕的姑娘組成的“三八鉆”,作為女性,她們如何克服常人無法克服的困難,完成了男人都有些吃不消的勘探工作?

    終于,我見到了照片中的142隊“三八鉆”的代表陳居蘭、李淑霞、羅恒女士,她們既是三線的二代,又是三線建設者,她們在深山里風餐露宿,走遍了貴州的崇山峻嶺進行勘探,頂起了新中國煤田地質勘探的半邊天,在烏蒙山脈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青春之歌。

     

    貴州煤田142隊成立“三八鉆”那一年,陳居蘭、李淑霞、羅恒三個人還不到20歲。

    1964年,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誕生了中國第一支“鐵姑娘戰斗隊”,這支“婦女能頂半邊天”的鐵姑娘隊,一時間,成為年輕姑娘們的青春偶像,從此,各行各業的“鐵姑娘隊”“婦女專業隊”“女子突擊隊”等以女性組成的專業隊伍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和全國眾多女子專業隊一樣,貴州煤田142隊也成立了“三八鉆”,這是一支由30多個姑娘組成的女子勘探隊。從那時起,陳居蘭、李淑霞、羅恒三個年輕的姑娘,和她們的伙伴們,一起走進大山深處,走向那高高的烏蒙山,開始了不平凡的勘探生涯。

    “三八鉆”是貴州也是六盤水大山深處第一支女子勘探隊伍。

    陳居蘭說:“當時我們‘三八鉆’姑娘,最大的二十出頭,最小的17歲,是一支年輕的充滿朝氣的隊伍。‘三八鉆’隊伍組建后,立即投入了勘探工作第一線。”

    陳居蘭印象最深的是“三八鉆”第一次搬家。

    當時,她們在一個地方完成了作業后,要往另一個地方搬家。搬家都得女鉆工們自己搬。位于山頂的鉆塔,足足有17.5米高,在勘探作業時,塔頂上都披著帆布做的塔衣,平時人在塔衣下面作業,并不覺得塔有多高,有多險。當時,陳居蘭和張敏跟著班長一起拆卸鉆塔,班長是一位少數民族的男同志,班長在塔尖頂上拆卸,他一手用扳子拆卸螺絲,一手要來回往下遞卸的零件,還要不時地換工具,當時,沒有人給他換工具,遞工具,陳居蘭和另一個女孩子就爬上去了,去給班長遞工具。指導員在下面嚇壞了,喊著她們的名字,一個勁地讓她們快點下來。

    陳居蘭說,當時年輕,天不怕地不怕的,再說,平時在塔衣底下工作,不覺得有什么,爬到塔頂上作業,也沒覺得有多害怕,但等塔上的塔衣拆下來后,一下子,我們整個人就暴露在外面,頭頂上就是藍天白云,再往更遠處看去,頓時覺得整個人和鉆塔都旋轉起來了,仿佛人就站在轉塔上,非常緊張害怕,腿抖得不行。

    陳居蘭說,雖然當時非常害怕,但是,當你站在高高的鉆塔上時,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開闊,遼遠,心情也變得不一樣了,那種感受真的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到……

    鉆探是一種高強度的野外工作,工作異常艱苦,男同志都有些吃不消,更何況一群年輕的姑娘,男女的生理特點不同,女性從事鉆探工作確實需要堅定的意志和毅力。當時勘探作業時,上山沒有路,每個人還要扛著上百斤的鉆頭爬山,她們一趟趟上山下山,硬生生在樹林里走出一條路;爬山需要力氣,鉆探要打到地下千米深,需要力氣;從一個地方搬家到另一個地方,需要力氣;給鐵管鐵棍加固加密,需要力氣;柴油機壞了,三四百斤的重量,兩個姑娘用杠子抬起來就走,需要力氣;使好鉗子,扭緊管子,需要力氣;面對數噸重的鉆機,兩個姑娘拉動那根繃緊的手桿需要力氣……

    這些力氣活,“三八鉆”的姑娘們,都能利落地完成,她們工作起來從不示弱,和男性職工一樣出力出汗,她們技術熟練,應付自如,靠的是不斷地學習和鉆研,還有特別“要強”的那股子勁頭,靠著不服輸的那種韌性。她們從柔弱的姑娘變成了勘探隊的女漢子,那時候,加入“三八鉆”的姑娘,都是政治上信得過,工作能力強,業務水平高的骨干。

    搬家是最辛苦的,所有的鐵管、機器、設備都要自己搬,從山底搬到山頂,再從山頂搬到山底,每根大管子都有十幾斤二十幾斤重,女孩子們個子小,扛著那么大那么長那么重的管子走山路,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啊,她們一趟趟地從山上山下來回搬著,搬著;三四百斤的柴油機,都是靠著她們瘦弱的肩膀扛到山頂的;所有的設備抬上山,安裝,接水管,等等,都要女鉆工們自己動手去做。

    鉆機只要開鉆,就不能停止,30多個女鉆工三班倒,一個班有10多個女生,半夜12點到早上8點這個班,是姑娘們最不喜歡的時間段,半夜時分,在被窩里睡得熱乎乎,卻要爬起來去上班。勘探地點都是在山里,不管是深更半夜,還是刮風下雨,都要準時上班,大家手拉著手,硬著頭皮走夜路,穿越叢林,爬上鉆機場。冬天上夜班最辛苦,天氣特別冷,積雪厚,山上都是羊腸小道,時常結冰,不好走,平時工作在野外,住的也在野外,搭個帳篷就是家。冬天夜晚的山上更冷,鉆塔上都是冰柱子,人凍得伸不出手,但是,這樣還得干,從不退縮。真的一點都不敢松懈,后半夜四五點鐘困得受不了,但也不能睡,硬挺著。

    看到“三八鉆”的姑娘們辛苦工作,當地的老鄉有些不解:怎么還有女人干這種工作?

    長年工作在山里,“三八鉆”的姑娘們似乎忘記了自己的性別,她們和男人一樣,風里雨里,從不懈怠,遇到喜慶的事,就一起喝酒,一只碗,裝滿了酒,一人一口,輪著喝,一碗酒轉一圈,喝光,再來一碗,像男人一樣滿是豪情。女孩子天性愛美,但是平日里幾乎沒有機會穿太好看的衣服,只有回家,回到城市,她們好像才想起自己是女孩子,才會打扮打扮,她們最好的青春、最美好的時光都是在山上鉆塔邊度過的。

    滄桑風雨,歲月崢嶸,“三八鉆”成立至今已經40多年了,那群花季少女在深山中披荊斬棘、肩扛重物、翻山越嶺、艱難跋涉的身影依然在眼前,那一張張蓬勃向上的青春面孔,成為云貴之巔大山深處最鮮活最美麗的風景。在那個火紅的年代,她們堅守初心,用無悔的青春和燃燒的激情,執著地為祖國找礦,打出了一口又一口千米深井,她們把最美的青春獻給了祖國的勘探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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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尋地層深處未知的世界

     

    從最早的中國地質大勘探,到參加祖國的大三線建設,廣大煤田地質勘探隊員肩負使命,經風雨洗禮,現歲月奇跡,任歲月染白了黑發,唯初心不改,那高高聳立著的鉆塔,永遠地屹立在祖國和人民心中——

    那高高聳立的鉆塔,不染世俗,脫離物欲,甘于寂寞,執守年輪,與天地交流,與蒼穹對話;

    那高高聳立的鉆塔,像一座座時代坐標,閃耀著中國地質人的精神光芒,凝聚著中國地質人金子般的智慧和家國情懷;

    那高高聳立的鉆塔,將永遠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地質人前赴后繼,去探尋地層深處未知的世界,尋找讓人類文明與富裕的寶藏。

     

    貴州素以“西南煤海”著稱,其資源量僅次于山西、內蒙古、陜西、新疆,居全國第五位,列江南之首,已探明的儲量超過江南九省(市)區的總和。位于貴州高原西部的六盤水煤田以蘊藏豐富的優質煉焦煤資源稱冠江南,被譽為高原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六盤水煤田地理范圍:西起云南與貴州交界處,東到安順、普定、鎮寧;北以普定、墮卻、董地、埡都、二塘一線與黔西北煤田、織納煤田為界;南抵花江、泥堡、威舍與黔西南煤田連接,煤田面積大約15800平方千米。煤田位處珠江水系北盤江與長江水系三岔河;南盤江與北盤江分水嶺上的烏蒙山區,地勢西北高,最高的韭菜坪海拔2900米,東南低,關嶺花江橋海拔451米。區內山高坡陡,溝谷縱橫,常見地形標高1500~2000米。

    50年來,在幾代地質勘探人員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下,實現了貴州煤田地質事業的歷史性轉變。從總體煤田地質情況不明,到基本查清煤炭資源分布規律;從煤炭資源家底不清,到成為江南煤炭資源第一省;從單一的煤田地質勘查,到工程地質、環境地質、地質災害治理等,不僅為“西電東輸”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資源保障,也為貴州建設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提供了科學的決策依據。

    據記載,從1965年至1972年,以貴州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為主力的14支地質勘探隊伍1萬余人,開動鉆機89臺在六盤水礦區開展的勘探會戰,勘查從普查進入詳查、精查階段。會戰投入經費約1.1億元,累計完成鉆探任務5萬米,查明儲量133.78億噸,其中精查儲量8874億噸。會戰中貴州省地質局鼎力參與,獲得儲量25億噸。勘探會戰所獲地質成果滿足了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生產的需要。

     

    第四章?依山傍水扎大營

     

    1964年,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國家計委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決定用大兵團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方式,開發川、云、貴三省豐富的煤、鐵資源,在我國腹地的大山溝里,建成一個行業配套的鋼鐵、煤炭工業體系,以貴州西部六枝、盤縣、水城為中心開展煤礦基地建設,修建三線鐵路,形成西南的環線。

     

    在中央做出三線建設決策之后,多位將軍被選派去抓三線建設,一批國內最優秀的科學家錢三強、鄧稼先等也被選派到三線。在中央,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主持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個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均由該地方中央局第一書記擔任。三線建設的大項目,均設領導小組;其他三線建設項目,也設立了指揮部。

    國防科技工業是貴州三線建設的重點。1965年3月,經中央批準,初步確定在貴州建設94個國防科技工業項目,總投資29億元,其中,開發煤炭資源共投入19億元。

    彭德懷、鄧小平在西南召開了8個部的部長會議,布置了加快三線建設的各項工作,到會的有煤炭部、地質部、冶金部、糧食部、建設部、鐵道部、航空工業部等部的部長或副部長。不久,緊接著三線建設萬人動員大會在汪家寨礦區召開,煤炭部副部長鐘子云做西南建設規劃報告,號召大家鼓足干勁,加快工程進度,與帝、修、反爭時間。要建設攀枝花和六盤水兩個鋼鐵基地,利用六盤水的優質煤煉焦,用火車把焦炭運往攀枝花供煉鋼用,然后把攀枝花的鐵礦石拉回水城供應水鋼的高爐,同時在水城建了水泥廠、火力發電廠等必備廠礦。

     

    車輪滾滾向西南

     

    三線建設規模之大、投入之多、動員之廣、行動之快、職工積極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那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代,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得到充分顯示,在中央及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統一指揮和精心組織下,在“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全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優秀建設者,不講條件,不計得失,打起背包,立即出發,從四面八方會集三線。于是,一個被稱作“三線人”的特殊群體應運而生。

    三線建設以軍工項目為主,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慮,組織部門在挑選三線建設者時,都注重選拔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政治上可靠,業務上精通,能夠參與三線建設是一種榮譽。他們當中,有從國家機關抽調的上千名領導干部,有從科研單位選調的上萬名優秀科技人員,有從沿海內遷的數萬名職工,有從老工業基地和老企業調來包建的十幾萬工程、管理和生產骨干,有成建制調來的數十萬建筑安裝隊伍,有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和工程兵指戰員,還有上百萬民兵和民工。據統計,不包括員工家屬和就地參加建設的,單是從外地遷入三線企業的,就多達400多萬人。

    為了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及河南、湖北、湖南等8個省區的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百萬人次民工組成的建設大軍,毫不猶豫地打起背包,告別家鄉和親人,跋山涉水,由沿海和祖國的各大中城市奔赴祖國的大后方。

    一時間,十幾萬各路精英會聚六盤水,參加規模浩大的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可謂是舉全國之力。國家計委組織新廠建設;建委組織一線國家唯一的重要工廠“獨生子”搬遷;經委組織生產三線建設需要的設備和材料。全國各地相關省份,根據中央精神,只要三線需要,人員、物資、設備,要什么給什么,不講條件,全力支援三線。

    1964年7月,根據煤炭部黨組授權,由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決定,從全國各礦務局抽調一批領導干部組成六枝、盤縣、水城指揮部、鐵路指揮部和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部門的領導班子。從全國煤炭工業系統抽調最有戰斗力、裝備最好的建設隊伍,到六盤水參加會戰。抽調精干隊伍支鐵、支電,加強鐵路、交通建設,力保大型設備和大量人員盡快進入六盤水。

    1965年初開始,煤炭部從東北、華北、中南、四川抽調了28個工程處、8個地質勘探隊和6個煤炭設計院,共5萬余名勘測、設計、施工人員參加總設計能力1200萬噸的六盤水煤礦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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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三線建設展開,人員調配更加密集,項目安排不斷提速。僅1965年3月,煤炭部就多次發文,調配干部職工到六盤水地區:從中南煤管局抽調,支援貴陽至水城輸電線路建設;從撫順抽調技術力量在貴州新建671廠;從華東、中南、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煤管局抽調291名干部;將貴州省煤田地質勘探公司從貴陽遷駐盤縣劉官屯;從華東、中南、河北、遼寧、黑龍江、吉林、京西等煤炭系統抽調干部246名,到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工作;六盤水三個礦區的行政編制各暫定為120人,所需經費由煤炭企業墊支。同時,項目建設抓緊進行,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劉瀾波到水城視察水城發電廠選址,水城發電廠開始籌建;衛生部、煤炭部派出北京醫療隊和華東公司調出的棗莊醫療隊、淮南醫療隊陸續到達水城礦區;山西太原公司調入水城礦區指揮部;全國煤礦召開干部會議,要求在1965年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集中優勢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建設水城、六枝、盤縣等重點煤炭基地……

    1965年8月,中共西南局三線建委抽調大量人才到六盤水支援礦區建設,煤炭工業部從東北、華北、中南、華東、西北及四川、云南等老礦區抽調近2萬人支援西南煤礦建設。煤炭工業部先后成建制、成班子從京西、撫順、鶴壁、峰峰、石嘴山、舒蘭、雙鴨山、開灤、雞西等全國大部分省市抽調1萬余人支援六盤水。

    同時,煤炭部陸續從全國15個省(市)區、25個局(廠、院)成建制抽調建設隊伍支援六盤水。

    三線建設大規模的開發,高強度的投入,資金、技術、人才、勞動力和機器設備等生產要素迅速集聚,在大量企業遷往內地的同時,一大批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及大專院校畢業生,被抽調到三線地區,抽調到六盤水。

    都說這里天無三日晴,每一個有陽光的天氣里,大山里就變得熱鬧絢爛起來,所有能曬東西的地方都占滿了。頭上,樹枝上,房頂上,到處是五顏六色的被子、鞋子。他們太渴望陽光了,不怕曬黑,只怕曬不著。

    一個難得的大晴天,幸運之神眷顧了大山里的三線人。

    1965年11月23日,鄧小平等領導視察了貴昆鐵路關寨建設工地,向鐵路建設者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對筑路大軍的問候,在鐵路建設指揮部領導的請求下,鄧小平同志欣然揮筆題了“關寨站”站名。

    1965年12月2日,煤炭部下發《關于做好支援三線職工調配工作的安排》的文件,對繼續抽調支援三線的技術力量做進一步安排。文件明確規定:嚴格執行“四不調”,即生產學習大隊的職工不調,身體不好、不能勝任工作的不調,戴著四類分子帽子的不調,壯工不調。必須嚴格按照四個條件逐個審查。對技術工人的年齡一般可以不限制,只要身體好,能勝任三線工作的就可以調。

    截至1965年底,參加六盤水三線建設的人員達6萬多人,加上冶金、電力、建材等建設隊伍和當年在貴州、四川招收的9000名輪換工及礦區原有建設隊伍,共10萬余人。

     

    乾坤大挪移

     

    三線建設的方針是“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營”。要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條件確定建設項目,要使三線建設的企業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要遠離大中城市,分散布點,做到即使在打核戰爭的情況下,這些工廠和科研單位也打不爛、炸不垮,能繼續堅持生產和科研,支援前線。

    國家要求,凡不能見效的續建項目,一律縮小建設規模;沿海地區要求增加的投資一律“頂住”,要把資金集中投向三線建設。

     

    貴州的三線建設,是以鐵路為先導,以國防工業為重點,使能源、鋼、機、化學工業等相互配套的全面建設。從工業布局上看,是以貴陽為中心,以六盤水、遵義、安順、都勻、凱里為重點,沿著鐵路干線呈輻射狀態鋪開。

    一場牽動全國的重量級大企業向大西南三線遷移的工作全面展開,勘探、選址、建設等各項建設工作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

    1965年下半年,大、小三線建設全面展開并在全省范圍內形成高潮。

    根據國家計委、國家經委1971年3月8日發出的《關于內遷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統計,從1964年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結束,全國約有380個項目、14506名職工、38000臺設備從沿海遷往內地。

    從1964年到1966年,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三線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西北、西南三線部署的新建、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到300余項。其中鋼鐵工業14項、有色金屬工業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工業10項、森林工業11項、建材工業10項、紡織工業12項、輕工業8項(輕工業包含紡織工業)、鐵道工程26項、交通工程包含鐵道工程11項、民航工程2項、水利工程2項。

    中央一聲令下,全國20多個省、市的100多家一、二線的企業陸續遷入,包建公司、對口支援的老廠和幾十萬科技人員及職工,紛紛奔赴貴州。遷往三線的企業,有的是整建制遷往,有的是一分為二,還有的挑最好的設備和人員遷往三線,總之,一切以三線建設為主。

    由于黨中央三線建設的決心大,任務急,按照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各相關部委加強領導,所有遷建單位提前顧大局,密切配合,老廠提前做好遷建相關設備的檢修,包遷、幫遷、包投產,遷廠時配備最強領導班子,選拔政治條件好、技術等級高的技術工人,僅鞍鋼公司就遷出67個機組和390臺電機設備,并提前進行了全面檢修,使其質量都達到了技術標準。在運輸中7000多噸設備全部完好無損地運到了三線。

    據記載,至1964年底,冶金工業部決定把大連鋼廠、本溪鋼鐵廠以及鞍山鋼鐵公司的部分設備搬遷到貴陽鋼鐵廠;煤炭工業部從吉林、湖南、山東、河北、山西、云南等省和東北、華東等地調集煤炭勘探隊伍支援貴州,迅速開發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與四川攀枝花鋼鐵基地互相配合;農機工業部決定將天津拖拉機廠工具車間、機修車間部分設備遷入貴州農具廠,組成貴陽農機工具廠;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決定將哈爾濱軸承廠和上海微型軸承廠的部分設備和人員調入安順籌建貴州軸承廠(即安順軸承廠);上海第二電表廠、上海電表廠和上海華球電表廠的部分設備及人員調入貴陽,組建西南電表公司。

    1965年12月,煤炭部對所屬的工程處統一編名,共編為95個工程處,其中有27個工程處參加了六盤水煤礦建設。

    據《三線建工簡報》41期記載,1965年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處于全面準備、重點施工階段。全年投資5949萬元,完成6262萬元,超額5%。在全年施工的5對礦井中,六枝礦平峒補套工程(生產能力60萬噸/年),已于年末建成;地宗平峒、老鷹山立井、汪家寨平峒、汪家寨斜井等新開工的4對礦井生產能力285萬噸。共完成掘進1738米,砌碹820米。房屋建筑開工面積20.5萬平方米,竣工面積16.4萬平方米,超過了原計劃。地質勘探提交精查地質報告5個,煤炭儲量達150億噸。六盤水礦區年產原煤12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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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好馬上三線

     

    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一旦確定,全國上下立即行動起來,一、二線搬遷的工廠以及援建的人員,開始奔赴西北、西南地區,幾十萬人馬從條件優越的東部、中部,從城市、院校來到了偏僻、荒涼、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開始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宏大的西部大開發、大建設。

    從1964年起,一大批風華正茂的中華兒女,他們有的新婚燕爾,有的初為人父,有的父母年老體衰,但為了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他們遠離家人,邁開大步,義無反顧地由沿海和祖國的各地,奔赴祖國的大后方,各條戰線和人民解放軍的18萬精英也陸續會聚貴州,一頭扎進西部大山中,無怨無悔地開始了他們披荊斬棘的拓荒之路,打響了貴州三線建設大會戰。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按照黨中央“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精神,來自中央各部委、全國20多個相關省市的100家廠礦企業,近20萬職工和科技人員,迅速地前往貴州,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搬遷,大挪移。他們為了祖國的富強,為了貴州的發展,其中到達六盤水的就有十幾萬人之多。三線建設者來自全國各地,他們滿懷激情、熱血,以博大而寬廣的胸懷,心中裝著祖國和人民的重托,帶著斗志昂揚的社會主義建設激情,來到大山里安營扎寨,安家立業,最終海納百川,成為貴州精神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命與血脈,也融進這片他們曾經為之奮斗過的土地。

    他們仿佛神兵天將,一夜之間,從天而降。

    仿佛一夜之間,三線像一個“戰火紛飛”的戰場,格外火爆。

     

    毛主席的號召就是命令,黨的需要就是使命,三線建設就是前進的號角。到三線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成為廣大熱血兒女的熱切向往。全國各地掀起了三線熱,一時間,“三線”成了最火、最熱的詞,“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成了最響亮的口號。

     

    從銅川出發

     

    2019年7月14日,在六盤水水城古鎮,一幢紅磚小樓格外醒目,這里是中國西南煤炭建設總指揮部的舊址,在二樓當年指揮部的會議室里,正在舉辦一場特殊的同學會。舉辦同學會的是陜西銅川煤炭技術學校66屆畢業生,與以往同學會不同的是,今年的同學會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們是來自母校的全體黨員59人,他們不遠千里從西安趕到六盤水,參加66屆畢業生同學會,看望湯群等18名當年參加六盤水三線建設的老校友,為他們送上學校的問候。

    1966年6月,為了響應國家建設大三線的號召,陜西銅川煤炭技術學校4個班級的160名畢業生,離開母校,登上了前往大西南的火車,來到貴州六盤水盤縣,支援三線建設,成為光榮的“大三線”建設者。

    當年他們來到貴州時,大多在20歲左右,風華正茂,青春勃發,從那時至今,他們在六盤水工作和生活了53個春秋,如今,他們都已兩鬢斑白,成了古稀老人,有的已經離世。面對母校的老師和同學們,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老校友們仍然激情滿懷,他們堅定地說:“我們,沒有給母校丟臉,我們無悔當年的選擇!”

     

    銅川煤校的孫肇立,對當年的動員大會記憶猶新。他曾經在接受參加過三線建設的作家南慶杰采訪時,回憶起當年參加三線時的情景:1966年6月1日,銅川煤炭技術學校召開了66屆畢業生赴三線建設誓師大會。銅川礦務局黨委書記宋丙祥在做政治形勢報告時,要求干部子女一個都不能搞特殊,都要踴躍報名,帶頭奔赴三線。

    當時校領導在誓師大會上宣布:獨生子女、有妻有子、家有年邁體弱老人要照顧,都可以留校就地分配。學生會主席、校團總支書記湯群,符合條件,他是獨生子女,60年代初期隨父親支援西北建設,從上海來到咸陽,后考入銅川煤校,但他卻毅然決然地帶頭報名去三線。在動員大會上,他代表全體畢業生宣讀誓詞:祖國的需要,人民的召喚,就是我們的志愿!我們堅決服從祖國和人民的需要,奔赴三線,為母校爭光,為三秦大地爭光。應屆畢業生群情激昂,熱血沸騰,舉起右拳,莊嚴宣誓:堅決服從分配,為三線建設,為開發大西南貢獻自己的一切。

    符合條件的楊振謀,是銅川市本地人,他家住農村,一家人的生活依靠生產隊工分維持。父母年老多病,喪失勞力。妻子弱智,兒子智障,長年臥床不起,家中生活十分困難,在生產隊是個有名的貧困戶。工作組決定他留校分配,但他卻堅決要求奔赴西南三線建設第一線。最終,楊振謀如愿以償,斗志昂揚地和同學們一道奔赴貴州省盤縣。

    回憶起當年的青春激揚,湯群說,當時領導讓我留校,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我怎么能留校?我在學校召開的參加三線建設動員大會上,代表畢業生發了言,要堅決響應國家號召,聽從組織的分配,到大西南去,到艱苦的地方去。

    “我要說到做到!”湯群鏗鏘有力地說。

     

    記憶是歲月的積淀,記憶最讓人難忘,也最能打動人心。

    如果一個人對過往的記憶,經過時間之河長久的沖刷、浸泡、打磨,卻仍然駐足在心靈深處,清晰可見,一定是那段記憶讓人刻骨銘心,無法忘懷。

    安華珍的記憶力超強,雖然她來到六盤水已經53個年頭,但是當年從陜西出發時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連小細節都記得非常清晰。

    1966年6月8日清晨,初夏的陜北大地已經透綠,微風拂面,田野都是甘甜清新的氣息,新鮮的太陽剛剛露頭,一列火車從遠處開來,停到了銅川宜古村火車站,大團大團白色的蒸汽頃刻間就將整個火車站包圍了,安華珍跟著老師和同學們一起上了火車,車廂里非常擁擠,但大家的臉上都充滿了喜悅和驕傲,他們畢業了,工作了,告別家鄉,告別母校,他們去的地方又是讓人向往的“大三線”,去參加轟轟烈烈的大三線建設,這是多么讓人驕傲和自豪的事情啊!

    這一天,是銅川煤校畢業生奔赴大西南出發的日子,站臺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標語分外顯眼。口號聲、歌聲響成一片,上千名學生家長、礦務局領導和學校師生為學生們送行,千叮嚀,萬囑咐,送別的、激勵的話說了一遍又一遍!

    安華珍是家中老大,她走的時候,疼愛她的奶奶給了她20元錢,父親給她煮了10個鴨蛋,還給她準備了一個小箱子,小箱子是藤條編的,既結實又輕巧實用,是女孩子們喜歡的式樣,安華珍把箱子裝得滿滿的,除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還有她喜歡讀的書和筆記本,她已經想好了,她要記日記,她要記下在三線的青春歲月。父母還給她帶了一床被子和一床褥子、一個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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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華珍剛剛二十出頭,父母千叮嚀萬囑咐,就是不放心,母親不停地哭。好兒女志在四方!縱然有萬般不舍,安華珍心中有一份信念,就是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哪里去,安華珍帶著行李走出了家門。身后是父母不舍的目光,但這些都無法阻止安華珍堅定的步伐,

    安華珍和同學們興高采烈地登上南去的綠皮火車,火車迎著噴薄而出的朝陽,帶著160個年輕人啟動了,轟隆隆,轟隆隆,向著前方行進著。同學們都有些激動,不知道誰帶頭唱起了《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立刻,歌聲得到了同學們的響應,車廂里瞬間開始了大合唱,“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兒安家,祖國要我守邊卡,扛起槍桿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發……”

    沒有誰能擋得住年輕人澎湃的歌聲,沒有誰能擋住年輕人似火的激情,一路上,他們一首接著一首地唱著,《游擊隊員之歌》《二月里來》《十送紅軍》,想起哪首唱哪首,只要有人起個頭,大家立即跟著唱,簡直就是革命歌曲大聯唱,那嘹亮的歌聲在車廂里回蕩,像一曲曲激情火爆的串燒,把同學們的激情和熱情點燃了,歌聲飄出車廂,飄飛在原野和大地,飄向那遙遠的云貴高原。

    安華珍從銅川煤校畢業,她和同學們前往貴州六盤水,三年的學習結束了,他們走向了工作崗位,他們一張張朝氣蓬勃的面孔,像一張張潔凈的白紙,要開始書寫人生最美的文字,要畫人生最美麗的圖畫,要開始嶄新的生活。

    此次,銅川學校分配去貴州六盤水的學生共有160人,學校專門包了一節車廂,還專門派出幾位老師送他們到貴州。他們乘坐綠皮火車,一路到達西安,然后又轉車到達成都,從成都又轉車到達貴陽,由于當時貴陽到六盤水的鐵路還沒修通,安華珍和同學們在貴陽的云巖旅社住了8天。然后,在老師的帶領下,又從貴州轉道云南沾益火車站下車,又乘坐大卡車,幾經輾轉,耗時半個多月,終于抵達盤縣。

    在他們抵達盤縣前,還有一段意外的“插曲”。據銅川煤校的陳冬梅回憶,正當我們信心滿滿,豪情滿懷地向目的地盤縣趕赴時,就在沾益火車站,送我們的校領導和幾位老師卻被紅衛兵造反派帶走了,說他們是走資派。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思潮盛行。就這樣,我們這批從未離開過家和親人的孩子被拋在了舉目無親的陌生地——沾益。后幾經周折,組織上派人來接同學們,然后坐上一輛發亮的大雞眼汽車再出發。

    一路勞頓,一路顛簸,經過數日,安華珍和同學們來到了當時的盤縣(今盤州市)。

    汽車在崇山峻嶺間顛簸前行,坐在大篷車車廂里的安華珍隨著車左右搖晃,天氣陰雨綿綿,山野的風又冷又硬,安華珍感覺自己已經被凍透了。一路上汽車邊走邊停,從沾益到火燒鋪,再到瓦廠、老屋基、月亮田、土城等,分配的名單已經提前定好,一路上,每到一個地方,就有負責人對著名單點名,被點名的同學就下車。再到一個地方,再點名,再下來一批人。一起來的同學,一路上就這樣一個一個地下了車,陸陸續續地分開了。

    一路上,車經常陷在泥坑里,大家還要時不時地下來推車。車一路走,一路停,越往前走,安華珍的心越涼,到了月亮田,心里徹底涼了。她記得在學校時聽老師們說過,六盤水四季如春,可眼前看到的全是荒山,連間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四處漆黑一片,滿目荒涼,大家走著看著,一點點都不吱聲了。女孩子本就多愁善感,有的女同學走著走著就哭了,還有的女同學不好意思當眾哭,怕同學看見,把衣服一脫,用衣服把頭蒙上,悄悄地流淚。

    現實與理想巨大的反差,貴州山美水也美的想象,已經被現實所替代,惡劣的環境和生活條件讓這些年輕人始料不及。

     

    安華珍和另一個女同學分到了月亮田煤礦,一起分來的40個同學中,只有她們兩個女生。安華珍后來才知道,在盤縣月亮田煤礦的是原煤炭部7處,這個工程處是一支善打硬仗、惡仗、險仗的隊伍,是從遼寧調來支援鐵道兵打隧道的工程隊伍,時稱“遼煤支鐵大隊”。這支隊伍在貴昆鐵路建設和隧道工程建設中曾立下赫赫戰功,受到中央首長的贊揚,在黨委書記新阜義,處長趙連才、劉宏亞帶領下,轉戰月亮田礦井建設。

    天下著雨,安華珍和同學們又饑又冷,跟著接他們的人,沿著崎嶇的羊腸小道,踩著泥濘,深一腳、淺一腳地在后面走著。過了拖長江橋,沿著山路走了四五里路,來到位于半山上的營地,是幾間竹笆搭建的席棚,沒有油氈,兩層竹笆席做頂棚,四周用竹笆片,里邊是用竹杠和竹笆搭的大通鋪。這就是她們的宿舍。地下一片泥水,竹笆大床濕成一片,還有從竹笆圍墻上掉下來的茅草泥。“這是兩天前我們冒雨在這兒臨時搭建的竹笆席棚。你們就住在這里,明天到江對岸去報到,辦理手續。”迎接人員說完就走了。

    “外邊下雨,棚里漏水,我們身披濕衣坐在寒冷中瑟瑟發抖。夜幕降臨,風雨兼程一整天的我們又困又餓。我們不盼星星和月亮,盼著天快亮。這是我們奔赴三線崗位第一天的真實情景。天一亮大家就奔向拖長江對岸,想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頓飽飯。我們心急火燎地趕到勞資科報到后,每人領到了18元錢(說是我們見習期的工資)。一位工作人員帶我們到食堂買飯票菜票。誰料想,餓了一天一夜的我們,吃的第一頓飯竟是黑面窩頭,一小碗大米飯和四川榨菜、云南蔗糖,我們大失所望。食堂管理員告訴我們:‘你們初來乍到,又都是十七八歲的學生。處領導交代,你們是剛離開父母的孩子,要對你們多照顧,飯菜要多給一點。你們吃的一小碗米飯,就是照顧你們的。榨菜和蔗糖,是這里最好的下飯菜。我們前段時間吃的是鹽巴拌飯。沒有青菜,我們就上山挖野菜。后來鹽巴吃完了,就吃清水煮野菜。能吃上四川榨菜、云南蔗糖就是高級餐了。你們比我們剛來時可好多了。’聽了他的一番話,我們只有大眼瞪小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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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20天的長途跋涉,辛苦奔波,終于到了地方,安華珍感覺已經有些筋疲力盡,而早于他們到達月亮田的黑龍江和遼寧等地的工人,還羨慕安華珍,因為他們來的時候,條件更差,沒有綠皮火車,也沒有大卡車,都是乘坐悶罐火車來到的六盤水。

    當天晚上,一路在敞篷車上奔波的安華珍,感覺到渾身灰頭土臉的,她想洗漱一下再休息,結果,她找遍了房前屋后所有的地方,也沒有找到水,最后,在別人的指點下,才用稻田里伸出的一個竹筒里流下來的一點點水,湊合著刷了刷牙,洗了把臉。

    踩著腳下的爛泥,看著茶缸里發黃的水,怎么也無法確定,這里就是老師們所說的鳥語花香的所在。這一晚,安華珍躺在吱嘎作響的破木板搭起來的床上,看著透過房頂的漏洞溜進來的月光,和不時從房面上滴下來的雨水,竟然慢慢地睡著了,她太累了。

    從那一天起,安華珍開始了她在月亮田煤礦的職業生涯。

     

    有國才有家

     

    鄉村的六月,被綠油油的田野,裝扮得格外奪目。

    銅川煤校的畢業生柴萬山,臨出發前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他利用學校放假的三天時間,特意回家完婚。雖然是父母給他定的娃娃親,但是他沒有因為讀書出息了就放棄有些“原始”的愛情。三天時間里,從結婚辦喜事,到陪著媳婦“回門子”,再到出發到火車站與同學會合,可以說,他是同學中最忙碌的。同時,他與同學們不同的是,從此,他的心里多了一份愛的牽掛。

     

    柴萬山樸實忠厚,重情重義,或許在他最初的感情世界里,還沒有體會到愛情的滋味,雖然他的婚姻是父母的“包辦婚姻”,但他是男人,男人就是要一言九鼎,凡是應承下來的事情就不能變。雖然結婚以后馬上就要上三線了,他還是按照父母的意見,先在家結了婚再走。由于時間匆忙,當時兩個人一人換了一身衣服,還是舊衣服,在家人的操辦下,匆匆忙忙地把婚結了。

    柴萬山結婚三天后,告別了新婚的妻子,及時地回到了學校,和同學們會合,然后一起出發。離開了老家,那里留下了他的妻子,從此,他心里多了一份牽掛,而這份牽掛帶在身邊,在他以后的歲月里,時刻讓他感覺到幸福溫暖而踏實。

    到三線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沒有誰能阻擋年輕人的熱情和志向。

    雖然三線建設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到三線去,不像戰爭年代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送兒上前線那么壯烈,那么無畏,但是,誰都知道,凡是三線建設的地區,都是非常艱苦和貧窮的地區,正是因為貧窮,國家才要大力支援,既是戰略需要,同時也是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契機。特別是去三線的企業和人員都是優中選優,從條件優渥的城市,到艱苦的大三線,需要的是戰勝困難的勇氣和迎接挑戰的膽略。

    柴萬山熱愛自己的小家,留戀自己的新婚妻子,他想孝順父母,疼愛妻子,但是他心中更有國家這個大家。都說國家國家,有國才有家,雖然他的父母、妻子都是普通人,但他們懂得國家這個大家和自己這個小家的關系。妻子跟他說,你去吧,好好工作,家里有我。

    柴萬山終于到了盤縣,當天晚上他睡在大通鋪上。也許是一路上十幾天的顛簸太疲累了,見到床,他倒頭就睡,第二天起來時,發現自己的一個腳指頭沒有了,原來是被老鼠啃了,而他竟然渾然不覺。當時還有工友笑話他,居然老鼠啃你腳指頭你都不知道。可見,當時他累到什么程度。

    山上的老鼠太多了。這之后,柴萬山還多次與老鼠“親密”接觸,有一天晚上,他睡到半夜,發現他的頭發被什么東西拽住了,他心想,是不是掛到席棚子上了,挪一挪身子,發現還是被拽住了。他就讓工友幫看看是什么東西拽住了頭發。工友一看,原來是只大老鼠,在用力地拽他的頭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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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以上世紀六十年代貴州六盤水三線建設為重點,講述了三線建設者們感人的奮斗歷程和他們的青春軌跡。謳歌了三線建設的英雄們,用忠誠與擔當,以不懼生死的勇氣和智慧,為歷史鐫刻下奮斗者身姿,成為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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